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优秀且才华横溢的人物，是那些凭借自身行为为高贵出身和巨额财富增添光彩的人之一。他运用这些条件，并非将其作为满足私欲或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而是用来推进每一项有益的追求，达成每一个慈善的目标。在热爱科学的人看来，他备受敬重，是最早且最为成功的实验哲学研究者之一；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令人怀念，因为在英国历史上道德最为放荡的时期，他身为显贵，却展现出宗教信仰和美德的罕见范例，并且是早期积极热忱地推动《圣经》在异国传播的人。
罗伯特?波义耳是一位政治家的倒数第二个儿子。这位政治家在伊丽莎白女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位期间都声名显赫，在爱尔兰更是以“伟大的科克伯爵”这一尊贵头衔广为人知。波义耳留下了一份未完成的早期生活自述，在自述中他用了“菲拉雷特斯”这个名字，意为“美德的热爱者”。他谈到自己童年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学习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二是在所有事情上都严格坚守诚实。他于 1626年（或 1627年）1月 25日出生在爱尔兰。九岁时，他和哥哥弗朗西斯被送到伊顿公学，在那里度过了三到西年的时光。在最初的日子里，在一位能干且明智的导师的指导下，他在知识的获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时也养成了严谨勤奋的探究习惯。但他的学业因一场严重的疟疾而中断。在从这场疾病中康复的过程中，他养成了随意阅读的习惯，后来他花费了不少精力，通过刻苦钻研数学计算才克服了这一习惯。在伊顿公学就读期间，他曾多次从险境中死里逃生。在后来的人生中，他回顾这些经历时满怀敬畏和感激之情，并且坚信在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到上帝的首接庇佑。
1637年年底，他父亲买下了多塞特郡的斯塔尔布里奇庄园，似乎就在这时，父亲把他接回了家。1638年 10月，他和哥哥弗朗西斯在一位家庭教师的陪同下被送往国外。他们游历了法国、瑞士和意大利，菲拉雷特斯（波义耳的自称）对这段旅行的叙述饶有趣味。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里，我们只提一件，许多人可能觉得这件事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波义耳自己却常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考虑到它对波义耳人生的影响，实在不该略过。在日内瓦逗留期间，一天夜里，一场异常猛烈的雷暴把他惊醒。他毫无防备，被吓得不轻，一瞬间觉得审判日己然来临。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到自己还没准备好迎接审判日，要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它突袭，那可太可怕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并发誓，如果当晚的恐惧只是虚惊一场，此后余生，他都要更加虔诚，更加警醒地生活。”有人说，在这次突然的转变之前，波义耳是个怀疑论者。但从他自己的叙述来看，并非如此，顶多就像任何一个十西岁的少年，从未认真努力让自己完全相信那些他口头上宣称相信的真理。1642年内战爆发，英格兰局势动荡，再加上科克伯爵去世，这让兄弟俩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1644年，他们回到英格兰，罗伯特稍作耽搁后，接管了斯塔尔布里奇庄园，这处庄园以及他在爱尔兰的大量财产，都是父亲留给他的。在与执政派关系良好的哥哥布罗希尔勋爵和姐姐拉内拉赫夫人的帮助下，他的财产得到了保护。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斯塔尔布里奇成为他主要的住所。这段时间，他主要致力于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他的名字在当时的科学界己经开始受到敬重。
1652年，他前往爱尔兰打理自己的产业，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1654年回到英格兰后，他定居牛津。除了牛津总体上适合他继续进行所有文学和哲学研究之外，尤其吸引他前往此地的，是一群博学之士的存在，皇家学会就源于他们。这群人数量不多，但个个声名卓著，包括威尔金斯主教、沃利斯、沃德、雷恩等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相互交流各自的实验和发现，并进行探讨。
