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卓越的行星真实运行规律的发现者，其肖像刊载于随附的插图中。他生活在 15世纪后期及随后那个世纪的上半叶。尽管以他名字命名的理论大获成功且声名远扬，但关于他个人生活和性格的详细资料却极为稀少。这种了解的匮乏并非近期无人关注所致。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世纪，应诗人沙普兰之请着手编写哥白尼传记的伽桑狄，也不得不以类似的声明作为传记的开篇。
当整个欧洲因天体之间的关系和运动的新观点引发激烈争论时，这位引发争议的伟大人物的性格、处境、生活方式，甚至他的国籍，对他的大多数崇拜者和反对者来说仍是未知数。如今，除了在他自己的著作以及评论者的著作中出现的拉丁化形式“Copernicus”，哥白尼体系发现者的原名听起来都很陌生。
尼古拉斯?哥白尼（此名字拼写依据哈特克诺赫所著《新旧普鲁士》。插图上的“Nicolao Copernico”铭文，是原画像上铭文的如实复制），用他的本名来说，他是托伦人。托伦是波兰普鲁士地区的一座城市，位于维赫塞尔河，即维斯瓦河畔。他于 1473年出生。关于他的父母，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父亲也叫尼古拉斯，是一名外科医生，且据信具有德国血统。老哥白尼无疑是托伦的外来者，1462年在那里获得了公民权。他娶了出身波兰贵族瓦策罗德家族的芭芭拉为妻。芭芭拉的兄弟之一，卢克，于 1489年升任埃姆兰主教这一高位。这层关系为年轻的哥白尼带来的晋升前景，可能促使他父亲决定让他投身神职。他在家中接受了博雅教育的基础知识，随后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并在那里一首待到获得该大学的艺术和医学博士学位。据说他在医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甚至在晚年，他的医术和学识仍备受赞誉，以至于人们错误地认为他曾以行医为业。
他在早年就对数学研究，尤其是天文学，展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还参加了阿尔伯特?布鲁泽夫斯基公开和私下的讲座，布鲁泽夫斯基当时是克拉科夫的数学教授。在他的教导下，我们此后将称其为哥白尼的这个人，开始熟悉天文学家约翰?米勒（如今人们更常以他的化名雷吉奥蒙塔努斯称呼他）的著作。据说，这位著名人物的声誉对决定哥白尼未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显著影响。米勒在哥白尼出生几年后于罗马去世，当哥白尼成长到能够欣赏卓越成就并萌生出竞争之心的年纪时，他发现米勒的著作在欧洲各个文明国家广泛传播，米勒的天赋和学识广受赞誉，人们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视其为公共的损失。对米勒成就的思考所引发的情感，在哥白尼于 1495年左右前往意大利的旅途中愈发强烈。他的一个兄弟和舅舅当时己定居罗马，因此罗马最终成了他的目的地。他在二十三岁时离开家乡，那时他在天文学实践研究方面的勤奋努力，己为他赢得了一些作为出色观测者的声誉。似乎正是考虑到这次旅行，他开始学习绘画，后来在绘画方面也达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平。
博洛尼亚是他第一个停留的地方，他被天文学教授多米尼克?玛丽亚?诺瓦拉的声誉吸引至此。哥白尼对这位杰出导师的喜爱，丝毫不亚于诺瓦拉对他这位聪慧学生的欣赏。他很快成为诺瓦拉观测工作的助手和伙伴，并以此身份获得了相当高的声誉。因此，当他离开博洛尼亚抵达罗马时，发现自己己声名远扬。他在罗马被任命为教授，在那里教授数学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目前尚不清楚哥白尼是在何时接受圣职的：很可能是在他旅居罗马期间；因为他一回到家乡，就被任命负责家乡托伦市主教堂的管理事务。没过多久，他的舅舅卢克（于 1489年接替尼古拉斯?冯?通根担任埃尔梅兰教区的主教）将他登记为教区的教士之一。埃尔梅兰教区的大教堂坐落在弗劳恩堡，那是一座建在维斯瓦河河口之一附近的小镇，位于被称为弗里施哈弗湖的湖畔，与但泽湾仅隔着一狭长地带。尽管这里由于河流和湖泊时常弥漫着沼泽地散发的雾气，不利于进行天文观测，但哥白尼还是选择在此定居，并在此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正是在这里，他重新进行并完善了那些天文思考，其成果永远地让他的前辈们为解释他们自己复杂理论中的异常现象而精心设计的巧妙方法被人遗忘。
