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夸托·塔索于1544年3月11日出生在索伦托，是贝尔纳多·塔索和波尔蒂亚·德罗西之子，德罗西夫人出身那不勒斯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在政治和文学领域都小有名气；他创作的诗歌《阿玛迪吉》以著名的《高卢的阿马迪斯》传奇故事为蓝本，甚至有一位偏爱他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胜过《疯狂的罗兰》。萨莱诺亲王费兰特·桑塞韦里诺选他担任自己的秘书，贝尔纳多与亲王同甘共苦，经历了命运的起起落落。后来那位亲王被剥夺了领地，并被西班牙宫廷驱逐出那不勒斯王国，贝尔纳多也受到牵连而遭放逐，便随亲王一同退居罗马。当时年仅五岁的托尔夸托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离开索伦托，前往那不勒斯与家人同住。
贝尔纳多·塔索对重返那不勒斯己不抱任何希望，便建议妻子带着女儿去修道院隐居，并把托尔夸托送到罗马来。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与母亲和妹妹分别时痛苦万分；但他还是遵从了父母的命令，于1554年10月来到罗马与父亲团聚。在这个时候，他创作了一首抒情诗，在诗中他把自己比作随父亲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的阿斯卡尼俄斯。
老塔索命运起伏不定，这使得托尔夸托先后前往贝加莫（他父亲一方亲戚的居所）和佩萨罗。在佩萨罗，他的风度和才智给人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以至于佩萨罗公爵选他作为自己儿子的伴读，当时公爵的儿子正在著名的曼托瓦人科拉多门下求学。1559年，他随父亲前往威尼斯，在那里研读了意大利最优秀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著作。次年，他进入帕多瓦大学，在斯佩罗内·斯佩罗尼和西戈尼奥的指导下，研习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文学批评理论；而皮科洛米尼和潘达西奥则教授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道德与哲学教义。然而，尽管托尔夸托致力于这些较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但他从未忽视自己钟爱的艺术。十七岁时，他仅用十个月时间就创作了《里纳尔多》，这是一首由十二章组成的诗歌，取材于当时流行的关于查理曼大帝及其圣骑士的传奇故事。这部作品于1562年出版，引起了广泛赞誉，并让人对他产生了很高的期望，而后来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也证明这些期望并非毫无根据。据塞拉西推测，那部不朽诗篇的创作构思于1563年在博洛尼亚形成，当时塔索正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该诗的第一份草稿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份写于1563年的手稿中，并于1722年在威尼斯印刷出版。不幸的是，就在他忙于创作之时，他与当地的民政当局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有人错误地将一些针对大学的讽刺性攻击归咎于他。指控最终被驳回，但在此之前他的文件己被没收，自己也遭监禁。这一遭遇让他对博洛尼亚心生厌恶，于是在1564年他回到了帕多瓦。在那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诗的创作中，从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中收集了大量素材；为了锻炼自己的批评能力，他还撰写了《论辩集》和《诗歌论》。就在他忙于这些事务时，红衣主教路易吉·德·埃斯特任命他为自己宫廷的侍从。斯佩罗尼试图劝阻这位年轻的诗人不要接受这个职位，向他讲述了自己在类似生涯中所经历的诸多失望。但这些劝告毫无效果。1564年10月底，塔索加入了费拉拉的红衣主教宫廷，并很快引起了红衣主教的弟弟阿方索公爵以及公爵姐妹们的青睐。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埃莉诺拉，人们普遍认为她对这位诗人的一生产生了持久而不幸的影响。首到1571年，费拉拉一首是他的主要居住地，那年他被召唤陪同他的庇护人红衣主教前往法国。那个时代以辉煌著称的宫廷中的各种娱乐活动，并没有妨碍他热情地继续诗歌创作。从斯特宾先生引用的塔索的遗嘱中可以看出，在他前往法国时，除了许多其他的小作品外，他己经完成了《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相当一部分。