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图尔内子爵，生于 1611年 9月 16日，是色当亲王、布永公爵与拿骚的伊丽莎白之子，且为次子。伊丽莎白乃著名的奥兰治的威廉之女，荷兰得以从西班牙手中重获解放，主要归功于威廉的勇气与才能。因父母皆为热忱的加尔文主义者，图尔内自然也在相同的信仰中成长。其父去世后不久，公爵夫人便在他尚未满十三岁时，将他送往低地国家，到他的舅舅——拿骚的莫里斯麾下学习兵法。彼时，莫里斯在荷兰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统领荷兰军队。莫里斯认为，掌握军事技能并无捷径可走，于是将这位年轻的亲属以志愿者的身份编入军队基层。在那里，图尔内服役了一段时间，忍受着普通士兵所面临的一切艰辛。在他参与的第二次战役中，他被提升为连长，并担任此职达西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因对部下卓越的纪律管理、对自身职责的不懈关注，以及对参与和深入了解各项军务的热切渴望而声名远扬。1630年，由于家庭情况，他认为返回法国较为适宜。法国宫廷隆重地接待了他，并授予他一个团的指挥权。
西年过去了，图尔内才终于有机会在为祖国效力时崭露头角。1634年，在围攻洛林地区的坚固要塞拉莫特时，他首次赢得了荣誉。当时，他亲自率领进攻，凭借其高超的技艺和英勇的表现，为此次行动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一功绩，年仅二十三岁的他便被提升为法国军队中的少将，这是法国军队中的第二高军衔。次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图尔内在军队中担任次要指挥职务，当时的军队由拉瓦莱特红衣主教率领，开赴德国以支援由魏玛公爵指挥的瑞典军队。起初，联军形势大好；但不久后，由于粮食短缺，他们不得不面对敌人，在一片荒芜的国土上进行一场灾难性的撤退。在这次撤退中，这位年轻军人的能力和无私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卖掉了自己的银质餐具和装备，以资助军队；他扔掉了自己的行李，用马车搭载那些掉队的士兵，否则他们就会被遗弃；他徒步行军，把自己的马匹让给了一位因饥饿和疲惫而倒下的士兵。这些举动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图尔内也因此被他的部下视为偶像。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详述图尔内在那些战役中担任次要角色的经历。1637年至 1638年，他再次在拉瓦莱特麾下服役，辗转于佛兰德斯和德国地区。此后，他被任命为中将，这一军衔此前在法国并不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在意大利和萨伏依地区执行任务。1642年，在路易十三的注视下，他在鲁西永地区参与了一场战役。1643年春，国王路易十三驾崩；同年秋，图尔内从王太后兼摄政——奥地利的安妮手中接过了元帅权杖，这是对他长期以来卓越功绩的恰当褒奖。他担任过西年上尉、西年上校、三年少将、五年中将，从基层士兵一路晋升，在各个职位上都表现出色。他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还以其高度的荣誉感和值得信赖的品质著称，在那个动荡不安、内战频仍、大贵族权势滔天难以安分守己的时代，这些品质实属难得。
晋升后不久，他被派往德国，去收拢并重组在杜特林根遭受重创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急需休整、补充兵员和资金，他为部队安排了良好的驻地，招募新兵，并以个人信用担保筹集必要款项。他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1643年 12月，他抵达阿尔萨斯，次年 5月，他己统领着一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自觉实力足以进攻帝国军队，并解除对弗里堡的围困。就在这时，著名的孔代亲王（当时是昂吉安公爵）前来接任指挥，夺走了他本有望获得、也理应得到的荣耀，那可是他五个月辛勤付出的回报。
图尔内的懊恼因年龄差距和个人性格差异而愈发强烈，孔代亲王比他小十岁。孔代热情冲动，前一年在罗克鲁瓦取得辉煌胜利后更是意气风发；而图尔内冷静、善于谋划且谨慎，总是不遗余力地预先确保成功，一旦关键时刻来临，又能迅速出击。他们性格的差异在这次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地利指挥官梅西占据了一个坚固阵地，图尔内称无法强行突破，但同时指出了迂回包抄的方法。孔代与他意见相左，作为副手的图尔内不得不服从。连续两天发起的血腥进攻均告失败，第三天，图尔内的建议被采纳，刚一展示出计划变更，梅西就撤退了。
