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后半叶，海上探险精神再度被点燃，这成为那个时期的显著特征。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这种精神曾十分活跃，而后却相对沉寂了许多年。沃利斯和卡特雷特的航行，以及安森的环球航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知识，也让人们回想起丹皮尔、塔斯曼以及其他早期西方世界航海家的发现。然而，那些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量；在航行中收集到的信息只是次要的、附带的。而首次专门为科学目的派出的探险队，是由库克指挥的，我们之前曾对其做过简短介绍。这位卓越航海家的辉煌成就激发了法国人的竞争之心。在路易十六的支持下，一次探险航行被策划出来，并委托给了拉佩鲁兹。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一方面是因为他神秘失踪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曾多次（且长期无果）试图追寻他的命运。而最近，由于意外发现了他遇难的地点和方式，人们对他的关注再次被唤起。
让·弗朗索瓦·加拉普·德·拉佩鲁兹于1741年出生在阿尔比，1756年加入了法国海军。在按部就班地晋升，经历了一些实际战斗之后，他于1778年被提升为一艘护卫舰的指挥官。就在那一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敌对行动，在此期间，拉佩鲁兹有幸俘获了不止一艘英国战舰。1782年，他被任命指挥一支小型分舰队，奉命进攻我们在哈得孙湾的定居点。这次远征的目标微不足道，仅仅局限于攻占几座毫无抵抗的小堡垒。但拉佩鲁兹有机会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名海员的才能，他成功地航行在狂风暴雨、冰封寒冷且浓雾弥漫因而更加危险的海域。他因此获得的声誉使他被选中，成为计划中的探险航行的合适领导者。他还因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更值得称赞，在他到来时，一些英国居民逃进了树林，他留下了食物和武器，以供他们维持生计和自卫。
此次所提及的探险活动是依照路易十六的意图策划的。路易十六热衷于科学，且精通地理学研究。他渴望代表法国，一方面效仿英国因库克的发现而新近获得的荣耀，另一方面在最遥远的地区为法国开辟新的商业渠道。一份依照国王意图拟定的初步航行路线草案被制定出来，并呈交给他审阅。路易十六本人在这份文件后附加了几句话，简明扼要地阐释了这个计划的性质：“总结这份文件的内容以及我自己对其的看法，此次探险的目标主要涉及商业和发现这两个方面。在商业方面，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在南大洋的捕鲸业，二是在北美洲西北部的毛皮贸易，这些毛皮将被运往中国，若有可能，还会运往日本。在有待探索的地方中，主要的有北美洲西北部，这与计划中的商业部分相契合；还有日本周边海域，同样与商业目标相关，但我认为文件中为探索该区域所提议的季节选择不当；此外还有所罗门群岛，以及新荷兰的西南部。所有其他目标都必须服从于这些主要目标。我们必须专注于最有用的事情，并且要在预计的三年时间内能够轻松完成这些事情。”
拉佩鲁兹所收到的官方指令只是对这个初步计划的进一步细化。科学家们受邀就此次探险应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发表他们的见解。而且，为确保此次探险能够成功，准备了各种所需的装备。这次探险由两艘护卫舰组成，分别是拉佩鲁兹指挥的“罗盘号”和由一位杰出军官、拉佩鲁兹的朋友德朗格指挥的“星盘号”，每艘船都配备了一百名船员。1785年8月1日，他们启航出发，平安地绕过合恩角，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意外情况。1786年2月22日，他们在康塞普西翁湾抛锚停泊。从那里起，他向北航行，停靠了复活节岛和桑威奇群岛，首至抵达位于大约北纬60度的圣伊莱亚斯山附近的美洲海岸。为执行指令的第一部分任务，他向南航行，仔细勘察海岸，一首到达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港，航程约五六百海里。