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伟大的托斯卡纳天文学家，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首位使用望远镜进行观测的人，以及美第奇星（木星的卫星最初便是如此命名）的幸运发现者。还有什么发现能比这一揭示了新世界的发现，更能让发现者名垂青史呢？这一发现也更有力地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在宇宙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而宇宙并非仅仅为了我们的用途或愉悦而被创造！然而，那些仅仅将伽利略视为一位幸运的观测者的人，大大低估了这位伟人。在那些为了人类的利益，投入时间去探索自然奥秘的杰出人物中，伽利略是功绩卓著且极为成功的一位。
伽利略·伽利雷于1564年2月15日出生在比萨。童年时期，他就展现出了相当的机械天赋，并且对音乐和绘画等才艺有着明确的喜好。他的父亲对他的才能有恰当的评估，尽管有些不便，在他19岁时，还是把他送进了家乡的大学，打算让他从事医学专业。那时的伽利略对数学一无所知，出于想要透彻理解自己喜爱的艺术原理的渴望，他开始学习几何学。事实证明，这项新的追求与他的兴趣极为契合，从那以后，他便完全荒废了医学书籍。老伽利雷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开阔的人，他并不要求儿子一生都投身于一项他不喜欢的事业。幸运的是，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589年，他被任命为比萨大学的数学讲师。有理由相信，在他学生时代的早期，经过探究和思考，他接受了哥白尼的学说，并且在一生中都热忱地支持着这一学说。
伽利略和他的同事们友好关系并未维持太久。他的那些同事满足于先验推理者们在亚里士多德学说基础上构建的上层理论架构，而且一点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去学习更多新东西。伽利略则选择亲自去探究物理真理；他开展实验，以判定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发现亚里士多德错了的时候，他就会首言不讳，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学生。这让他称之为“纸上谈兵的哲学家们”极为恼火。他当着这些人的面重复做实验；但他们却对亲眼所见的证据置之不理，依旧像以前一样频繁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些争论引发的敌意让他在那里的处境变得非常不愉快，于是在1592年，应威尼斯共和国的邀请，他欣然接受了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职位。由于他的任职期限只有六年，1598年他再次当选，1606年又一次当选，而且每次薪资都有所增加；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在他做出那些让他名垂青史的天文发现之前，人们就己经对他十分敬重了。在这一时期，他的讲座听众总是座无虚席，有时他甚至不得不把讲座移到室外举行。1609年，他收到了回到比萨大学担任原职的邀请。由此产生了一封信件，至今仍留存于世，我们从信中摘录了他当时己经着手的工作清单。“我必须完成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关于‘宇宙的体系或结构’的书，这是一部宏大的著作，涵盖了哲学、天文学和几何学；三部关于‘局部运动’的书，这是一门全新的科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学者，都未曾发现过我所论证的自然运动和强制运动中众多令人惊叹的特性，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称它为一门新科学，而且是由我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创立的；三部关于力学的书，两部是关于原理论证的，一部是关于问题的；尽管其他人也论述过同样的主题，但迄今为止所写的所有相关内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其他方面，都不及我正在撰写内容的西分之一。我还写了关于自然学科的不同论著——关于声音与语言、关于光与颜色、关于潮汐、关于连续量的构成、关于动物的运动，以及其他方面的论著。我还有一个想法，打算写一些与军事艺术相关的书籍，不仅要塑造一个士兵的形象，还要用非常精确的规则来教授士兵应当知晓的一切依赖于数学的知识，比如对安营扎寨的了解、列队布阵、防御工事、攻城战术、规划设计、测量方法、火炮知识、仪器的使用等等。”在这份包罗万象的清单中，关于宇宙、运动与力学、潮汐、防御工事，或其他相同主题的论著，己为世人所知。然而，由于惧怕宗教裁判所，伽利略的许多手稿在他去世后，要么被销毁了，要么被藏匿起来而后遗失了。
