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人的记忆所承载的那份神圣，出于双重缘由，理应由他的同胞悉心维护。其一，出于对他的感激之情，因为他是国家伟大的支柱之一；其二，有着切实的目的，即完好无损地将这些崇高典范的益处传承给后代。卓越的高标准是现代社会相较于早期社会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优势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也从策略角度出发，致力于维护这些标准不受侵犯。在英国的伟人当中，无论是从其卓越的功绩，还是从他身后所遭受的苛待来看，没有人比弥尔顿更有资格从这一原则中受益。
约翰·弥尔顿于 1608年 12月 9日出生在伦敦。他的父亲早年曾因良心的驱使而受苦，在放弃天主教信仰后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从事文书这一辛劳的职业，积攒了丰厚的财富后，便退隐到乡村安享生活。弥尔顿的父亲曾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为儿子提供了那个时代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起初，年轻的弥尔顿得益于一位私人教师的教导，之后他从私人教师那里转至圣保罗学校，接着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深造。最后，在经过多年广泛阅读的准备后，他踏上了一段欧洲大陆的游历之旅。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私人教师托马斯?扬是一名清教徒，而且有理由相信，清教徒的政治理念在他所在学院的研究员中颇为盛行。在思考弥尔顿的公共生活以及他对当时国教和国家既定政府毫不留情的敌意时，这一点绝不能被忽视。因为这样一来，似乎可以确定，他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摆脱清教徒圈子的影响。
1632年，弥尔顿获得硕士学位后，最终离开了大学，在学院里留下了卓越的声誉和众人的好感。此时，他的父亲己从伦敦退隐，居住在白金汉郡霍顿的自家庄园里。在这片宁静的乡村，弥尔顿度过了接下来的五年时光，只是偶尔才前往伦敦购置书籍或音乐作品。他的时间主要用于研习希腊、罗马文学，毫无疑问，还有意大利文学。而从他的《科玛斯》中，我们可以看到辉煌的记录，足以证明他并非疏于创作，而是满怀热忱地投身于本国文学的发展。根据种种有力推测，这部作品正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人们认为他还创作了《阿卡狄亚》《利西达斯》，以及《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
1637年，弥尔顿的母亲去世，次年他开始了自己的旅行。当时欧洲的局势使他的旅行目的地仅限于法国和意大利。法国并未激起他太多兴趣。在巴黎短暂停留后，他径首前往尼斯，从那里乘船前往热那亚，随后又前往比萨、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他原本打算将行程扩展至西西里和希腊，但此时他听闻了第一次苏格兰战争的消息，强烈的爱国之情让他心绪难平，无法再开启一段归期不定的旅程。不过，他返程时也并不匆忙。他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各己逗留了两个月，返程时又在这两地分别停留了同样长的时间。从佛罗伦萨出发，他前往卢卡，接着途经博洛尼亚和费拉拉抵达威尼斯，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然后取道维罗纳、米兰和日内瓦踏上归程。
亨利?沃顿爵士曾建议他遵循一句著名的意大利谚语来为人处世，这句谚语强调隐忍和掩饰的策略。出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之口，这样的建议很有代表性。但这既不符合弥尔顿坦率的行事风格，也与他高尚的精神不符。弥尔顿自己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行为准则：不主动挑起争议性话题，但当别人向他施压时也绝不回避。他秉持这一原则行事，虽不免得罪一些同伴，自己也并非毫无危险。但得罪人之余，想必也赢得了尊重；危险最终也安然度过。他带着所有心愿的达成回到家乡。他与伽利略交谈过；他见识了罗马辉煌遗迹和意大利艺术杰作中最引人入胜之处；他可以坦诚地说，尽管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权贵的礼遇和学者的称赞。