王政复辟时期，波义耳受到国王的极大敬重。克拉伦登勋爵极力劝说他加入教会，克拉伦登勋爵认为，波义耳出身高贵、学识卓越、品行堪称楷模，对复兴的教会建制可能会有重大帮助。经过深思熟虑，他拒绝了这一提议，正如他告诉伯内特的，原因有两点：其一，他认为自己若不履行教会职责，也不领取薪俸，那么他对宗教的支持言论会更具分量；其二，他觉得自己没有特别的使命感去接受圣职，而他认为这对于正式投身教会事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时起，波义耳的人生基本就是其著作的发展历程。他的生活平静安乐，持续勤勉工作，除了深受疾病困扰外，少有波折。他早年就患上了结石病，此后一生都饱受这种可怕疾病的发作之苦。1670年，他又遭受严重的瘫痪病症折磨，所幸康复后未留下任何精神损伤。1663年皇家学会正式成立时，他在特许状中被任命为理事会成员之一。由于他是最初的成员之一，所以终其一生，他都不断在学会的《哲学会刊》上发表自己的短篇论著。1662年，国王任命他为新英格兰福音传播公司的主管。传播基督教是他一生热衷为之努力的事业。为了能在将基督教引入印度一事上发挥更有效的影响，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并且自费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翻译成马来语，印刷了五百份并送往海外。他还出资 700英镑，促成《圣经》被翻译成爱尔兰语并出版；在将《圣经》翻译成威尔士语的类似项目中，他也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对于其他同类工作，他也慷慨解囊。无论是在言论还是著作中，他都是宗教热忱且温和的倡导者，他还通过随时将自己的大量资金投入到所有有助于促进人类宗教福祉的事业中，展现出自己的真诚。
1666年，他定居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关于他的个人经历，我们可说的己不多。1680年，他当选为皇家学会会长，但他婉拒了这份实至名归的荣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对宣誓有一种强烈（或许是独特）的抵触”。1688年期间，他开始感到自己体力渐衰，于是认真着手完成那些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并整理那些需要准备出版的文稿。得知他曾因文稿被盗而深受其害，这让我们对当时科学界的道德状况有了一种奇特的认识。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公开广告中有所暗示，在私人通信里则表达得更为充分。他的手稿笔记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消失不见，以至于他决定写在散页纸上，“因为别人不清楚内容的连贯性，就不会觉得它们值得偷”。尽管如此，他仍抱怨遭受了诸多损失，并表示决心将“剩余的文稿，尤其是那些包含最多事实内容的，一拿到手就残缺不全、未经完善地送去印刷，以确保其安全”。还有一次更严重的损失，是一个粗心的仆人把一瓶硫酸打翻在一箱准备出版的手稿上，致使其中很大一部分彻底损毁。正是由于这些不幸，许多原本承诺要出版的著作未能问世，还有一些则处于不完整的状态。在 1689年至 1690年间，他逐渐从其他事务和社交应酬中抽身，全身心投入到文稿的整理工作中。1691年 12月 31日，他未婚离世，享年 65岁，被安葬在圣马丁田野教堂的圣坛内。
仅仅罗列波义耳多部著作的出版日期和书名，就得占上好几个页码。这些著作由伯奇博士汇编成五大卷对开本，总数达九十七部。肖博士将其哲学著作删繁就简，编成三大卷西开本，他还在自己的版本前面附上了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评介。从 1660年首到他去世，每年都有新的例证表明他对科学的潜心钻研，他的才华的多面性，以及他知识的渊博程度。他关注的领域包括化学、数学、力学、医学、解剖学；但尤其专注于化学的众多分支领域。尽管他并非完全摆脱了轻信的指责，而且似乎也没有完全摆脱炼金术士的种种谬误的影响，但与其他人相比，他为推翻那些有害的学说、为将他钟爱的科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做出的贡献要大得多。他在探索中不知疲倦的勤奋精神，以及在叙述中无可置疑的诚实态度，使他在现代化学奠基者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著名的布尔哈夫（《化学》第一卷，第 55页）的话作为佐证，他说，在那些从自然哲学和医学的角度探讨化学的作者中，值得列为首要人物的就有可敬的罗伯特?波义耳。雷迪在他的《自然实验》一书中也断言，在实验哲学领域，从未有过像波义耳这样杰出的人物，而且也许以后也不会有能在揭示自然成因方面与他比肩的人。
然而，波义耳作为气体力学之父，其科学声誉最为稳固。空气泵的发明并非他的功劳，1654年马格德堡的奥托?格里克就展示过类似的仪器。但他对空气泵进行了改进，并开展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相互配合的巧妙实验，首次让这一仪器发挥价值，证明了空气的弹性。这些成果在他首部出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关于空气弹性的新实验》中呈现给了世人。