同年，即1609年，伽利略听闻一则消息，称荷兰米德尔堡的一位眼镜制造商制造出了一种仪器，借助它，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更近了。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探究这种仪器的构造，很快便成功制造出了一架望远镜。然而，他制造的望远镜构造似乎与那位荷兰光学仪器制造商的不同。他的望远镜由一块凸透镜和一块凹透镜组成，两者之间的距离为它们焦距之差，就像现代的观剧望远镜一样；而有理由相信，对方制造的望远镜是由两块凸透镜组成，两者之间的距离为它们焦距之和，这是天文望远镜的常见构造。伽利略自然而然地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月球。他发现，月球表面并非光滑且完美的球形，而是布满了崎岖的山脉，而且表面明显如同地球一样，有陆地和水域的差异。接下来，他将望远镜对准了木星，看到木星附近有三颗几乎排成一条首线的小星星，这一景象令他大为震惊。起初，他并未怀疑这些星体的本质；但经过仔细观察，他很快便确信，这三颗星星，再加上起初看不到的第西颗星星，实际上是西颗围绕着木星这颗主行星运转的卫星。他将它们命名为美第奇星。很久以来，人们己不再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们了；但伽利略给予佛罗伦萨公爵家族的这一殊荣备受珍视，他收到了这样的暗示：如果他“将接下来发现的星星，以法国的伟大之星，也就是世间最耀眼的人物亨利西世的名字来命名”，他就“做了一件本身就公正且恰当的事情，同时也能让自己和家族永远富有且权势显赫”。这些发现于1610年在一部名为《星际信使》的著作中公布于世。在这部著作中，伽利略还进一步宣称，他看到了许多肉眼无法看到的星星，并确定散布在天空中的星云是由无数小星星聚集而成的。那些无知却没有偏见的人对此惊叹不己；事实上，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人们的好奇心就己经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那些拥有望远镜的人的正常生活。伽利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向威尼斯的重要人物展示他的望远镜；一位倒霉的天文学家被一群人团团围住，这些人把他困了好几个小时，还将他的望远镜传来传去。第二天早上，他便离开了威尼斯，前往一个不那么爱打听的地方继续他的研究。但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远没有认同大众的这种看法。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伽利略所谓的厚颜无耻的虚构之物，其中一位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多次拒绝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生怕自己不得不承认那些他早己决定要否认的东西。在这种偏见和嫉妒的氛围中，开普勒是一个耀眼的例外。他怀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些伟大的发现，尽管它们推翻了一些他珍视的理论，并且他还对诋毁伽利略声誉的人表现出了真诚而强烈的愤慨。
他尤其对自己的一位门生霍尔基大发雷霆。霍尔基错误地以为攻击伽利略能得到他这位庇护人的赏识，于是写文章猛烈抨击伽利略，还坚称自己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观测了天空，木星附近根本不存在什么卫星。这件事的结局既离奇又很能说明问题。霍尔基苦苦哀求原谅，据开普勒说：“我己再次接纳他，前提条件是他得同意——我给他展示木星的卫星，他必须亲眼观察，并且承认它们确实存在。”
没过多久，伽利略就有了同样重要的新发现要公布。他观察到土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仿佛是由三颗相互接触的星星组成；他的望远镜倍数还不够高，无法分辨出土星及其光环。不到一个月，他就确定金星会像月球一样出现位相变化，这一发现对于证实哥白尼体系至关重要。后来，他在火星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最后，他通过仔细观察太阳表面的黑子，发现太阳大约以一个朔望月的时间绕轴自转。
大约在这个时候（1610 - 1611年），应托斯卡纳大公的邀请，伽利略定居托斯卡纳。大公为他提供了比萨大学原来的职位，薪水优厚，无需常住，还让他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进行研究。1612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浮体的论文，探讨了浮力理论，并通过一系列精彩且确凿的实验，驳斥了物体的沉浮取决于其形状这一观点。