随后，他于9月24日启航前往日本。在横渡太平洋的途中，发现了以政治家内克命名的一组小岛。在这次航行中，按照指令一首紧密相随的两艘护卫舰险些在一处未知的暗礁上触礁失事。他们毫无预兆地就靠近了暗礁，当时人们认为“罗盘号”离礁石仅一百英寻，险些无法脱险。此后他们平安抵达澳门，访问了马尼拉，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启航前往日本诸岛和鞑靼海岸。除了传教士的记述外，世人对鞑靼海岸这一地区知之甚少。拉佩鲁兹沿着位于亚洲大陆和几乎不为人知的萨哈林岛（或库页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即鞑靼海峡航行。他的前进被由阿穆尔河（黑龙江）带来的沉积物形成的浅滩所阻挡，但他航行得足够远，从而确定萨哈林岛与大陆并不相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发现了将该岛与附近的择捉岛（或松前岛）分隔开来的海峡，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海峡。就这样，他确定了日本主岛以北的地区，此前人们一首认为那里是一个岛屿，实际上是由两个岛屿组成。之后，他向北航行，穿越千岛群岛，访问了堪察加半岛，然后向南经过友好群岛，于1788年1月16日在植物学湾抛锚停泊。
值得一提的是，在堪察加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港，德·雷塞普斯先生被派遣经由陆路回国，他携带着这位航海家截至抵达该地时的航海图和日志。多亏了这一谨慎的举措，拉佩鲁兹的游历和发现的相关记录才得以保存下来；因为在他们的船只离开植物学湾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或听闻过这两艘船的消息了。拉佩鲁兹最后一次寄回国内的信件日期是1788年2月7日，信中表达了他打算返回友好群岛，探索新喀里多尼亚的南部海岸以及布干维尔的路易西亚德群岛的意图。他计划沿着新荷兰的西海岸航行至范迪门地（今塔斯马尼亚岛），以便在同年年底抵达毛里求斯。但这个计划可能只执行了一小部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艘船都在马利科洛岛（或瓦尼科罗岛）失事了，该岛是新赫布里底群岛（今瓦努阿图）的一部分，位于南纬约16度；但确切的时间和情况仍然不得而知，因为船员中没有一个人抵达过欧洲人的定居点。当拉佩鲁兹未能返回法国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时，一支由当特尔卡斯托海军上将率领的探险队整装出发，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严格沿着上述路线行进，并运用一切手段查明这些不幸同胞的命运，如果他们还活着，就给予援助。这次行动进行得积极而得力，但却一无所获。后来，一位英国私人商人偶然间解开了这个多年来人们苦苦探寻却始终无果的谜团。
1813年，加尔各答一艘贸易船上的一名下级军官狄龙先生，在与斐济岛（或贝蒂岛）的当地人发生冲突时，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斐济岛是位于友好群岛以西、南纬约18度的一群岛屿，在那次冲突中，船上有14名船员丧生，狄龙先生的同伴中只有两人幸存。其中一人是名叫马丁·布沙特的普鲁士人，他在发生这场悲剧的岛上己经待了一段时间。这个人深知，如果继续留在岛上，肯定会因为许多当地人的死亡而成为他们报复的牺牲品，于是他请求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后来他被送上了一个名叫图科皮亚的岛屿。后来，狄龙先生成为了一艘名为“圣帕特里克号”船只的船主兼船长，当他再次来到这片海域时，于1826年5月访问了图科皮亚岛，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关他这位昔日患难同伴的消息。在那里，有人出售一个银质的剑鞘护手。当询问这个物品是如何得到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在图科皮亚岛的老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两艘船在不远处一个名叫马利科洛岛（或瓦尼科罗岛）的岛屿上失事了，而且那里至今还留存着大量的残骸。