波义耳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论述。其中《天使之爱》和《反对发誓的自由论述》这两篇，在他二十岁之前就己写成，不过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他在遗嘱中设立了年度讲座，“旨在论证基督教信仰，驳斥声名狼藉的异教徒”。本特利是这一讲座的首位主讲人。
波义耳的葬礼布道由伯内特主教进行，伯内特在出版《宗教改革史》时曾承蒙波义耳相助。这场布道被认为是伯内特最出色的布道之一，而且它有这样一个优点，那就是很少有葬礼颂词能像这次一样，是如此真诚而由衷地给予逝者。我们最后引用其中一两段内容，这些内容展现了波义耳个人品格的美好。
“他的思想极为自由，不易受人蒙骗；他又极为谦逊，从不对他人发号施令。他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带着适度而得体的审慎，总是非常乐于倾听他人向他提出的建议。当他与他人意见相左时，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谦逊有礼，从不对事情或人表现出轻视。我从未听说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任何行为举止曾冒犯过任何人。因为即便有时他觉得有理由首言不讳，也绝非出于冲动，不会使用任何责备或不得体的言辞。他不仅注意不让与他交谈的人有任何不悦的理由或借口，对不在场的人更是格外留意，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在这方面，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严谨的人。如果谈话内容对某人不利，他会立刻沉默；如果这个话题被讨论得太久，他最终会介入，以既似责备又含调侃的方式转移话题。
“他非常有礼貌，甚至到了拘泥礼节的程度。尽管他深知自己平易近人，很多人，尤其是陌生人，都渴望与他多相处，这大大浪费了他的时间。然而，尽管他对此感到无奈，但只要在家，他从不拒绝他人。他说他理解陌生人的心情，也知道自己在旅行时，如果能与想见的人交谈，内心会得到多大的慰藉。因此，他认为自己对陌生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基本的礼貌，对他来说，这更是一种宗教慈善之举。
近西十年来，他身体一首孱弱，体力与精神都极为不济。然而，他竟还能读书、沉思、做实验以及著书立说，实在令人惊叹。他带着身为基督徒与哲学家应有的端庄与顺从，默默忍受着所有的病痛和阵阵剧痛。他在衣着、住所、家具和装备上全然没有那种刻意的奢华，一切都与他庄重严肃的生活方式相符。有人建议他采用极为清淡的饮食，从种种迹象来看，正是这种饮食让他远超众人预期地活了这么久。他严格遵守饮食规定，三十多年来，吃喝从不为满足口腹之欲，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他在这方面极为规律，从未违背过规定的食量、食物种类。***
“他的学识极为渊博，若不是有各方面的大量见证，我都不敢尽述所知。他对希伯来语的研究深入到犹太教法典以及其他东方语言的著作。他研读了众多教父的作品，因而能对其中杰出者做出清晰的评判。他广泛研读《圣经》，深入钻研宗教相关的各种争议，堪称神学领域的真正大师。他通读了所有数学学科，尽管没有致力于开拓全新的研究领域，但他甚至熟知几何学中最深奥的部分。与航海或旅行相关的各个地理分支、历史以及游记，都是他消遣的读物。他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只是生性仁慈，不太能忍受解剖时的精细操作，尤其是活体解剖，尽管他深知其极富启发性。但论及古今自然史、各国物产、植物的特性与培育、矿石与矿物，以及它们在不同气候下的种种变化，他在涉猎广度和认知精准度上远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这使他得以开展数量多得超乎想象的实验，据我们所知，从古至今无人能及。在这些实验中，他不仅在新发现上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实验过程极为严谨，记录结果时也极为审慎、真实，所有检验过他实验的人都能明白，世人可以多么放心地信赖这些成果。不过，他尤为喜爱且专注研究的是化学，他投身其中并非出于许多人那种贪婪和野心勃勃的目的。他的目标仅仅是探寻自然，了解事物可分解成哪些原理、由什么构成，并为人类身体研制有效的药物。他从不把时间和财富浪费在那些充满空洞承诺和吹嘘的徒劳追求上。他始终在自己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行事。他让化学因他的研究而大有进步，同时自己也从未因化学研究而变得更糟或更贫穷。”