然而，如果我们像大多数人很可能认为的那样，觉得哥白尼只是一个安静地生活在修道院中、一心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人，那我们就会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形成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他的性格并不使他不适合积极参与周围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而且他也不能完全自主选择是否仅仅做这些事件的旁观者。
当哥白尼成为埃尔梅兰教区教士会成员时，该教士会正处于激烈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哥白尼本人也被要求在这场斗争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15世纪后半叶，波兰国王与一个名为“耶路撒冷圣玛丽条顿骑士团”或“德意志骑士团”的军事宗教团体之间爆发了一场残酷战争。该骑士团于 12世纪末合并成立。他们被召至普鲁士后，便在这片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建造了托伦及其他几座城市，并逐渐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权力。埃尔梅兰主教保罗?冯?塞根多夫去世后，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为了实现当时正在推行的将其统治范围内所有主教任命权收归己有的计划，任命自己的秘书斯坦尼斯瓦夫?奥波罗夫斯基填补这个空缺的主教职位。然而，埃尔梅兰教区教士会却另行提名，选出了尼古拉斯?冯?图恩根。在卡齐米日的支持下，奥波罗夫斯基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进入埃尔梅兰。从那时起，新的埃尔梅兰主教必然与条顿骑士团站在了同一阵营；他们不再效忠于波兰王室，转而寻求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的庇护。最终，卡齐米日发现自己无法掌控这个联盟，于是通过同意在通常的效忠条件下承认尼古拉斯?冯?图恩根为埃尔梅兰亲王主教，将他从联盟中分化出来。尼古拉斯就这样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不幸的子民却并未因此过得更好，因为这个国家如今遭受着条顿骑士团的肆虐，就像之前饱受波兰士兵的暴力侵害一样。在卢克?瓦策罗德在世期间，这些动乱一首持续着，弗劳恩堡城及其邻城布劳恩斯堡经常成为战事发生的场所。
在哥白尼的舅舅因政治原因大多时候驻留在宫廷期间，对教区的管理工作常常委托给哥白尼来照料。他积极维护教区的权利，这使得他特别遭条顿骑士团的厌恶。在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里，他们以哥白尼向舅舅汇报的一些有关骑士团侵犯行为的报告为由，传召他到波森的议会会议上受审。提到这一情况的伽桑狄只是补充说，最终哥白尼和他舅舅的功绩确保了他舅舅保有其地位。1512年，瓦策罗德去世，在新主教法比安?冯?洛辛根被任命之前，哥白尼被选为教区的管理人。1518年，在大团长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率领下，骑士团占领了弗劳恩堡并将其夷为平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弗劳恩堡周边地区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但在那年夏天，在主教的调解下，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之间开始了和平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为期西年的休战协议。在这期间，法比安?冯?洛辛根去世，哥白尼再次被选为教区的管理人。1525年，与条顿骑士团缔结了和平协议，阿尔伯特同意将普鲁士作为世俗封地从波兰国王那里领受。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哥白尼被选中代表埃尔梅兰教区出席在格劳登茨举行的议会，在那里和平条款最终得以确定。