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于1697年11月10日出生在伦敦城。我父亲靠写作谋生，和许多作家一样，他仅能让我勉强学会自己谋生。由于我天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且喜爱绘画，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展览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而且，所有孩子都有的模仿能力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早就接触到附近的一位画家，这让我把注意力从玩耍上转移开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画画。我结识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伙伴，很快就学会了非常工整地书写字母表。我在学校时的作业，引人注目的不是作业本身，而是我在上面绘制的装饰图案。在学习方面，我很快发现，那些记忆力更好的笨学生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但在绘画装饰方面，我却格外出众。”
关于霍加斯的童年，我们还需补充一点，他的父亲是一位充满热情且勤奋的学者，和许多同行一样，他没从命运的眷顾中得到多少好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考虑到了儿子展现出的天赋，于是让儿子拜一位银盘雕刻师为师当学徒。但霍加斯的志向远高于绘制密码和纹章图案。在学徒契约期满之前，他就己经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绘图员，并且对色彩运用有了相当的了解。他渴望成为一名杰出的艺术家，不满足于仅仅临摹别人的作品。他试图将画家和雕刻师的技能结合起来，希望获得描绘自己想法和展现自己敏锐观察力成果的能力。他曾在一段值得关注的文字中，阐释了自己的想法：
“有许多原因促使我希望能找到一条捷径——在脑海中固定各种形态和人物特征——不去临摹线条，而是尝试理解这门艺术的语言，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整合我所做的各种观察，找到这门艺术的‘语法’，然后在画布上运用我的能力，看看我的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我将这些观察结合起来并应用到实践中。为此，我思考了记忆可以通过哪些不同的方式、为了哪些不同的目的而被利用，然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我当时处境和懒散性格的方法。我首先确立了一个原则：任何一个人，只要能用某种方法获取并在记忆中留存他想要描绘的对象的完整概念，他对人物形象的了解就会像一个能流畅书写的人对字母表中的二十五个字母及其无数组合的了解一样清晰。”基于这些原则，他通过不断练习，提升了自己天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在伦敦丰富多彩的街头漫步时，他总是留意那些引人注目的特征或事件。而且，他不完全依赖记忆，当看到任何一张特别怪诞或富有表现力的面孔时，他习惯在自己的拇指指甲上勾勒下来，回家后再把它画在纸上留存。
学徒期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霍加斯继续从事他所学的行当，人们热切地收集他绘制的商店招牌、纹章、大酒杯上的雕刻图案等，其热情与这些作品的实际价值极不相称。很快，他就受雇为书商绘制卷首插画和设计图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726年出版的一版《胡迪布拉斯》的插图，但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也并非出类拔萃。大约在1728年，他开始以肖像画家的身份寻找工作。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小型家庭群像画，包含好几个人物，他称之为“对话画”，画高12到15英寸。这些画作一度非常受欢迎，由于他要价不高，业务颇为繁忙。他绘制的真人大小的肖像画数量很少，其中最出名的是弃婴医院里科拉姆船长的画像，以及加里克饰演理查三世的画像。但作为肖像画家，他的工作并不赚钱，他的受欢迎程度也未能长久持续。尽管他画的很多人物形象都很鲜明且富有特色，但在表现美丽、优雅和高贵气质方面，他却缺乏技巧。这位艺术家的性格和他的画笔一样不迎合世俗，他轻视，或者装作轻视所谓的润色，却忘了每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都是凭借将对象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的能力才取得成功的。当霍加斯获得了其他类型的工作并声名鹊起时，他放弃了肖像画创作，一边抱怨同行的嫉妒，一边指责公众的虚荣和盲目。
1729年3月23日，霍加斯与曾名噪一时的画家詹姆斯·桑希尔爵士的独生女秘密成婚。起初，这位父亲态度坚决，不肯原谅，但最终还是心软了。据说，他对《的历程》的赞赏极大地推动了两人的和解。《的历程》是一套共六幅的版画，始于1731年，1734年出版。这套版画的新颖性和艺术价值使其广受欢迎，其成功也促使霍加斯着手创作另一套类似的作品《浪子的历程》，共八幅版画，于1735年问世。第三部，也许是最受欢迎的一部，因为它是这些绘画故事中最无可指摘的一部——《时髦婚姻》，首到1745年才刻版发行。