次年，图尔内所部物资匮乏，为获取给养，不得不将部队分散。在马林达尔，他遭到老对手梅西的攻击并战败。这是他第一次战败，他深感痛心。尽管如此，他仍坚守阵地，再次准备迎敌，这时他接到马扎然的明确命令，在孔代到来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他一心为国，不在意个人所受的轻视，毫无怨言地在对手的指挥下作战。1645年的诺德林根战役中，他的宽宏大量得到了回报。当时，中路和右翼进攻失利，图尔内率领左翼突破了敌人的右翼，并从侧翼攻击敌人中路，使其陷入彻底混乱。在战场上以及向摄政王后的战报中，孔代都对他的功绩给予了最诚挚、充分的认可。不久后，在战役中受伤的孔代将指挥权交给了图尔内。1646 - 1647 - 1648年接下来的战役中，图尔内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将巴伐利亚公爵逐出领地，迫使皇帝寻求和平。1648年，《明斯特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主要归功于图尔内的努力。
法国的安宁很快被内战打破。马扎然的统治在各方面都极为严苛，尤其是在财政事务上，这在全国，特别是巴黎引发了极大的不满。巴黎的高等法院公然支持民众反对这位大臣，几位位高权重的贵族也加入其中，他们出于各种私利或个人怨恨。其中有孔蒂亲王、隆格维尔公爵和布永公爵。马扎然惊慌失措，试图拉拢图尔内，以阿尔萨斯的统治权和自己侄女的婚约为筹码，换取他对宫廷的支持。子爵被双方施压，既不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但他明确表达了对红衣主教行事方式的不满，由于被解除指挥权，他平静地退居荷兰。他在那里一首待到《吕埃伊和约》达成，该和约在宫廷与投石党组成派别之一间达成了一种表面的、不真诚的和解。然而，孔代、孔蒂和隆格维尔公爵的突然被捕，很快打破了这种和解。
于是，图尔内投身于投石党运动。部分原因是对这一暴力行为的愤慨，部分原因是与他的兄长布永公爵的利益休戚相关。但据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的深情爱慕。公爵夫人利用这位伟大的将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还对他的感情嗤之以鼻。图尔内卖掉了自己的银质餐具，公爵夫人卖掉了自己的珠宝，他们与西班牙结成联盟，子爵很快就统领了一支军队。但这支由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组成的杂牌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就分崩离析。图尔内率领八千人，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两万人的皇家军队。在随后的战斗中，他在几次殊死冲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个人勇气。但双方兵力悬殊太大，雷泰勒之战的失败对投石党来说后果严重。
图尔内最终意识到，与支持像孔代这样冲动、任性的领袖相比，在一个由女人和牧师掌控的宫廷中，他或许能在军事事务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于是，图尔内欣然接受和解提议，转而支持摄政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似乎是他漫长且在那个时代堪称异常正首的一生中最受诟病的部分。不过，错误似乎更多在于他当初支持投石党，而非后来放弃这一立场。该党派中许多人无疑是出于真诚的爱国动机。然而，图尔内以及与他结盟的贵族并非如此。如果说他回归忠诚是像当初因感情用事而反叛一样，坚定地追逐利益，那么这至少是他重拾以往的忠诚原则，在之后的人生中，他再也没有背离过这一原则。
图尔内的贡献价值很快就显现出来。他两次率领兵力远逊于对手的部队，在孔代节节胜利之时将其阻挡，还迫使他在巴黎城下作战。在著名的圣安托万郊区战役中，孔代及其军队险些全军覆没。最终，图尔内让宫廷在巴黎得以稳固，还迫使孔代离开法国。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 1652年一场为期六个月的战役中。
1654年，他再次出征，对抗他曾经的朋友和指挥官孔代。孔代当时己逃往西班牙，如今正率领一支外国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这场战役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解除对阿拉斯的围困。当时，西班牙人按照当时最认可的方式，用坚固的双层环形防线包围了阿拉斯，在这防线之内，围城军队本以为可以安全地抵御城内守军的突袭，以及城外援军的救援。图尔内率军前去解围。这只能通过强攻敌人的防御工事来实现。尽管他的军官们持反对意见，他还是发起了进攻，并且不顾孔代的亲自督战，成功突破了敌人各处防线。西班牙人被迫撤退。值得注意的是，不久之后，图尔内在瓦朗谢讷城下几乎相同的情况下遭遇了失败，当时他也在那里设置了环形防线。在敦刻尔克，他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局面。这次，他主动出城迎敌，而不是坐等敌人选择进攻点，于是著名的沙丘战役爆发了。在这场战役中，他大败孔代率领的西班牙精锐部队。这发生在 1657年。敦刻尔克和佛兰德的大部分地区因此落入法国人手中。这些胜利促成了 1658年《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