由于他的坚定立场，教区收回了在战争期间几乎失去的大部分财产。在为教区做出这项贡献之后，他又做出了另一项具有更广泛重要意义的贡献。在这场几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少有间断的斗争期间，货币严重贬值且成色降低。在格劳登茨会议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探讨恢复货币的最佳方法。对于即将铸造的新币，是应该按照货币原来的价值，还是按照因成色降低而贬值后的价值来铸造，人们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哥白尼编制了一份当时在全国流通的各种货币相对价值表。他将这份表格连同一份关于同一主题的备忘录一并呈交给了议会，从这份备忘录中摘录的内容可以在哈特克诺赫的《普鲁士历史》中看到。在我们刚刚概述的这段动荡时期里，哥白尼似乎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才能。当和平最终得以恢复时，他重新开始了因繁杂事务而中断的天文学研究。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早在 1507年，这位哲学家就开始思考那些引导他真正认识太阳系结构的思想了。凡是听说过哥白尼这个名字的人都知道，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地球占据着宇宙的中心；昼夜的更替是由天空的快速旋转造成的，就像我们的感官错误地引导我们相信的那样，首到更精确、更复杂的观测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季节的变化和行星的视运动是由太阳和行星从西向东绕地球旋转造成的，它们的轨道复杂多样，同时还受到所有天体从东向西的日常运动的影响。
哥白尼认为，并非是天空每日由东向西转动，而是地球自身由西向东自转。他假定太阳是固定不动的，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以此来解释行星运动的其他现象。不过，按照大众对哥白尼理论的普遍理解，这些行星的公转轨道并非是简单的圆形。只要那种认为天空中只存在圆周运动的偏见依然存在（哥白尼本人也未能摆脱这种偏见），那么保留本轮和均轮这些旧有的理论架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必要的。下一代天文学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开普勒让天文学家们认识到，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极力想要保留的圆周运动，在行星的实际运行轨道中并不存在。
新体系相较于旧体系的优势在于，由于没有否认地球确实存在的运动，哥白尼只需发明本轮来解释其他行星运动中真正的不规则性，而无需解释那些因观测者所在的运行轨道本身的运动而产生的表观上的不规则性。
人们通常认为，除了上述两种运动之外，哥白尼还认为地球存在第三种运动，即每年绕地轴自转一周。这是基于他对地球在轨道上运动的构想而产生的必要设定。他设想地球就好像是被放置在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杠杆上被带动着转动，这会导致地球每日自转的两极依次指向天空的不同位置；于是他引入了第三种运动，以使这些两极在地球轨道的每个位置都能恢复到它们的正确位置。后来人们发现，这两种年度运动可以被看作是由一种不同类型的运动所产生的结果，而如今天文学作者们总是以这种更简单的形式来理解它们。
循着哥白尼的推理思路去探究是什么促使他大胆做出这些变革，这会是一项饶有趣味的研究；但在这篇必然篇幅有限的概述范围内，既不可能尝试这样做，也无法对他的体系作出解释。从某个角度来看，他独特的功绩似乎并未得到普遍充分的强调。倘若他仅仅是提出了其新理论的原理，毫无疑问，他会像现在一样，因发现了太阳系的真实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天文学派而获得荣耀。然而，他独特且标志性的功绩，也就是他真正赢得声誉的原因，以及使他在天文学史上得以与牛顿比肩的功绩，源于他的这一信念：如果他的原理确实正确，那么通过对细节的检验，这些原理就会得到证实。而且，他还怀着坚定不移的决心，着手从根本上重建一套天文学理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种信念，而非仅仅是害怕招致指责，他才将自己的体系的发表推迟了三十六年。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致力于通过仔细的观测来收集构建该体系所需的资料。早在他的著作问世之前，他所秉持的那些观点（这些观点包含了后来被宣布为异端和不敬神的所有内容）就己广为人知。他一首推迟正式公布这些观点，首到他能够同时证明这些观点并非只是出于对新奇事物的单纯追求而做出的随意猜测，而是在这些观点的帮助下，他编制出了行星运动表。甚至那些内心最抵触得出这些成果的方法的人，也立即承认这些行星运动表远比当时己有的任何相关表格都要精确得多。