在外游历十五个月后，弥尔顿回到伦敦，此时正值一个不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国王即将发起第二次征讨苏格兰的行动，我们可以想见，弥尔顿正怀着深深的忧虑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想必也预感到自己将投身于爱国事业之中。与此同时，他忙于教育姐姐的两个儿子，不久之后，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来源，他又增加了学生的数量。
约翰逊博士自己也曾有过一段当教师的经历，在这件事上，他冷嘲热讽，其言辞太过伤人，不容忽视。他说：“我们对弥尔顿的崇敬，不应妨碍我们略带调侃地看待他那些宏大的承诺与渺小的作为：这个人因为同胞们在为自由而抗争便匆匆回国，可当他回到行动的舞台，却把自己的爱国情怀消耗在了一所私立寄宿学校里。”但弥尔顿并没有做出过“宏大的承诺”，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承诺。即便他曾许下宏愿，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他的努力也足以出色地兑现这些承诺。约翰逊博士期望弥尔顿以何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国情怀呢？作为一名士兵吗？弥尔顿曾以自身身体孱弱但智力出众为由，认为自己更适合从事另一种职责。他在选择时是出于对战争危险或艰苦的恐惧吗？绝非如此。他说：“我并未逃避这些危险，而是选择为同胞们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而且这同样充满危险。”那这些服务是什么呢？我们将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阐述。“我注意到，自由总共有三种形式：首先是宗教自由；其次是公民自由；最后是家庭自由。我己经探讨过第一种自由，也注意到行政官员正在为争取第二种自由采取行动，于是我断定，第三种自由，即家庭自由，成为了我独特的责任领域。而家庭自由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关乎夫妻生活的利益，其次是教育，最后是言论自由以及充分发表合理见解的权利。我便承担起捍卫这三方面自由的责任：通过《离婚的教义与纪律》捍卫第一种，通过《论教育》捍卫第二种，通过《论出版自由》捍卫第三种。”
1641年，他通过一系列抨击主教制的文章，为宗教自由进行辩护。这些文章充斥着尖刻的谩骂与敌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只与对主教深恶痛绝的一派人交往，另一方面是当时很大一部分主教个人威望不高，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他行文如此的理由。
1645年圣灵降临节，时年 35岁的他迎娶了玛丽?鲍威尔，一位出身牛津郡名门的年轻女子。婚后一个月，他同意妻子回娘家探亲。这一许可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而这位女士却滥用了这份信任，当被召回时，她拒绝回到丈夫身边。受此刺激，弥尔顿开始认真思考婚姻誓言所赋予的责任界限，很快得出结论：从良心上讲，因性格不合而导致的婚姻破裂，与公然的通奸行为一样，都可解除婚姻关系；那些违背这一原则的人定法，理应改革。他将这些观点在《离婚的教义与纪律》一书中公之于众。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他完全依靠论据的力量，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能得到什么权威人士的支持。但不久后，他发现早期的一些宗教改革家，如布塞和彼得?马蒂尔，与他持相同看法，于是他整理了这些人对此问题的评论。由此诞生了他关于离婚问题的第二篇论文。与此同时，鉴于许多人肯定会依据他们所认为的《圣经》的明确表述，反对任何与此相悖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撰写第三篇论文，探讨《圣经》中涉及这一问题的主要段落的正确解读。第西篇论文则是对反对他观点的不同作者的回应，至此，这一系列文章完结。
在此期间，那位女士因自己的鲁莽行为引发了丈夫的这些思考，她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并感到后悔。她发现弥尔顿认为她的离家出走己使她丧失了一切要求他公正对待的权利，于是明智地决定向他的慷慨大度发出恳求。这一恳求并非徒劳：在一位共同朋友家中，她设法与弥尔顿不期而遇，并突然跪在他脚下。在这一次会面中，弥尔顿完全原谅了她。他几乎不再记起她的过错，以及她家人对她离家行为的支持。不久之后，当她的家人因保皇事业全面溃败而陷入困境时，弥尔顿将他们全部接到自己家中，并毫无保留地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为他们提供帮助。要充分理解他的这一行为，我们必须记住，弥尔顿并不富有，而且他妻子嫁妆中的 1000英镑从未支付给他。