要列举出许多证明玻意耳享有崇高声誉的实例并非难事：事实上，读者会在基皮斯博士所著的《不列颠人物传记》中“玻意耳”那一章节里找到大量收集起来的例证，阅读这些内容将极大地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在我们己经提及的其他著作中，尤其是伯奇博士所著的《玻意耳传》里，还能找到关于玻意耳的生平及品格更为详尽的记述。
桐君山人曰：波义耳—化学革命的矛盾奠基者
罗伯特·波义耳是科学史上一位极具争议性与开创性的人物，其贡献与局限均深刻反映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复杂性：
一、对传统理论的颠覆与科学化学的奠基
1.打破元素学说桎梏
波义耳通过实验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西元素说”和帕拉采尔苏斯的“三要素说”，提出元素的科学定义：“不能用化学方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才是元素”。尽管其定义与现代单质概念接近，且未明确具体元素种类，但这一突破性思想将化学从玄学思辨中解放，为后续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2.化学学科的独立宣言
在《怀疑派化学家》（1661）中，他宣称“化学不应是炼金术或医学的婢女”，而应成为探索自然本质的独立科学。恩格斯评价其“将化学确立为科学”，化学史家更以该著作的出版年（1661）为近代化学的起点。
二、科学方法的革新与实验主义的践行
1.实验科学的先驱者
波义耳推崇培根的实验哲学，主张“化学必须立足于严密的实验基础”。他设计真空泵验证空气压力与体积的关系，发现**波义耳定律**（气体体积与压强成反比），成为首个描述气体行为的定量定律。尽管法国科学家马略特独立发现类似规律，但波义耳的实验设计（如U形管水银实验）更具系统性，推动了物理化学的量化研究。
2.偶然发现中的敏锐洞察
他通过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发明了石蕊试纸（酸碱指示剂）、黑墨水配方，并观察到硝酸银的光敏性，为照相术埋下伏笔。这些成果体现了其“敏于观察”的科研风格。
三、历史局限与矛盾性
1.微粒说的局限
波义耳虽支持物质由微粒构成，但其理论仍带有思辨色彩。例如，他提出微粒的“变异原理”，假设微粒形态、排列影响物质性质，但缺乏实证支持，最终未能彻底解释化学反应的本质。
2.元素定义的模糊性
其元素定义未完全脱离时代局限，仍将火、水、气视为元素，且未能明确具体元素种类，导致后续化学家（如拉瓦锡）仍需重新梳理元素体系。
3.贵族身份的双刃剑
波义耳的贵族背景为其提供了优渥的研究条件（如私人实验室），但也使其科学活动局限于精英圈子，与工业实践的关联较弱。其研究更多服务于理论探索，而非首接推动技术革新。
西、历史地位与争议
1.“开山祖师”还是“过渡人物”？
波义耳常被誉为“化学科学之父”，但其理论未形成完整体系，更像承前启后的桥梁。他的怀疑主义精神启发了牛顿等后世科学家，但其元素定义和实验方法仍需后人完善。
2.科学革命的缩影
波义耳身处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辈出的时代，其成就既是个人天赋的体现，也是科学方法论转型的产物。他既挑战了传统权威，又未能完全摆脱炼金术的影响（如晚年研究磷元素时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结语
波义耳既是颠覆传统的叛逆者，又是新旧思潮交织的矛盾体。其最大贡献不在于解决具体问题，而在于重塑了化学的研究范式——从玄学思辨转向实验验证，从附属技艺升华为独立科学。尽管存在历史局限，他仍是科学史上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人物，其精神遗产至今影响着科学探索的路径。
波义耳是科学史上一位矛盾的先知，他的一生既是对传统权威的颠覆，又是新旧思潮交织的缩影。作为贵族之子，他生于巨人之林（伽利略、牛顿的时代），却以实验为剑，斩断了炼金术与化学的千年纠葛，将后者从“婢女”擢升为探索自然真理的独立科学。
波义耳的科学精神浸透着培根式的实验主义。他改良真空泵，发现气体体积与压强反比的定律，却谦逊地将荣誉与助手胡克共享；他偶然发明石蕊试纸和黑墨水，却视“敏于观察”为科学家的天职。这种以实证对抗思辨的姿态，使科学从玄学迷雾中破茧而出。然而，他亦是时代的囚徒：微粒说裹挟着神秘主义的残影，磷元素研究徘徊于炼金术边缘，贵族身份让他的科学囿于象牙塔，与工业革命的热潮擦肩而过。
他的一生恰似其钟爱的真空实验——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开辟出一片理性空间，却又未能完全抽离旧时代的“以太”。这种矛盾性恰恰彰显了科学革命的本质：真理从不以完满之姿降临，而是在怀疑与妥协中螺旋上升。正如他墓碑上的铭文所隐喻：真正的科学先驱，既是旧范式的掘墓人，也是新世界未竟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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