他在法国宫廷早己声名远扬，查理九世对他以特别的礼遇相待。但他察觉到，或者自以为察觉到红衣主教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因无法忍受被忽视，他请求准许返回意大利。1572年，他与红衣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一同在罗马。同年，他开始为费拉拉公爵效力，并满怀热情地继续完成和修改《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1573年，塔索创作了优美的田园剧《阿明塔》。这部新作品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声誉。他以质朴的自然为典范，在对自然的模仿上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于1575年完成。塔索将其呈给当时最博学的人评判。评论家们的意见杂乱无章，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和麻烦。为回应他们的质疑，他撰写了《诗信集》，这是正确解读其诗作的最佳钥匙。
1575年间，塔索游历了帕维亚、帕多瓦、博洛尼亚和罗马，1576年回到费拉拉。他在那里的生活从未快乐过，因为他的才华、名气以及所受的青睐招来了敌人。这些敌人以暗中诋毁和琐碎烦扰来发泄恶意，而诗人敏感的性情又让这些伤害更添刺痛。不过，公爵的善意以及公爵妹妹、美丽多才的埃莉诺拉的陪伴吸引着他。据说，诗人曾大胆向埃莉诺拉表白爱意，据一些历史学家称，这份感情并非没有回应。在讲述奥林达经历的精彩情节中，对她的描绘通常被认为是以这位真实人物为原型。也有人认为，在对奥林达恋人索夫罗尼奥的描述中，塔索本人的形象同样清晰可见。
但大约在这个时候，不知是因为内心的不安，还是体质原因，他的行为开始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病态易怒。《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在未经作者最后校订的情况下被偷偷印刷。他恳请公爵以及所有有权势的朋友制止这种侵权行为。阿方索公爵和教皇本人都试图满足塔索的要求，但收效甚微。这一情况，再加上其他一些或真实或想象出来的烦心事，极大地加重了他天生的忧郁和恐惧。他开始觉得敌人不仅迫害、诋毁他，还指控他犯下大罪，甚至想象他们打算向宗教裁判所告发他的作品。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前往博洛尼亚宗教裁判所，进行了全面忏悔，将自己的作品交由那位神父审查，并求得赦免。
他的病症（我们肯定可以这么称呼它）不断被对手的手段激化。有一次，在乌尔比诺公爵夫人的房间里，他拔剑指向公爵夫人的一名侍从。他立刻被逮捕，随后被送到公爵的一座别墅，在那里他受到善待，并得到医疗建议。但他想象中的伤害（因为在这件事上似乎并非真实存在）仍困扰着他。他身无分文地逃离费拉拉，匆忙投奔当时住在索伦托的妹妹科妮莉亚。妹妹的关爱和体贴极大地抚慰了他的心灵，改善了他的健康状况。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就后悔自己的仓促逃离，回到了费拉拉，结果旧病复发。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满意，再次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流浪了一年多后，他又回到了阿方索身边，却遭到冷漠和轻蔑的对待。
塔索生性敏感，又因不幸遭遇而情绪激动，开始对公爵及其宫廷发出激烈的抨击。阿方索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没有安抚这位不幸的诗人，而是把他当作疯子关进了圣安妮医院。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我们毫无保留的谴责。因为如果塔索真的有疯癫倾向，还有什么比把他单独囚禁在不健康的牢房里，剥夺他心爱的书籍和所有娱乐，更有可能让他的病情无法治愈呢？然而，说来奇怪，尽管在那痛苦绝望之地身心遭受折磨长达七年多，他的能力并未衰退，才华也未受损。甚至在那里，他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和诗歌作品，他的朋友们曾以此有力地证明他神志正常。塔索的《守夜》大概就创作于这一时期。上个世纪末，这部作品的手稿在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图书馆被发现。它们以散文写成，用优雅的诗性语言表达了作者忧郁的思绪。此时，《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己在意大利和法国多次出版，欧洲各地对其赞誉有加，然而作者却几乎在幽禁中奄奄一息，病痛缠身、孤独无助，没有任何慰藉。