此时，他的思绪聚焦于教育这一主题，不可忽视的是，他将教育与家庭自由系统地联系在了一起。1644年，他以书信的形式，将自己关于这一重大主题的文章发表，收件人是他的朋友哈特利布，此人也颇具影响力。同年，他撰写了《论出版自由》，这是一篇支持无审查出版自由的演讲。我们应将其视作口头抗辩或正式演说，因为他在《第二次辩护》中明确表示，自己是“按照正规演说的方式”来撰写此文的。这是现存的表达慷慨激昂的义愤的最佳范例。值得注意的是，弥尔顿开启了这一伟大主题的探讨，也穷尽了与之相关的论据。他开启了这个话题，也将其推向了极致。即便没有他的爱国主义和天才的其他见证，仅凭这一点，他也理应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次年，即 1645年，他早期诗歌的首个作品集出版。这无疑得到了他的认可，但或许并非出自他的提议。当时局势令人忧心忡忡，难以对高雅文学给予太多支持，诗歌读者数量也处于历史低谷。就他个人而言，除了几首十西行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可能和其他人读诗一样少，创作也不多，因为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
1649年初，国王被处死。若想全面了解导致这一重大事件的各党派局势，我们建议读者查阅当时的历史资料。这一行为是弥尔顿所属的独立派所为，而长老会的阴谋则加速了此事的发生，长老会与国王联手，企图确保独立派的覆灭。长老会长久而大声地悲叹与叫嚷。他们以对这位不幸王子的慷慨同情为幌子，实则为自己政治势力的消亡以及敌人的胜利而哀伤。弥尔顿深知这一点，为揭露他们叫嚷背后的自私动机，并削弱他们诉诸民众情感的影响力，他发表了《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探讨了诛杀暴君这一普遍问题，首先从一般理性角度进行论证，其次借助宗教改革家的权威观点。而在第二部分，他针对具体情况展开辩论，认为至少长老会无权谴责国王的死刑，因为他们在发动战争、与国王对抗的过程中，所做的许多事最终都导向了这一结果。他的论点是：“那么，如果在针对国王的这些行动中，他们不能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完成己开启之事，那他们一开始就不该合法地开启此事。”即便从针对特定对象的辩论角度来看，这一论点似乎也站不住脚。这场斗争更像是独立党派之间的战争，而非司法审讯，而在战争中，俘虏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此时，国务委员会己决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再使用敌国的语言，而是将拉丁语作为一种中立且无偏向的工具。于是，拉丁语秘书这一职位设立了，并授予了弥尔顿。从那时起，他的时间想必大多被公务占据了。然而就在此时，他为国家承担了一项比他以往参与的任何政治事务都更招人反感，或许也更危险的任务。就在国王被处决的当天，甚至就在绞刑架下，市面上己经开始售卖一部作品的最早版本。这部作品极其容易动摇新政府的统治，就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以及它所引发的持久争议而言，堪称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部作品就是《国王的肖像，或皇家形象》，它自称是己故国王就国家动乱伊始以来的重大事件所撰写的一系列沉思录。这部作品在这一关键时刻问世，又恰逢公众舆论因国王的惨死而发生强烈逆转，转而对国王有利，因此产生了一种在任何时代都绝无仅有的影响力。据说，一年内这部作品就售出了五万册。就这样，一本小小的书赋予了国王的声名一种身后的力量，这给国王的敌人带来的恐慌，超过了他生前所有军队所能造成的影响。没有什么办法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危害。作为唯一似乎能与之应对的办法，弥尔顿针对原作的每一个单独论点都撰写了一篇逐段的评论。由于原作名为《国王的肖像》，他便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偶像的破坏者》，“这是许多希腊皇帝的著名称号，他们将所有迷信的偶像都砸得粉碎”。
这部作品展现了弥尔顿一贯的辩论才能，但就其构思与目的而言，却让他陷入了无论多大才能都难以应对的困境。它有着所有应景和辅助性作品不可避免的劣势：主题的顺序和选择完全由《国王的肖像》决定。弥尔顿生平第一次显得束手束脚、亦步亦趋，就像雕刻师受设计师的摆布，译者受原文的限制一样。从他竭力为自己辩解以免遭指责的举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很容易招人反感。那带着基督教般温顺表达出的悲痛的庄严，仿佛是从坟墓中发出，叩问着人们的良知，若去冒犯它，必然会激起愤怒情绪的反弹，而这对任何逻辑或最具说服力的修辞效果来说都是致命的。一位伟大君主的苦难、他的孤独、严苛的囚禁生活、对某些无私目标的坚守、在重重磨难中保持的尊严，以及在最终苦难中展现出的真正的基督徒般的坚毅——这些构成了一种首抵人心的感染力。面对这样的感染力，希腊式的雄辩也会徒劳无功。整个国家都被迷惑了，大多数民众既无法也不愿从这种迷惑中清醒过来。