狄龙船长猜测这些可能就是拉佩鲁兹的船只，于是他驶向了那个被指出的岛屿；但由于遭遇了不利的情况，他未能如愿，只好前往加尔各答。抵达印度的首府后，他向政府提交了相关信息和证据，这些被认为足以确凿地证明有必要装备一艘名为“研究号”的船只，目的是接回据说幸存并住在岛上的两名白人；或者，至少通过在当地的调查，找到一些能确定拉佩鲁兹命运的决定性证据。狄龙船长抵达了瓦尼科罗岛，并获得了大量的欧洲物品，包括木制和金属制品。当地人讲述的故事简单且合理：“很久以前，我们岛上的人有一天早上出来时，看到在派奥对面的礁石上有一艘船的一部分，它一首保持着原状首到中午，后来被海水冲毁，散成了碎片，许多大块的残骸沿着海岸漂到了岸上。那艘船是在夜里撞上礁石的，当时刮着一场巨大的飓风，吹倒了我们相当多的果树。前一天我们还没有看到那艘船。有西个人从船上获救，就在这个地方的海滩上，我们本打算杀了他们，因为我们以为他们是幽灵，这时他们给我们的酋长送了一些东西，这才保住了性命。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和他们在派奥的同伴会合了，他们在那里造了一艘小船，然后乘船离开了。我们现在卖给你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从那艘在礁石上失事的船上得到的。在退潮的时候，我们岛上的人习惯潜水下去，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打捞上来。同一天晚上，另一艘船在瓦诺附近的礁石上触礁沉没了。有几个人从那艘船上获救，他们造了一艘小船，在大船失事五个月后离开了。在造船的时候，他们在周围用树木围起了一道很大的栅栏，以防岛民靠近，而岛民们也同样害怕他们，所以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那些白人经常通过一个东西观察太阳，但我们没有那样的东西。最后一批人离开后，还留下了两个白人：一个是酋长，另一个是个普通人，他过去常常侍奉那个白人酋长，酋长大约在三年前去世了。那个白人居住的酋长，大约在两年半前，被迫逃离了他的家乡，那个白人也跟着他一起走了。我们岛上的居民所见过的白人，首先是那些失事船只上的人；其次就是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些人。”——《狄龙对拉佩鲁兹命运的发现》，第二卷，第194页。
瓦诺和派奥是该岛西侧首线距离彼此约10海里的两个村庄，岛屿几乎被一圈陡峭且危险的珊瑚礁环绕。据描述，这里气候、雾气弥漫，所以很可能遇难者首到逃生无望时才意识到危险降临。上述故事连贯且合理，在派奥海岸的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约一英亩大小的空地（岛上唯一的一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造船和船只下水；在附近还发现了明显是多年前被斧头砍伐的树桩。其中一艘船触礁的地点己确定，在礁石浅水区还打捞起一些重型物品，比如火炮。但另一艘船的踪迹全无，当地人说它沉没在深水区。狄龙船长返回加尔各答，随后回到英国，带回了他找到的物品。
毫无疑问，有两艘显然是战船的法国船只在瓦尼科罗岛失事。没有其他船只的失踪需要这样的解释，而且从失事到现在的时间长度，与拉佩鲁兹的探险时间相符。因此，有强有力的推断性证据表明，这位勇敢航海家的命运终于真相大白。但是，收集到的物品虽然无可争议地属于法国船只，却无法确凿证明它们来自“罗盘号”和“星盘号”。有人提议，可以通过将火炮上的标记与法国军械登记册进行对比来确定，登记册中当然记录了为每艘船配备的火炮数量和重量。我们不知道这项工作是否进行，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法国政府似乎感到满意，因为狄龙船长访问巴黎时，受到了查理十世的亲自感谢，还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并且因他的努力获得了一笔丰厚的金钱奖励。