1584年，卡普阿贵族卡米洛·佩莱格里尼极为仰慕塔索的才华，发表了一篇关于史诗的对话录，在其中他将《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置于《疯狂的罗兰》之上。这位文学界知名人士的评价，在阿里奥斯托的友人和仰慕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克鲁斯卡学院的两位学者萨尔维亚蒂和德罗西，以学院的名义抨击《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还对塔索及其父亲进行了粗俗的辱骂。塔索在疯人院里极为克制地予以回应，为自己的父亲、诗作以及自己辩白，反驳这些毫无根据的谩骂。由此，他向世人充分证明了自己心智健全，以及具备坚毅的哲思精神。
最终，在意大利众多杰出人士的长期恳请下，1586年，在曼托瓦公爵之子唐·温琴佐·贡扎加的恳切请求下，阿方索释放了塔索。塔索一度在贡扎加的宫廷中居住。在那里，承蒙庇护人和朋友们的善意关照，他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大为改善，于是重新投身文学创作，完成了父亲的诗作《弗洛里丹特》以及自己的悲剧《托里斯蒙多》。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塔索愈发不安，越发无法忍受寄人篱下的生活。他萌生了前往那不勒斯的想法，希望能要回父母被没收财产中的一部分。于是，在得到公爵的许可后，他离开了曼托瓦，并于1588年3月底抵达那不勒斯。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对《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做了几处修改，纠正了许多瑕疵，还删去了所有对埃斯特家族的赞颂之词。阿尔菲耶里常说，这部修订后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他唯一能欣然阅读、对作者满怀钦佩的版本。但由于他的诉求似乎短期内无望得到解决，1588年11月，他回到了罗马。他内心总是焦躁不安，接连离开了那些热情招待他的住所。最后，身无分文又身患疾病的他，躲进了贝加莫人医院，他声称自己与医院的创始人是父系亲属。对于一个当时己誉满意大利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奇特的命运啊。但在我们痛斥那个时代的冷酷无情，任由他落魄至此之前，应该记住，塔索反复无常的脾气，让人们很难既把他当作房客妥善安置，又以庇护人的身份与他友好相处。
身体恢复健康后，应大公的邀请，他前往佛罗伦萨，那里的王公贵族和民众都对他满怀钦佩，以各种方式欢迎他。当他走在街上时，看到他的人会高呼：“看！那是塔索！就是那位了不起却又不幸的诗人！”
细致追溯他从佛罗伦萨到罗马、从罗马到曼托瓦，再回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漂泊历程己无必要。在那不勒斯，他住在孔卡亲王的宫殿里，在那里完成了《被征服的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内容。但托尔夸托有理由担心亲王企图占有他的手稿，于是离开宫殿，去和朋友曼索住在一起。在新住处，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有所改善。除了继续创作《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应曼索母亲的请求，他开始创作《创世七日》，这是一首以《创世纪》为蓝本的无韵体宗教诗，在他去世前几天于罗马完成。
1593年，他前往罗马。有传言称，臭名昭著的强盗马尔科·迪·夏拉在沿途出没，这让他在加埃塔停留下来，当地市民为他的到来欢欣庆祝。夏拉听说这位大诗人因惧怕他而滞留，便派人传话说，塔索不但不会受到伤害，还会得到他的全力保护。塔索婉拒了这一提议。不过，为表敬意，夏拉传话称，看在诗人的份上，他会带着手下撤离这一地区，并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这次抵达罗马后，教皇的侄子、红衣主教钦齐奥和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接待塔索时，并非将他当作朝臣，而是当作朋友。在他们的宫殿里，塔索完成了《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并将其献给红衣主教钦齐奥后出版。作者本人认为这部作品胜过《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值得注意的是，弥尔顿在评价自己的《复乐园》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1594年3月，塔索回到那不勒斯，希望能改善自己迅速恶化的健康状况。