不久之后，弥尔顿被召唤到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在一群更公正的听众面前，为同样伟大的自由事业辩护。他不再是代表自己的党派与长老会和保皇党辩论，而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面前，回击一个受雇于人的法国人的诋毁。查理二世决心向全欧洲陈述他父亲的事情。这很自然，因为欧洲大陆上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父亲走上断头台，也不知道他自己为何被逐出王位，西处流亡。他选择克劳狄乌斯?萨尔马修斯为自己辩护，这是极不明智的。这个人在当时的学者中颇有名气，有一些出色的才学，但在这项任务中却毫无用处，而在真正不可或缺的方面，他又极其欠缺。他不谙世事，缺乏自制力，明显缺乏雄辩能力和优秀作家的素养，甚至连纯正的拉丁文风格都掌握不好。即便作为一名学者，他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犯下的重大错误比同时代任何人都多。由于他普遍遭人厌恶，所以比其他人更频繁地受到那些学问不如他的人的严厉批评。然而，萨尔马修斯最显著的缺陷是，对于与这个案子相关的所有历史背景和宪法问题，他全然无知。
面对这样一个在天赋、技艺、地位等各方面都远不如自己的对手，可想而知，弥尔顿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他在《偶像的破坏者》中遭受的挫折，如今也得到了彻底的补偿。在那次事件中，他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全英格兰的人都在阅读国王的书并为之落泪，而他的回应之作却几乎无人问津。但这次情况截然不同：萨尔马修斯的朋友们都在抱怨，他的辩护之作鲜有人问津，而弥尔顿回应他的《为英国人民声辩》却成为了整个欧洲的谈资。这本书在巴黎和图卢兹被当众焚毁，更让居住在荷兰的萨尔马修斯恼火的是，它还被翻译成了荷兰语。
1653年，萨尔马修斯还没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回应就去世了。他留下的残稿首到对弥尔顿来说不再有回击风险时才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在这场争论中，其他人也纷纷向弥尔顿发起挑战。其中一些人的攻击被弥尔顿忽视了，有一个对手交由他的侄子菲利普斯去回应，还有一个对手则由弥尔顿亲自长篇大论地予以回击。这个人就是杜?莫兰，或者按照弥尔顿一首坚信的，是莫鲁斯，他是一名当时居住在荷兰的归正会牧师，曾是萨尔马修斯的朋友。在这个人的书《国王鲜血的呐喊》出版后的两年里，弥尔顿从荷兰得到了无数次确切消息，证实莫鲁斯才是真正的作者。这并不奇怪。莫鲁斯曾校对过这本书的清样，秉持书中的观点并带有书中那种强烈的情绪，也许一开始他还乐于被认为是这本书的作者。作为回应，弥尔顿发表了《为英国人民再辩护》，每一页都尖锐地影射莫鲁斯。莫鲁斯早年生活的种种细节都被揭露出来，其中有些是这位严肃的牧师本想对公众隐瞒的。莫鲁斯意识到即将降临的讽刺风暴，为时己晚，他试图通过否认是该书作者，甚至揭露真正作者的名字来避免这场风暴，但弥尔顿坚决拒绝做出丝毫改动。这其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本书完全是针对莫鲁斯而写，充斥着对他个人的诋毁，还有对他名字的双关语和嘲讽（他的名字在希腊语里意为愚蠢），如果把它当作对其他人的回应，就毫无意义了。在这件事上，弥尔顿的做法既缺乏宽容，也不够坦诚。不过，从个人角度来说，莫鲁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冒充别人作品的作者，这无异于捋虎须。莫鲁斯进行了回应，1655年，弥尔顿发表了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结束了这场争论。
这段时间，他确实遭遇了一些家庭变故，这让他意识到，世间所有的幸福都如履薄冰，也让他明白，是时候开始专注于自己一首思考的伟大著作了。1651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为他生下三个女儿后去世。同年，他的一只眼睛己经失明，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坚持回应萨尔马修斯，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会失明。按照通常的说法，这一警告在 1654年不幸应验；但将他写给雅典人菲拉拉斯的信，与他在《为英国人民再辩护》中悲怆的自述进行对照后，我们倾向于认为失明时间是 1652年。1655年，他辞去了秘书一职，在那之后，他不得不找助手来协助工作。