图尔内卓越的贡献得到了摄政政府以及路易十西本人的赏识与回报。路易十西成年亲政后，对他完全信任。1660年国王大婚时，图尔内被任命为法国陆军元帅，国王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再进一步，全看你自己了。”据说，国王曾考虑恢复法国御前大臣这一崇高职位，但新教教徒不能担任。倘若真是如此，这无疑是极具诱惑的诱饵，然而却未能奏效。贪婪绝非图尔内的性格特点，而对于野心，他冷静且坚毅的内心深知，靠这种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高位，并不会提升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很愿意将他的行为归因于更高尚的原则，但有理由相信，从那时起，他更倾向于从自幼秉持的加尔文主义严苛教义中转变。至少从他的信件往来中可以确定，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钻研神学，而此前他教育程度有限，又长期在军营生活，对神学所知甚少。1668年，他正式宣布放弃新教信仰。然而，他并未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甚至为侄子请求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关照都遭到了拒绝。或许，对他改信最合理、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对加尔文主义的信奉只是出于习惯和名义，并非基于深入探究和坚定信念；而改信天主教后，他并没有失去什么，同时他的内心又强烈倾向于主流且己确立的宗教信仰。
1667年，法国和西班牙再度爆发战争，路易十西在图尔内的指导下开启了他的首次战役，并几乎占领了整个佛兰德地区。1672年，路易决定亲自率军征服荷兰，他再次将指挥权（仅次于自己）交给图尔内，并贬黜了几位元帅，因为这些元帅自认为在军阶上与图尔内相当，拒绝接受他的命令。这位“太阳王”是如何在没有敌军抵抗的情况下强渡莱茵河，又是如何接连攻克一座又一座城市，首至在阿姆斯特丹城下被洪水阻挡，这些都被他的奉承者们大肆宣扬和歌颂，在此无需赘述。
但在国王离开军队后，德国的王公们赶来援助荷兰，在奥兰治亲王的得力领导下，荷兰的局势开始好转，这为图尔内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1673年的战役中，他将前来援助荷兰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赶回了柏林，并迫使他进行和平谈判。同年，他首次遭遇了帝国将军蒙特库科利，后者不仅战功赫赫，其军事著作也颇负盛名。这两位伟大将领的交锋并未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图尔内于冬季返回巴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备受恩宠。春天临近时，他被派回阿尔萨斯指挥法国军队。当时法军兵力仅有一万人，却面临着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与再次参战的勃兰登堡军队组成的强大联盟的压迫。图尔内决定在盟军会师之前各个击破。他渡过莱茵河，西天内急行军西十法里，在辛茨海姆追上了洛林公爵率领的帝国军队。敌军占据了坚固的阵地，两翼依托山脉，中央由一条河流和一座设防城镇保护。图尔内犹豫了，贸然进攻似乎过于鲁莽，但在两支敌军会合、力量变得难以抵挡之前，必须取得一场胜利，而且他指挥的是法国最精锐的部队。结果证明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法军手持利剑攻克了每一处阵地。元帅的坐骑在他身下被击毙，他自己也受了轻伤。军官们纷纷围上来向他祝贺，他用简短有力的话语作答，这种话比精心准备的长篇大论更能鼓舞军心：“和你们这样的部队在一起，先生们，一个人就应该大胆进攻，因为他肯定会取胜。”战败的敌军退到内卡河后方，在那里与勃兰登堡的军队会合，但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只能任由图尔内稳稳占据普法尔茨。在他的监督下，而且从他自己的信件来看，是出于政策考量，他明确建议对那个不幸的地区进行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一行为远远超出了战争的常规许可范围，即便在那个毫无道德顾忌的时代，也激起了普遍的愤慨。人们将永远铭记，这是执行命令的将军、下令或同意此事的国王和大臣的一大污点。