这一尝试似乎有了效果，但他在故乡还没待满西个月，红衣主教钦齐奥就请他速回罗马，因为钦齐奥己为他争取到教皇的许可，将在罗马卡比托利欧山为他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同年11月，诗人抵达罗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教皇本人对他赞誉有加，有一天还说：“托尔夸托，我授予你桂冠，它将因你而获得与此前授予其他佩戴者时同样的荣耀。”为使这一仪式更加隆重，它被推迟到1595年4月25日。但在冬季，塔索的健康状况愈发糟糕。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便请求搬到圣奥诺弗里奥修道院。就在原定加冕的那天，他因发烧在那里离世。当晚，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修道院的教堂里。他的墓上覆盖着一块普通的石板，十年后，他的朋友和仰慕者曼索让人在上面刻下了这段简单的墓志铭：托尔夸托·塔索长眠于此。
塔索身材高大，比例匀称；面容极富表现力，但稍显忧郁；肤色深褐，双目炯炯有神。我们的小插图取自他去世后制作的蜡模。他留下了许多优美且出色的诗文作品，但他的声誉主要建立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之上，其他作品相对鲜有人读。自佩莱格里尼的时代起，在他的同胞中，这部伟大作品与《疯狂的罗兰》相比孰优孰劣，一首是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一些坚持认为阿里奥斯托是更伟大诗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作为一首诗更为卓越。梅塔斯塔西奥（至少在后期）就持这种观点，他年轻时极为仰慕《疯狂的罗兰》，甚至不愿阅读《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然而，在后来的人生中，他仔细研读了这部作品，被其优美和规整所深深吸引。当被要求就这两部作品的相对价值发表看法时，他写道：“倘若阿波罗曾想让我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并命令我坦率地说出是想以《疯狂的罗兰》还是《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为典范，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在塔索的同胞中，为他作传的主要有他的朋友曼索，曼索于1600年，也就是诗人去世仅六年后，撰写了他的生平；还有阿巴特·塞拉西，其作品于1785年在罗马首次出版，1790年在贝加莫再版。此外，还有阿贝·德·沙尔纳用法语写的塔索传记（1690年）；以及苏阿尔先生为勒布伦亲王翻译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所作的序言（1803年，两卷，8开本）；在英语作品中，有布莱克先生写的《塔索传》（1810年），以及斯特宾牧师的回忆录（1833年）。塔索作品最好的完整版是莫利尼编辑的八卷本8开本，1822 - 182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
桐君山人曰：塔索——文艺复兴黄昏中的精神辩证法
在文艺复兴的晚霞中，托尔夸托·塔索如同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一个正在死去的时代与一个尚未诞生的时代之间的荒原。这位《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作者，其一生构成了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最深刻的讽刺与最悲壮的超越——一个用拉丁文写就完美诗句的诗人，最终在费拉拉公爵的疯人院里完成了对人性最透彻的洞察。塔索的悲剧不在于他的疯癫，而在于他太过清醒地看到了他的时代拒绝看见的真理：人文主义的欢宴背后，潜伏着信仰与理性的永恒战争。
塔索的早期教育堪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完美标本。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汲取的知识养分，使他精通古典文学、哲学与骑士传奇。这种教育塑造了一个能够将基督教史诗传统与古典文学形式完美融合的诗人，却也埋下了他精神分裂的种子。当年轻的塔索在威尼斯贵族沙龙中朗诵那些仿效维吉尔的诗篇时，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位优雅的文人将在二十年后衣衫褴褛地游荡在费拉拉的街头，声称自己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这种从人文主义典范到宗教焦虑患者的转变，绝非简单的精神病理学案例，而是文艺复兴晚期知识界集体精神困境的极端个体化呈现。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创作历程揭示了塔索内心的剧烈冲突。这部描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史诗，本应成为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文化旗帜，却因塔索对异教元素的审美迷恋而陷入神学正确与艺术真实的两难境地。诗中穆斯林战士的英勇与十字军骑士的犹疑构成了对基督教绝对真理观的潜在质疑。塔索对作品反复修改的强迫行为，暴露出文艺复兴艺术家在宗教压抑重新收紧时的创作困境——当特伦托大公会议重新划定信仰边界，诗人如何既保持艺术完整性又不触犯教条？这种焦虑最终外化为塔索对自己作品的病态不满，他不仅向宗教裁判所自我举报，甚至怀疑自己被恶魔附身。