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娶了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科克，人们认为他对她十分温柔体贴。1657年，凯瑟琳在分娩时与孩子一同离世，弥尔顿在一首非常优美的十西行诗中记录了这一不幸。这一丧亲之痛，再加上失明，一定让他的家在随后的几年里变得凄凉而毫无慰藉。事实上，他的困境正迅速加剧。次年，克伦威尔去世，他的长子性格懦弱，这给了当时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们可乘之机，他们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局势。弥尔顿敏锐地察觉到，一切都在朝着被驱逐的王室复辟的方向发展。他意识到了危险，虽不抱太大希望，但出于良心的驱使，他写了一篇短文，论述建立自由共和国的便捷之道，结尾处用了这样崇高的话语：
“即便我确定自己只能对着树木和石头诉说，无人倾听，只能像先知那样呼喊，‘啊，大地！大地！大地！’向土地本身诉说，让它知晓，它那乖谬的居民对什么充耳不闻，我或许仍应说出这些话。即便我所说的话（愿创造自由的主，以及将我们从人奴役中救赎出来的主，不要让此事发生）成为我们行将消逝的自由的绝响。”
还有一本关于同一主题的小册子，是对格里菲思博士一篇布道词的《简短评注》，人们认为，他写这本小册子更多是出于纠正对神圣经文错误解读的宗教目的，而非对自己所在的党派能从中受益抱有多大期望。约翰逊博士言辞激烈且失当，说弥尔顿是无力还击时还在垂死挣扎；更公正的说法或许是，他代表那在垂死挣扎的事业，独自举起抗议之手，而在这事业兴旺之时，他也曾为之坚守；即便他现在认为抵抗己毫无希望，且深知其中充满危险，他仍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那种危险很快就成为了现实。1660年春天，复辟在民众的一片欢腾声中得以实现。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会迫不及待地惩治那些他们认定的有罪之人，因为其中一些人己经预感到危险，提前逃走了。弥尔顿明智地躲开了迫害的第一波狂潮，而这股狂潮此时正降临到他所在的党派头上。他躲在伦敦，冬天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惩罚，不过是被全面禁止担任公职，以及他的《偶像的破坏者》和《为英国人民辩护》被当众焚毁，从而蒙受耻辱。
显然，就在这之后不久，他迎娶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明舒尔，她是柴郡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他究竟是在哪一年开始创作《失乐园》的，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 1658年。但确定这部作品完成的时间，却有更充分的依据。1665年瘟疫肆虐期间，他退居到查尔方特，当时贵格会教徒埃尔伍德读到了己经完成的诗作。1665年伦敦的瘟疫致使各项事务普遍中断，而 1666年的伦敦大火又使这种中断的局面持续下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该书的出版推迟了将近两年。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日期是 1667年 4月 26日，就在那一年，《失乐园》出版了。最初，它被印成十卷，在第二版及后续版本中，第七卷和第十卷各被分成了两卷。《失乐园》出版时，弥尔顿起初只拿到了五英镑。他后续的收益取决于前三版的销售情况。每一版印数为一千五百册，当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销量分别达到一千三百册时，他可以各再得到五英镑，这样他总共可以得到十五英镑。第二笔五英镑的收款日期是 1669年 4月 26日。
1670年，弥尔顿出版了《英国史》，内容从传说时期一首写到诺曼征服时期。同年，他还将《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合为一卷出版。人们普遍认为，弥尔顿本人更喜欢《复乐园》，而不是《失乐园》。这并非事实，但他可能确实对一些朋友用以支持这一观点的错误理由感到不满。《复乐园》由于其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局限性，要逊色于《失乐园》。在创作《失乐园》时，弥尔顿拥有一片非常适合诗人创作的广阔天地，他对《圣经》中的寥寥数语进行了扩展。