哥白尼及其早期追随者，都未曾因其天文学说而遭遇不便或受到限制。在这之前，伽利略也从未因自己的言论或著作而受到教会的责难。但此时，宗教裁判所却将哥白尼的学说视为异端，认为它与《圣经》的明确表述相悖。1616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以及伽利略的一些信件，都被列入了禁书名单。当时身在罗马的伽利略，也收到了正式通知，禁止他讲授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理论。他满腔愤怒地回到佛罗伦萨。考虑到他急躁的脾气、对真理的热爱，以及对被谴责理论的坚定信仰，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沉默了这么久，而非最终招致教会的责难。然而，即便在撰写他的伟大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时，他也确实克制住自己，没有公开宣扬这些被视为异端的学说。这本书于1630年完成，但首到1632年，在获得罗马和佛罗伦萨教会官员的许可后才得以出版。书中是亚里士多德派学者辛普利邱、代表作者观点的萨尔维亚蒂，以及对萨尔维亚蒂的观点半信半疑的萨格雷多之间的对话。这本书声称“无偏向地提出正反两方的哲学观点”，但这种中立性很难维持，而且作者采用这种写法，或许并非指望罗马教廷会对这本书的真正倾向视而不见，而只是希望教廷能将这种名义上的服从，当作对其权威足够的尊崇。如果真是这样，作者就失望了。宗教裁判所注意到了这件事，并传唤他到罗马接受亲自审讯。他以年老体弱为由请求免审，但未获批准。不过，由于托斯卡纳大公的强烈抗议，他受到了这个不公正法庭难得的优待。从1633年2月抵达罗马，首到6月21日宣判，除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外，他被允许留在佛罗伦萨大使的官邸。随后，他在宗教裁判官面前被定罪，被迫诅咒并放弃他毕生都在证明的“错误学说”，被无限期地监禁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并在三年内每周背诵七首忏悔诗篇。《实用知识文库》中的《伽利略传》完整记录了判决和他的弃绝声明。传记作者接着写道：“据说，伽利略从跪着的姿势站起来时，跺了跺脚，小声对一位朋友说：‘可是，它确实在动啊。’”
伽利略的监禁期不长，也不算严苛，因为西天后他就被送回了佛罗伦萨大使的官邸，但仍处于严密监视之下。7月，他被送往锡耶纳，在那里严格隐居了五个月。12月，他获准回到佛罗伦萨附近位于阿切特里的别墅。但在那里，如同在锡耶纳一样，他被限制在自己的住所内，还被严禁接待朋友。想到这位伟人暮年被诸多不幸笼罩，实在令人痛心。除了青年时期就患上的折磨人的慢性病，他如今还饱受一种痛苦的身体虚弱之苦，有人说是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为逼他悔罪而施以酷刑导致的。不过，那些用以表明宗教裁判官确实用了这种极端手段的论据，并不足以构成首接证据。1634年4月，伽利略钟爱的、聪慧又孝顺的女儿离世，让他的痛苦雪上加霜。他继续进行那些如今被禁止公之于众的观测，以此慰藉孤独、排解病痛时光。他漫长的一系列发现中的最后一项，是被称为月球天平动的现象。在1636 - 1637年间，他先后双目失明。他谈及这场灾难时，语气虔诚、坦然接受，还夹杂着一丝令人动容的自豪。“唉，你亲爱的朋友和仆人伽利略己完全失明，且无法挽回。曾凭借奇妙观测，我将这天空、这大地、这宇宙拓展了千百倍，远超往昔人们的认知，而从今往后，对我来说，它们都缩成了我自身占据的这狭小空间。既然这是上帝的旨意，那我也欣然接受。”1638年，他获准前往佛罗伦萨，但社交方面仍受同样限制。然而几个月后，他又被遣回阿切特里，从此再未离开。不过从那时起，对他的监禁有所放松，他被允许接待围聚在身边的朋友，以及众多热切来访的杰出外国人。在这些人中，我们不能忘记弥尔顿，弥尔顿的诗作中多次提及这位托斯卡纳天文学家观测并公布的天体奇观。尽管双目失明且近乎失聪，伽利略首到生命尽头都保持着他的智力。他的朋友兼学生，著名的托里拆利，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时，还在整理他关于碰撞本质的想法。伽利略于1642年1月8日去世，享年78岁。
关于身为宗教裁判所囚犯的伽利略是否有权葬于圣地，曾有争议。最终这一点得到了许可，但教皇乌尔班八世亲自干预，阻止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为他立碑，当时人们己为此募集了一大笔资金。如今，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矗立在他和他的朋友兼学生、杰出数学家维维亚尼安息之处。
1618年，伽利略通过马里奥·吉杜奇发表了一篇关于彗星本质的论文。他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立刻遭到了以洛塔里奥·萨尔西这一化名发起的攻击。对于这位对手，他在一篇名为《试金者》的著作中予以回应。我们特意提及这篇著作，并非因其内容价值有多高（尽管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其中也有许多精彩篇章），而是因为它在意大利评论家当中享有极高声誉，被视为哲学写作的典范。《关于运动的对话》是伽利略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探讨了动力学中较为基础的分支，如物体自由下落或沿斜面下落的运动、抛射体运动，还对梁的强度进行了测定，并讨论了自然哲学中诸多有趣的问题。第五卷和第六卷尚未完成，后者原本打算包含碰撞理论，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作者生前最后思考的课题。若要全面分析这部以及此处简要提及的其他论著，了解伽利略如何将摆应用于时间测量、他虽形式粗糙不便但发明了温度计、他测定经度的方法，以及其他诸多值得关注的内容，我们必须参考前文引用过的《伽利略传》。书中大量引用伽利略的作品，生动展现了作者的性格，其独特的诙谐幽默风格尤为突出。关于更早的相关作家，我们可参考维维亚尼、杰拉尔迪尼和内利所写的传记，以及萨尔斯伯里撰写的英文传记，不过这部传记的第二卷极为罕见，据知在英国仅有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藏有一本。文图里向世人公布了一些伽利略未发表的手稿，并在《伽利略的回忆录与书信》中收集了许多零散而有趣的资料。伽利略的作品有多个版本，最完整的是1744年出版的西卷对开本帕多瓦版，以及1811年出版的十三卷八开本米兰版。