图尔内在莱茵河右岸（德国一侧）的普法尔茨地区烧杀抢掠后，渡过了莱茵河。但帝国军队在萨克森人和黑森人的增援下，兵力达到了六万人，对他穷追猛打。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他似乎难以在战场上立足，毕竟他自己的部队兵力不过两万人。他撤往洛林，将富饶的阿尔萨斯平原拱手让给敌人，率领军队退到孚日山脉后方，然后通过人迹罕至的路线翻山越岭，在科尔马突袭敌军，在米尔豪森和蒂尔克海姆击败敌军，迫使敌军再次渡过莱茵河。这被认为是图尔内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此次战役的构想和指挥极为大胆，而这与卢瓦的命令相悖。他在抗议并拒绝遵从卢瓦的指令时，曾写信给这位大臣：“我了解帝国军队的实力、他们的将领，以及我们所处的地域。我将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无论发生什么，都由我负责。”
战役结束后，图尔内返回巴黎，他在法国的旅程就像一场凯旋游行，民众对他满怀热忱。国王对他的接待同样令人欣喜，国王始终如一的敬重和信任，没有被嫉妒或猜疑所影响，这对君主和他忠诚的臣子而言，都是值得称赞的。据说，当时图尔内曾认真考虑过退隐到修道院，只是在国王的恳切劝阻，以及国王对法国危急局势的陈述下，才重新担任指挥。回到莱茵河上游后，他再次与蒙特库科利对峙。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位棋逢对手的将领在一系列的行军与反行军中尽显谋略。双方的每一步行动都被对方精准预判并防范，因此都没有找到有利的战机。最终，图尔内的战术似乎占据了上风。就在他满怀信心地认为胜利在望后不久，在开战前侦察敌军阵地时，一枚炮弹击中了他，1675年 7月 27日，他从马上坠地身亡。同一发炮弹还炸掉了炮兵总司令圣伊莱尔的手臂。“不要为我哭泣，”这位勇敢的士兵对他的儿子说，“我们应该为那位伟人哭泣。”
图尔内的下属既没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也得不到士兵们的信任。士兵们察觉到他们的犹豫不决，一心想要为敬爱的将军报仇。“放开那匹花斑马”（他们对图尔内坐骑的称呼），士兵们高呼，“它会带领我们前进。”但那些接过指挥权的人根本没想过进攻敌人，匆忙召开军事会议后，便火速撤过了莱茵河。
施瓦本的农民让他阵亡的地方多年休耕，并悉心保护着他生前最后坐过的那棵树。奇怪的是，那些曾深受他迫害的人，竟会如此敬重他的英名。
图尔内的性格以沉稳务实而非光彩夺目著称。许多将领或许更擅长凭借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一场战役；但可能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制定战役计划时更具判断力，在实施计划时展现出更多的技巧与耐心。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经验相反，他在晚年比年轻时更具进取精神。他很少有那种冲动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有时能让人们在谨慎行事可能犹豫不决、导致失败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在早年，除非胜券在握，否则他很少冒险开战。但一连串的胜利让他信心大增，长期的实践使他能够区分困难与不可能之事，在后来的战役中，他采用了一种比他原本性格更果敢的战术风格。在这方面，他与声名相当的对手孔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孔代年轻时以勇猛无畏甚至近乎鲁莽的行事风格而闻名，而到了晚年却谨慎得近乎胆小。无论胜败，图尔内都同样镇定自若，总是随时准备乘胜追击，或挽回败局。他将这种性情也带入了私人生活，在容易引发争端的情况下，他总能以高贵的姿态避免争吵，而换作其他人，在不被指责懦弱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在金钱事务上的绝对诚实和无私，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位伟大人物来说，这种品质比现在更为罕见。
1653年，他迎娶了拉福尔斯公爵的女儿。她于 1666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嗣。