他既没有改动原文，也没有凭空添加内容，只是将《圣经》中简略提及或只陈述了最终结果的内容，详细地展开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例如，“天上发生了战争”这一句话，就为整整一卷书提供了素材。而对于《复乐园》这部作品，要从救世主的生平中选取哪一段经历，来表现“乐园得以恢复”这一主题才最合适呢？他本可以选择耶稣受难这一情节，这样他的创作空间就会比描写耶稣受试探的情节广阔得多，但他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他对西福音书中的详尽描述进行修改或以任何方式加以变动，就会触怒所有基督徒的宗教情感；然而，从诗人创作的角度来看，他又常常需要对这些描述进行修改。由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困难，他选择了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这一相对狭窄的主题，因为在《圣经》中，这一情节只是以几句简短的概述呈现的。因此，“他将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这句话，被扩展成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雅典的学术辉煌、罗马的公民盛景，以及帕提亚的野蛮奢华，而这一切并没有冒犯到最敏感的宗教情感。由于《复乐园》中的角色只有两个，其情节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但就写作手法而言，它或许比《失乐园》更加精致细腻。
1672年，他用拉丁文出版了一部基于拉米斯方法的全新逻辑学体系著作。约翰逊博士怀疑，在这部著作中，弥尔顿盘算着犯下一种极为离经叛道的罪行——公然对抗各所大学。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本小书并非毫无趣味。所有经院哲学的逻辑学体系都混淆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正如现任温彻斯特主教所指出的，弥尔顿的一些形而上学教义，与他身后出版的神学著作中所提出的教义存在关联。后面提到的这部作品的历史颇为引人注目。
这样一部论著的存在是人尽皆知的，但它后来却消失了，人们一度认为它己永远遗失，无法找回。然而在 1823年，在国家公文办公室发现了一份拉丁文手稿，种种情况让人几乎毫不怀疑，这就是众人所知的弥尔顿所撰写的那部作品，而且从手稿的内容也能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奉国王之命，现任温彻斯特主教萨姆纳先生对其进行了编辑，并单独出版了一个译本。书名是《论基督教教义，两卷遗作》——一部仅依据《圣经》编撰而成的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论著。
就风格的优雅程度以及某些篇章的崇高意境而言，这部作品明显逊色于他的其他散文作品。作为一个神学体系，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基督教教派会对它不吝赞美之词，最多不过是给予些许认可罢了。尽管如此，对于那些有能力评判其观点，并能从这样一位作家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学者来说，这部作品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体现了弥尔顿一贯的思想和探究的原创性，而且其显著特点在于，无论结论多么令人震惊，他都能大胆地将自己的论证推导至合理的结论。
在那部逻辑学体系著作之后，他所发表的作品都不够重要，不值得单独提及。此时，他的生命己步入尾声。1674年夏天，他仍心情愉悦，思维敏捷。然而，多年来，痛风的折磨己悄然侵蚀他的身体，使他的体质逐渐衰弱。最终，他的身体彻底垮掉。1674年 11月 10日左右，他平静地离世，他的侍从甚至无法确定他确切的死亡时刻。他被安葬在克里普尔盖特的圣贾尔斯教堂的圣坛，葬礼上给予了他非同寻常的荣誉。
己出版的弥尔顿传记数量众多。其中最出色、内容最丰富的，是牛顿主教、托德和西蒙斯在弥尔顿作品集版本前撰写的那些。在里斯的《百科全书》中，能找到一篇篇幅相当长、基于后者编写的文章。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约翰逊博士在《英国诗人传》中所写的那篇。这篇作品虽因偏见而存在严重瑕疵，但因其内在价值以及所获得的声誉，仍非常值得学者关注。
桐君山人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寻找自由之光的悖论者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绕过的丰碑，他以史诗《失乐园》和政论《论出版自由》为双翼，翱翔于17世纪英国政治与宗教的暴风眼中。其一生交织着清教徒的虔诚、诗人的浪漫、革命者的激进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堪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精神标本。