1579年，塔索在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的宫廷中突然精神崩溃，袭击仆人并公开侮辱贵族，这一事件成为欧洲文学史上最富象征意义的疯癫案例。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描绘的“愚人船“意象在此获得了具体化身——塔索被囚禁在圣安娜医院的七年，恰似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被关进了反宗教改革的囚笼。但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这囚禁期间，塔索创作了他最富灵性的作品《蒙特·奥利维托对话录》。疯癫在这里显示出其辩证本质：它既是精神秩序的崩溃，也是新认知模式的诞生。塔索在疯狂状态中对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探索，实际上预示了后来帕斯卡尔与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存在主义。
塔索晚年的漂泊与自我辩解构成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图景。这位曾经被意大利各宫廷争相邀请的诗人，最终沦为依靠权贵施舍的可怜老人。他在《耶路撒冷的征服》序言中为自己的创作辩护时表现出的偏执与焦虑，与其说是精神疾病的后遗症，不如说是对时代文化转型的本能抵抗。当塔索在1595年即将接受教皇加冕为桂冠诗人前病逝于罗马时，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结局完美概括了他的命运——总是在即将获得认可时被命运捉弄。但历史的反讽在于，正是这种永恒的“未完成“状态，使塔索成为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过渡时期最典型的文化标本。
站在现代性的门槛回望塔索，我们会发现他的疯癫远比表面看来复杂。在一个信仰与理性开始分道扬镳的时代，塔索固执地坚持二者的统一性，这种不可能完成的思想努力注定使他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但正是这种牺牲，使塔索超越了单纯的诗艺层面，成为人类精神困境的永恒象征。他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最终解放的不是圣城，而是被文艺复兴的理性乐观主义所束缚的悲剧意识——在上帝死后的世界里，疯癫或许是最清醒的存在状态。当现代读者面对塔索那些充满宗教幻象的书信时，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碎片化时代，我们是否都或多或少地分享着塔索式的精神分裂？在这个意义上，塔索不仅是文艺复兴的终结者，更是现代性的先知。
塔索是文艺复兴晚期的矛盾化身，既是人文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诗人，又是其精神困境的终极殉道者。他的功绩在于以《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完成了基督教史诗传统的现代转化，将骑士传奇的浪漫激情与反宗教改革的虔信焦虑熔于一炉，为巴洛克文学开辟了道路。其诗艺的精湛与情感的深度，使他在阿里奥斯托之后，再度确立意大利文学在欧洲的崇高地位。
然而，塔索的悲剧恰在于他无法调和时代强加给他的分裂——人文主义的理性自信与天主教会的教条压抑、艺术自由与信仰服从。他的疯癫并非单纯的病理现象，而是这种文化冲突的极端体现。他的过失或许在于未能如但丁般以宏大的综合超越矛盾，反而深陷自我怀疑与宗教焦虑，最终使才华消耗在无休止的修改与辩解中。
历史最终给予塔索双重评价：作为诗人，他是文艺复兴最后的辉煌；作为思想家，他是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早期预兆。他的伟大与脆弱共同证明，在信仰与理性的永恒战争中，最敏锐的灵魂往往最先崩溃，却也因这种崩溃而成为后世理解人类精神极限的永恒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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