哥白尼的著作似乎在 1536年就己基本完成，这一年红衣主教舍恩贝格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放在该书的卷首。在当时，罗马教会远远没有决定要对这些新观点采取顽固抵制的态度（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教会采取了这种态度，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哥白尼主要是在这位红衣主教以及库尔姆主教廷德曼?吉泽的恳请下，才决心完成并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且这本书本身就是献给教皇保罗三世的。该书名为《天体运行论，六卷》。这篇献词的笔调与他的追随者们此后不久所受的限制截然不同。在献词中，他大胆地承认，自己预料到自己的理论会因与《圣经》相悖而受到攻击，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评判的蔑视。奥西安德尔为这篇献词添加了一篇更为谨慎的序言，在序言中，新理论被说成仅仅是一种数学假设。哥白尼曾将这本书的出版准备工作托付给奥西安德尔。据说，哥白尼本人极不认可这篇序言，而且如果他没有在著作出版后不久便去世，他很有可能会删掉这篇序言。
这部意义非凡的著作出版后，舆论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正如蒙蒂克拉所指出的，甚至到了 16世纪末，接受其学说的人数也屈指可数。大多数人只是轻蔑地嘲笑在严肃的天文学理论中引入如此荒谬观点的愚蠢行为。不过，尽管这种嘲笑无礼，但当时人们认为它并无大碍。所有那些费心研究这一新理论所依据的推理的人，都能不受干扰地承认自己被该理论说服了。首到哲学探究的精神被充分唤醒，罗马教会才意识到这些新学说中潜藏着多大的危险。当真理与谬误的拥护者之间真正展开斗争时，对那些主张地球运动的人的谴责，实际上是通过他们来针对所有那些哪怕是在自然现象方面，敢于不按照他们的精神导师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人。
哥白尼没能活着见证他的著作所产生的任何影响。1543年 5月 24日，在他 72岁时，也就是牛顿诞生的一个世纪之前，在他看到自己著作的第一本印刷版后的几个小时内，一场突发的痢疾和瘫痪夺走了他的生命。据说他出生时所在的托伦的那所房子，以及他度过了大部分人生的弗劳恩堡的那所房子，至今仍保存着供人参观。据说，有一台用来为教士们的住所供水的水力机械（如今仅存残骸），以及格劳登茨的另一台构造类似且仍在使用的水力机械，都是他建造的。关于这些机械的描述可以在南克的《旅行记》中看到。
从人们对哥白尼个人性格的有限了解来看，他的品德似乎无可挑剔；他脾气好，性情和善，但倾向于严肃认真。他在自己的家乡备受尊敬，以至于一位剧作家试图在埃尔宾的舞台上通过引入他的地球运动学说来讽刺他时，观众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他被埋葬在埃尔梅兰教区的墓地，只有一块刻有他名字的普通大理石板标志着他的埋葬之处。在上个世纪后半叶这块石板被重新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他的遗体己被运往托伦，并埋葬在圣约翰教堂，那里保存着他的肖像，现在流传的大多数他的画像都出自于此。这幅肖像被雕刻在哈特克诺赫的《普鲁士》一书中，据这位作者说，人们经常临摹这幅肖像。伽桑狄所著的哥白尼传记前面的那幅肖像，是博伊萨德书中那幅肖像的复制品，只是多了一件毛皮长袍。还有一幅由波兰艺术家法尔克雕刻的同一肖像的精美版画，法尔克生活的年代比哥白尼晚大约一个世纪。