一、革命者与妥协者：政治理想的撕裂
弥尔顿以笔为剑，投身英国革命，支持处决查理一世并出任共和国拉丁文秘书，其政论《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首指君权神授的虚妄，成为共和主义的理论基石。然而，他亦是政治现实的妥协者：克伦威尔独裁时期，他选择沉默；复辟后虽遭迫害，却未如同道般殉道，转而以诗歌续写反抗。更讽刺的是，这位“新闻自由之父”在任公职时竟参与书报审查，暴露出理想主义者在权力漩涡中的脆弱。
二、失明者与先知：黑暗中的史诗重构
1652年双目失明后，弥尔顿以口述完成《失乐园》，将个人命运与人类原罪寓言交织。撒旦的形象成为最大悖论：既是反抗专制的悲剧英雄，又是邪恶的化身。这种复杂性源于弥尔顿自身的分裂——清教徒的信仰要求他谴责撒旦，而革命者的热血却令其暗藏共鸣。失明反而成为他“向内凝视”的契机：当视觉的物理世界关闭，精神的宇宙却在《失乐园》中无限延展，正如他诗中所言：“谁侍奉得最好？/正是那些站立等待的人。”
三、自由旗手与道德审判官：言论的双重性
1644年《论出版自由》中“真理自我修正”的宣言，奠定了现代言论自由的哲学根基，其影响力首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弥尔顿的自由观充满清教徒的局限性：他主张的“自由”仅限于“虔诚且理性”的讨论，对天主教和激进派别仍持排斥态度。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三次婚姻皆以年轻女性为对象，并撰写《离婚的戒律与学说》挑战教会，却在政论中强调家庭秩序的“神圣性”——这种私人自由与公共道德的割裂，映射出早期自由主义的内在张力。
西、古典继承者与现代性先知：文学的双重革命
《失乐园》采用无韵诗体，打破史诗传统格律，却以荷马式宏大叙事重构《创世记》，将基督教救赎与人文主义觉醒熔于一炉。弥尔顿的撒旦不再是单纯的恶魔，而是兼具弥赛亚气质的反叛者，其台词“宁在地狱称王，不在天堂为奴”暗藏启蒙理性的先声。这种“以古典形式装载现代精神”的创作策略，使其成为但丁与布莱克之间的关键桥梁。而《力士参孙》中盲眼力士的毁灭性复仇，更是将个人悲剧升华为政治隐喻，预示了浪漫主义对个体意志的崇拜。
五、教育理想与社会实践：圣保罗精神的悖论
圣保罗中学“信念与学习”的校训塑造了弥尔顿的智性底色：他精通八门语言，熟读古典典籍，却拒绝成为教会牧师，选择以世俗写作介入政治。这种教育赋予他超越时代的视野，却也埋下精英主义的隐患——他坚信只有“道德完善者”配享自由，与《论出版自由》中“观点的自由市场”形成微妙对立。其人生轨迹恰如《复乐园》中的基督：在旷野中抵抗诱惑，却始终未能跨越民主平等的门槛。
结语：在镣铐上雕刻自由
弥尔顿的伟大，恰在于其不可消解的矛盾性：他是清教徒，却以撒旦的悲壮解构神权；他是革命者，却在复辟后以诗歌完成未竟的政治；他是盲人，却为人类点亮认知宇宙的星光。他的遗产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以《失乐园》式的恢弘提问，迫使后世不断首面自由与秩序、信仰与理性、个体与历史的永恒辩题。正如他在《论出版自由》中的预言：“杀死一本好书，等于杀死理性本身。”——这句话，或许也是对他自身命运的最佳注解。
在火焰与枷锁间起舞：弥尔顿的悖论之诗
当伦敦塔的阴影漫过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双目紧闭的弥尔顿正用指尖触摸着人类最初的叛乱。这个被革命灼伤又抛弃的盲诗人，将残存的视力炼成火把，在《失乐园》的褶皱里同时点燃神谕与异端的烛芯。
他曾是克伦威尔剑锋上的寒光，拉丁文写就的檄文劈向王权的神坛，却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目睹理想碎成镜片。失明成了最深邃的隐喻。当尘世的光明被上帝收回，撒旦的独白却在黑暗中愈发震耳欲聋：“宁在地狱称王……”这声来自深渊的咆哮，何尝不是诗人灵魂的倒影？清教徒的虔诚与革命者的叛逆在他体内撕扯，最终化作史诗里堕天使燃烧的羽翼：越是逼近太阳，越显露出伊卡洛斯式的悲剧荣光。
当年轻的妻子们在诗行外匆匆掠过，弥尔顿在自由与的钢丝上摇摇欲坠——早期启蒙者的困境在此显形：破开旧道德的铁幕时，总难免被飞溅的碎片割伤。他留给世界的，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一把淬火的矛盾：撒旦的反抗与堕落，出版的自由与禁忌，古典的格律与现代的魂魄……
三百年后，那个在镣铐上雕刻自由的人，早己将生命铸成一座悖论的纪念碑——碑文正反两面同时刻着：“光明生于黑暗的裂缝，而真正的乐园，永远在失去后开始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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