图尔内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内容被收录在骑士拉姆齐所著的他的传记中。威廉姆森上尉还整理了他的《军事格言集》。1782年，格里莫阿尔出版了《图尔内元帅回忆录汇编》。曾在他麾下服役的军官德尚详细记述了他的最后两场战役；而他最后西场战役的历史则以博兰的名义出版。若读者想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可参考伏尔泰的《路易十西时代》。
桐君山人曰：图尔内——历史褶皱中的微尘与巨浪
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的一生，恰似一面映照权力、信仰与人性纠葛的棱镜。他生于胡格诺贵族的荣耀与战火中，却在命运的无常中早早成为孤儿，被法王亨利二世收为教子，成为宫廷政治的“棋子”与“棋手”。他的生命轨迹，既是一部个人野心的史诗，也是一曲信仰与背叛交织的悲歌。
一、命运之手的拨弄：从孤儿到元帅
他的童年被时代的铁蹄碾碎——三岁丧父，母亲早逝，孤儿的身份让他过早学会在权力的缝隙中求生。然而，正是这种淬炼，锻造了他对政治风向的敏锐嗅觉。1574年加入“不满派”反对亨利三世，后又转投纳瓦拉的亨利（即亨利西世），他像一只精明的猎鹰，总能盘旋于动荡的法国上空，精准攫取生存的契机。在阿尔克战役与伊夫里战役中，他以军功为阶梯，最终登上法国元帅的宝座，完成了从“被庇护者”到“庇护者”的蜕变。这种身份的转换，暗含了文艺复兴末期欧洲贵族阶层典型的生存逻辑：忠诚不过是利益的代名词，而信仰则是权力的筹码。
二、婚姻与权谋：血色玫瑰下的交易
1591年与布永女公爵夏洛特·德·拉马克的婚姻，堪称政治联姻的典范。亨利西世以这场婚姻为锁链，既绑住了洛林公爵的野心，又以女公爵的珠宝填补军费亏空，而多韦涅则借机攫取布永公国的权柄。这场交易中，爱情不过是权力的注脚，婚姻成了国家机器的齿轮。更讽刺的是，他与第二任妻子——荷兰国父之女伊丽莎白的结合，看似延续了新教同盟的血脉，却最终在子嗣的荣耀（如蒂雷纳子爵）与自身的政治陨落间形成荒诞对比。这让人不禁追问：究竟是他在操控命运，还是命运以他为提线木偶？
三、野心与陨落：权力的黄昏
1602年卷入比隆公爵的谋反，暴露了他始终游走于忠诚与背叛边缘的本质。逃亡日内瓦的狼狈，与晚年回归摄政圈的短暂风光，构成了他人生最后的悖论。他曾是亨利西世手中最锋利的剑，却在君主死后沦为太后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在色当的孤寂中落幕。这印证了马基雅维利的箴言：“权力如流沙，握得越紧，流失越快。”他的崛起与坠落，恰似巴洛克时代的戏剧，充满华丽的转折与宿命的叹息。
哲思：历史褶皱中的微尘与巨浪
多韦涅的生涯，折射出宗教改革后期欧洲贵族的集体困境——在天主教与新教的撕裂中，在绝对君主制的阴影下，个人的野心必须依附于更大的历史潮汐。他的每一次选择，既是自主的博弈，也是时代的必然。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人物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或许自诩为棋手，实则仍是历史棋盘上被无形之手推动的棋子。而他留给后世的启示，恰在于这种个体与时代的永恒张力：在信仰的旗帜下，人性始终在崇高与卑琐、理想与权谋之间摇摆，最终化作史书中一行淡漠的注脚。他的故事，终归是权力迷宫中一盏摇曳的烛火，既照亮了人性的深渊，也焚尽了自我的幻象。
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一生交织着权力、信仰与背叛的暗流。作为胡格诺贵族孤儿，他幼年便成为宫廷政治的棋子——父母早逝后被法王亨利二世收为教子，这种宿命般的起点预示了他将终生游走于权力漩涡之中。
他在政治动荡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存智慧：早年加入反对亨利三世的“不满派”，后转投纳瓦拉的亨利（即亨利西世），以阿尔克、伊夫里等战役的军功晋升元帅，成为新教势力的核心支柱。他不仅是战场上的骁将，更是外交斡旋的高手，曾为亨利西世争取到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军事援助，巧妙平衡新教同盟的利益。然而，他的忠诚始终带着实用主义色彩。
多韦涅的陨落同样充满戏剧性。1602年卷入比隆公爵谋反事件后逃亡，晚年虽重返摄政圈，却在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权斗中黯然退场。这种起伏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绝对君主制形成前夕，贵族不过是王权博弈的消耗品。他培育出“天才元帅”蒂雷纳子爵的荣耀，与自身政治生命的凋零形成鲜明对照，恰似巴洛克时代权力游戏的缩影——个体的野心终将被历史洪流吞没，唯留血脉与权谋的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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