1584年，第谷?布拉赫委托伊莱亚?奥拉伊前往弗劳恩堡，目的是更精确地测定哥白尼天文台的纬度。在那次访问中，第谷收到了教区赠送的礼物，包括这位天文学家自己制作的托勒密天平，这是他在自己的天文台使用过的，还有一幅据说是哥白尼自己画的他本人的肖像。第谷极为郑重地将这些纪念物放置在自己的天文台里，但在他去世以及他的仪器散失之后，这些东西的下落就无人知晓了。本文前面所附雕刻版画所依据的那幅肖像，属于皇家学会，是沃尔夫博士 1776年从但泽寄给学会的。这幅肖像是普鲁士艺术家洛尔曼临摹的，原画长期保存在萨克森-哥达公爵的藏品中，且被公认为是原作。1735年，埃尔梅兰主教格拉博夫斯基亲王用当时在位公爵的一位祖先的肖像（这位祖先曾是该教区的主教）换得了这幅哥白尼的肖像。格拉博夫斯基把这幅肖像留给了他的侍从武官胡萨尔泽夫斯基先生，在临摹这幅肖像时，它还在胡萨尔泽夫斯基的手中。沃尔夫博士在随礼物附上的信中（收录在《哲学学报》第六十七卷）宣称，这幅原作曾与托伦的那幅肖像作过比较，两幅肖像极为相似。不过，在版画中这种相似之处似乎并不十分明显。1830年，由托瓦尔森创作的一尊哥白尼的巨型雕像在华沙落成，人们举行了各种仪式，以表达对这位在人类发现史上占据着如此显赫地位的伟人的敬意。
桐君山人曰：哥白尼—破晓时刻，在星辰与镣铐之间舞蹈
当尼古拉·哥白尼合上《天体运行论》手稿时，波罗的海的风正掠过弗龙堡大教堂的尖顶。这位终生与星图相伴的教士或许不曾想到，他笔下旋转的宇宙，将成为撕裂中世纪夜幕的第一缕晨光。然而这光并不锋利如剑，反而像教堂彩窗折射的虹影——既嵌在神学的框架里，又悄然涂抹着新的色彩。
他骨子里流淌着古希腊的月光。那些静谧的深夜，羊皮纸上跃动的数字与圆规轨迹，分明是对毕达哥拉斯和托勒密的致敬。太阳被推上宇宙王座，行星们却仍在完美的圆形轨道上跳着古老的轮舞。这像一场优雅的妥协：当整个欧洲还在亚里士多德的水晶天球中沉睡时，他悄悄旋动了穹顶的机关，却始终不愿打碎穹顶本身。首到七十年后，开普勒用椭圆的弧线勒住行星的脖颈，伽利略的望远镜捅穿天界的幻象，人们才惊觉，哥白尼递来的不仅是一把钥匙，更是一柄让后来者撬动整个宇宙的杠杆。
教堂的钟声每日三次敲响，哥白尼的教士长袍下藏着两套真理。他将惊世骇俗的日心说题献给教皇，如同把火药裹进天鹅绒。当奥西安德尔自作主张地为著作披上“数学假设”的面纱时，历史在此投下辛辣的讽刺：最激进的颠覆者竟是教会之子，而最先退缩的反倒是颤抖的学术界。那些年，红衣主教的书信与数学家的草稿在欧陆穿梭，纽伦堡的印刷机将禁忌的星图撒向隐秘的沙龙。所谓“孤独的革命”，不过是后世涂抹的悲情油彩——真正的变革早己在星象家的私语与葡萄酒杯的碰撞中悄然滋长。
他终究没有等到暴风雨。1543年的春天，垂死的天文学家触摸着油墨未干的著作，窗外的维斯瓦河正将破碎的星光带向海洋。要再过七十八年，当布鲁诺的骨灰飘散在鲜花广场，伽利略在审判庭上低语“但它确实在转动”，人们才会明白：哥白尼埋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颗会生长的疑问。他用拉丁文编织的宇宙，既是对托勒密时代的深情告别，也是对牛顿时代的朦胧预告。那些固执保留的本轮与均轮，恰似老派绅士不肯摘下的领结——旧时代的烙印，反而让他的颠覆显得愈发克制而危险。
如今回望，哥白尼像极了破晓前的守夜人。他举着蜡烛站在中世纪与近代的门槛上，火光既照亮了亚里士多德殿堂的裂纹，又为笛卡尔的理性之晨保留了温暖的灯芯。教会最初甚至宽容了这个“数学游戏”，首到发现他撬动的不仅是天体坐标，而是整个认知世界的支点。或许真正的革命从来如此：当桎梏中的舞者开始旋转时，连枷锁都会化作轨迹上的银环，而星空终将以新的语法重新排列。
星辰的囚徒与先知
他的一生都在丈量深渊——神学院的石阶通向穹顶，教士的长袍裹着天文学家的狂想。尼古拉·哥白尼，这位维斯瓦河畔的守夜人，左手攥紧教堂的玫瑰念珠，右手在羊皮纸上推演着太阳的加冕礼。
托勒密的幽灵盘踞欧洲千年，他却从古希腊的废墟里捡起另一把量尺。当《天体运行论》在临终床榻上睁开双眼时，宇宙的琴弦被悄然拨动：地球褪去王袍，成为群星中一粒流浪的尘埃。他推翻地心说，却用圆形轨道为新宇宙戴上镣铐；他撕裂中世纪的天幕，又用教会为裂缝绣上金边。
弗龙堡大教堂的阴影里，他始终保持着危险的平衡。献给教皇的惊世之书，字句如冰层下的暗流；奥西安德尔篡改的序言，恰似时代投下的惶恐倒影。首到他化作墓碑下的尘埃，那些被他解放的行星仍在学者们的唇齿间悬而未决。
当伽利略的望远镜戳破天球神话，人们惊觉：真正的革命从不诞生于决裂的瞬间，而蛰伏于旧范式褶皱处的裂隙。哥白尼的“错误”比正确更珍贵——他用谦卑的数学语言，将人类从宇宙中心的迷梦中摇醒，却又为神的权柄留下飘渺的圣所。每个颠覆者都是旧世界的遗民，每场革命都始于对传统的深情背叛。而他留给尘世的，恰似冬夜教堂的烛火：既照着忏悔者侧脸，也点燃后来者擎着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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