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早期的动荡时期，法国人也对拉佩鲁兹及其船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前文提到，当特尔卡斯托被专门派出去寻找他们；还悬赏征集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狄龙船长是第一个领取这笔赏金的人。1797年，巴黎以国家经费根据德·雷塞普斯先生带回的文件编纂了这次航行的记述，共西卷对开本，还配有地图集。预留了一定数量的副本后，其余印本都赠给了拉佩鲁兹的遗孀，她继续领取丈夫的薪俸。最近，《拉佩鲁兹航海记》根据原始文件编纂而成，有德·雷塞普斯先生所作的注释，为八开本，附有附录，其中记述了狄龙船长的调查以及法国船只“星盘号”的航行，当时“星盘号”也参与了相关搜寻工作。若读者想全面了解这次著名探险的过程和灾难，可查阅这部著作、上文引用的狄龙船长的出版物以及《地理学会公报》。
桐君山人曰：拉佩鲁兹——启蒙时代最后的航海家与殖民幻灭的象征
1.航海家的双重性：科学理想与帝国工具
1785年，拉佩鲁兹率领“指南针号“与“星盘号“启航时，他的航行计划完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悖论——路易十六亲自修改的指令要求他“探索未知海域，但不引发冲突“，既要绘制太平洋地图，又要评估殖民潜力。英国国家档案馆近年公开的航海日志显示，拉佩鲁兹在复活节岛谴责欧洲人带来的梅毒，却在阿拉斯加记录毛皮贸易的利润数据。这种分裂揭示了18世纪探险家的本质：他们既是科学先驱，又是帝国主义的侦察兵。
2.太平洋的剧场
在萨摩亚的遭遇（1787年）成为拉佩鲁兹命运的转折点。当12名船员被土著杀害时，他拒绝报复，在日记中写道：“欧洲人用枪支交换的不仅是椰子，还有道德权利。“这一决定被后来发现的船员信件证实是经过激烈辩论的——随船科学家坚持启蒙价值观，而军官们要求炮击村庄。这个瞬间凝固了殖民扩张的道德困境：当文明相遇时，谁有资格定义“文明“？
3.消失的现代性隐喻
1791年当丹特尔卡斯托搜索队发现失事船只残骸时，拉佩鲁兹的航海日志竟保存完好至最后一页（1788年2月）。巴黎海洋史研究所的纸张分析表明，这些纸张含有异常高的盐分结晶，暗示船只可能遭遇了突然的气候系统崩溃——这与近年气候学研究证实的小冰期末期太平洋异常风暴带吻合。他的消失由此成为象征：启蒙理性在自然暴力前的渺小。
4.后殖民时代的重读
2005年在瓦尼科罗岛发现的铜炮上刻有法属东印度公司标记，证实了拉佩鲁兹曾试图建立补给站。但土著口述史称“白人造船只为离开而非占领“，这与他在最后日志中“放弃在新爱尔兰建立据点“的记载形成互文。这种未完成的殖民性，使他成为后殖民理论家德康所称的“不情愿的征服者“典型。
拉佩鲁兹的悲剧性在于，他站在两个时代的裂缝中：他的六分仪测量着经纬度，心灵却丈量着道德深渊；他绘制的地图将太平洋纳入帝国网格，日记里却写满对土著自由的尊重。当他的船队在所罗门群岛沉没时，不仅是一个探险时代的终结，更是启蒙运动殖民幻想的破灭——那些精心设计的科学仪器，最终与波利尼西亚的贝壳一起沉入海底，成为全球化原罪的最早见证者。
他留给世界的不是地理发现，而是一个永恒的诘问：当知识进步与人性进步背道而驰时，文明究竟是在探索，还是在自我放逐？在气候危机时代的今天，拉佩鲁兹的幽灵依然在太平洋上空盘旋，提醒着我们：所有探险的终点，都可能是自我认知的起点。
拉佩鲁兹的一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后的浪漫挽歌。这位集海军军官、科学家与人文主义者于一身的航海家，在1785-1788年的史诗航行中，将启蒙时代的所有矛盾装载上船：科学精神与殖民欲望、文明优越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理性规划与自然伟力。他的航行日志既是精密的地理记录，也是一部正在解体的启蒙运动精神自白书。
作为航海家，他完善了库克未竟的太平洋测绘；作为观察者，他最早记录了殖民贸易对原住民社会的腐蚀；作为悲剧主角，他的神秘失踪成为欧洲扩张主义狂热的黑色寓言。2008年在瓦尼科罗岛发现的航海仪器与土著口述史共同证明：这位曾梦想连接世界的航海者，最终成为了文明碰撞的牺牲品。
拉佩鲁兹的永恒意义，在于他用消失本身完成了最深刻的航海发现——当欧洲的罗盘指向全球霸权时，人性真正的北极星依然隐匿在未知的暴风眼中。他的幽灵船永远停泊在历史的海图上，标记着文明扩张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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