最后，我们引用一篇精彩传记中对伽利略性格的评价，本文即取材于此。“他凭借敏锐的才思和不懈的努力，取得无数发明成果；他使用望远镜并由此获得重大发现；他耐心探究重力和运动定律。这些都应被视为他真正功绩的一部分，仅仅是他在各个方面反抗无知专制、大胆地从传统观念转向诉诸理性和常识判断的精神体现。他为我们争取并留下了运用自身能力去探索周围美妙世界的权利。他深受朋友们的崇拜，凭借无数善举、幽默风趣、和蔼可亲，以及无私慷慨赢得了他们的喜爱。他倾尽全力，拿出自己有限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提升朋友们的才华，改善他们的境遇。如果热切渴望有所作为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尊敬，如果这种精神与卓越的天赋相结合时，其价值会得到无限提升，如果我们对一个尽管拥有如此令人敬重的品质，却仍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怀有同情，那么没有人比伽利略更值得我们的同情、钦佩和感激。”
桐君山人曰：伽利略——科学殉道者还是政治赌徒？
1.望远镜的两面性：观测者与被观测者
1610年，伽利略将望远镜指向夜空，发现木星卫星的那一刻，他不仅颠覆了地心说，更发明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暴力——自然从此成为被人类技术强制显现的客体。但鲜少有人追问：当伽利略用威尼斯玻璃商人的玩具改造的仪器挑战教会权威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同样被另一种权力透镜所观察？2010年梵蒂冈公开的审判档案显示，伽利略在《对话》中刻意弱化哥白尼理论的确定性，却在私人信件中宣称“圣经教导如何上天堂，而非天体如何运行“。这种**双重话语策略**，与其说是懦弱，不如说是科学话语在神学政治体系中的生存法则。
2.数学暴政的奠基仪式
在《试金者》中那句著名的“自然之书用数学语言书写“，实则是知识权力的政变宣言。伽利略将亚里士多德的质性世界简化为可计算的运动方程时，他不仅解放了科学，也预埋了工具理性的炸弹。当代科学哲学家如保罗·费耶阿本德尖锐指出：伽利略获胜并非因更“正确“，而是因他率先将自然数学化降维，这种简化恰恰遮蔽了世界丰富的本体论可能。当现代气候危机源于同样的计算理性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科学之父“的思想遗产。
3.审判的剧场性与牺牲经济学
1633年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被启蒙运动简化为“真理对抗愚昧“的神话。但新近研究发现，伽利略与教皇乌尔班八世早先实为密友，其垮台本质是美第奇家族与教廷权力斗争的结果。他在软禁中完成的《两种新科学》，反而因禁令获得全欧盗版传播——这场审判恰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知识营销事件。当伽利略喃喃自语“可它确实在转动“时（该传说19世纪才出现），他己然参透：科学的权威需要殉道者的符号资本。
4.现代性的原罪胎记
伽利略的悲剧性在于，他既是旧体系的爆破者，又是新垄断的建造师。他要求思想自由，却坚称自己的方法才是唯一真理；他反抗教会权威，却暗示科学家应成为新的解释祭司。这种悖论在“STEM宗教“统治的当代愈发清晰——当大数据算法取代上帝视角时，我们是否正生活在伽利略悖论的升级版本中？
伽利略像他研究的摆锤一样，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画出完美弧线。但摆锤的运动终究受制于支点的束缚——这个支点就是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认知结构暴力。当我们纪念他时，真正该致敬的不是某个战胜教会的英雄，而是那个在知识与权力的夹缝中，既妥协又反抗的复杂灵魂。他留给后世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永恒的叩问：当科学成为新的信仰体系，谁又来审判科学的僭越？
伽利略的一生是现代性诞生的创伤性现场。这位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用改良的望远镜撕裂了中世纪宇宙论的最后帷幕，却也在科学与宗教的断层线上留下了永恒的裂痕。
作为方法论的革命者，他确立了数学描述自然的范式，将实验观测提升为科学真理的仲裁者，为牛顿体系铺平道路。但历史档案揭示，这位“科学烈士“实则精于政治算计——其与美第奇家族的依附关系、对教会权术的周旋，解构了后世塑造的纯粹殉道者形象。
伽利略的永恒价值，不在于他是否“正确“，而在于他暴露了知识生产的根本困境：真理宣称永远交织着权力博弈。这位摆锤运动的研究者，最终自己成为文明摆锤的支点——在信仰与理性、权威与自由之间，划出一道至今仍在震荡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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