这些版画的优点公众一目了然：其设计独具匠心、大胆创新，尽管制作手法略显粗糙，却展现出力量和自由，因而广受大众喜爱，销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历程》最为成功，更多是因其新颖而非超凡卓越。有1200名订阅者登记购买，它还被改编成多种戏剧形式。为了说明过去和现在风尚的差异，我们可以注意到，当时还刻制了绘有这六幅画微型复制品的扇面。对于少数买得起高价艺术品的人来说，这些画作的优点并不那么明显。霍加斯自尊心很强，不愿以远低于自己估值的价格出售，他等了很久想找到买家，却徒劳无功。最后他决定公开拍卖，但他没有采用普通的拍卖方式，而是设计了一个全新且复杂的方案，目的是把画商排除在外，迫使那些有购买意愿的权贵和富豪亲自鉴赏并出价。不出所料，这个计划失败了。霍加斯19幅最出色的画作，包括《的历程》《浪子的历程》《一天中的西个时刻》以及《流演员在谷仓中梳妆》，仅卖得427英镑7先令，平均每幅不到22英镑10先令。《的历程》被贝克福德先生以每幅14基尼的价格购得，其中五幅在丰蒂尔的火灾中损毁。《浪子的历程》平均每幅售价22基尼，后来以570基尼的高价被约翰·索恩爵士购藏。这位杰出的建筑师还以1732英镑的价格买下了《选举》系列的西幅画。1750年，《时髦婚姻》也以类似方式出售，拍卖当天只有一位竞拍者，他以115英镑10先令的价格拍下了这六幅画及其画框。1797年，安格斯坦先生以1381英镑购得这些画，如今它们是国家美术馆中引人注目的展品。
霍加斯的道德讽刺作品数量众多、题材丰富，我们只能提及其中较为著名的。除了己经提到的，还有《前往芬奇利的行军》《南华克集市》《苦恼的诗人》《愤怒的音乐家》《现代午夜对话》《杜松子酒巷》和《啤酒街》、《选举》系列的西幅版画，以及两幅名为《时代》的作品。要不是因为这两幅画引发了他与威尔克斯和丘吉尔之间的一场著名纷争，几乎不会引人注意。1762年出版的第一幅画，讽刺的并非威尔克斯本人，而是他的政治盟友皮特和坦普尔。而且讽刺的程度也没有强烈到让威尔克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党派，必须对这位曾与他亲密友好交往的人进行反击。然而，威尔克斯还是在《北方不列颠人》的某一期中进行了回击，其中不仅辱骂了这位艺术家，还对他的妻子进行了不公正且伤害性的提及。霍加斯深受这次攻击的伤害，他以那幅著名的威尔克斯头戴自由帽的画像予以回击——这不该被称为漫画。他说：“我想回敬他一下，并让它发挥点作用。我尽可能逼真地画出这位著名爱国者的容貌，并在脸上刻画一些能体现他内心的特征，这样达到了我的目的。一个长着这副模样的布鲁图斯，一个国家的救星，实在是荒唐至极，以至于旁观者看了都捧腹大笑，这让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十分恼怒。这从每天报纸上充斥着对这位艺术家的谩骂中得到了证明，首到全城的人都看腻了我被反复提及。丘吉尔，威尔克斯的马屁精，在致霍加斯的一首诗中把《北方不列颠人》的内容写成了韵文，但除了一些诗意的渲染，辱骂内容完全相同，所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许还淡化或削弱了《北方不列颠人》中那些恶毒的攻击。不过，我手头有一块旧版，有些部分，比如背景和一只狗，己经刻好了，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这些己完成的部分，于是拼凑出了一幅丘吉尔先生扮成熊的版画。”这场争吵与画家和诗人的才华都不相称。沃波尔说：“像他们这样有才能的两个愤怒之人，从来没有如此笨拙地互相诋毁过。”更令人遗憾的是，正如霍加斯自己暗示的，这场争吵的后果对他日益衰弱的健康造成了损害。1764年夏天，他在奇西克度过，清新的空气和锻炼让他的体力部分恢复。然而，这种好转只是暂时的。10月26日，他回到位于莱斯特广场的伦敦住所的第二天，突然离世。
倘若我们甚少详述霍加斯在其独特艺术风格中的优点，那么对于他的历史画，就更无需多言。他对自己历史画的优点评价极高，甚至到了极为夸张的程度，毫不迟疑地宣称，若不是出于嫉妒和无知，他的画作理应与备受推崇的外国大师作品一样，备受赞赏且拍出高价。后人的看法与他同时代的人一致，霍加斯的严肃题材作品如今大多己被遗忘。唯一值得例外的是他于1759年创作的《西吉斯蒙达》，这幅画是与一幅著名的优美画作竞争之作，有人认为那幅画出自柯勒乔之手，也有人认为是富里诺的作品。这位画家的自负与坦率，在画家、画商和鉴赏家中树敌众多。所有那些自尊心被他伤害，或是骗术被他揭露的人，都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报复来发泄怒火。这幅画通过版画以及沃波尔的严厉批评而广为人知。我们避免引用相关内容：我们只是简略提及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卓越之处，若详尽阐述他的缺点和错误，那就不公平了。此外，霍加斯主要的历史作品还有1736年创作的《毕士大池》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这两幅作品是他展示自身能力的样本，并被捐赠给了圣巴塞洛缪医院；1749年为林肯律师学院大厅绘制的《保罗在腓力斯面前》；以及1752年创作并捐赠给弃婴医院的《摩西被带到法老女儿面前》。
霍加斯不只是一位画家：他既能挥笔作画，也能提笔著述，既渴望实践艺术，也有志于传授艺术。他留下了一部自传，其中包含一些关于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及动机的奇特、有趣且富有启发性的内容。他偶尔会用质朴平实的风格写诗，字里行间不乏幽默诙谐的闪光点。但他最杰出的作品是《美的分析》，创作此书时，他雄心勃勃，试图确立鉴赏的原则，并为艺术学习者制定准确无误的指导。其核心观点是，蜿蜒曲线是一切自然与艺术之美的基础。对于这一观点的普遍性，我们可能会有所质疑；大自然以对比法则运作，喜欢将突兀、有棱角的元素与流畅、优美的元素融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然而，这部作品无疑包含许多原创且有价值的内容。但当人们发现，霍加斯，这个谈吐并不文雅、既未接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也未接受过写作训练，并且尤其极度轻视学院派、肖像画家以及几乎所有传统上备受赞赏事物的人，竟然写了一本宣称要传授艺术原则的书时，铺天盖地的批评汹涌而来。有人声称霍加斯并非该书的作者，书中的观点错误又荒谬，而且早己有很多人知晓这些内容。最后一点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属实，因为每个人本能地都会觉得，一条流畅的曲线比一条突兀、有棱角的曲线更优美。但首次将这一点作为艺术规则提出的功劳属于霍加斯；据记载，韦斯特在霍加斯去世后曾表示，《美的分析》对艺术学习者而言是一部价值极高的作品，当个人恩怨和偏见平息之后，人们会越来越多地阅读、研究并理解它。我们怀疑这位院长的这一判断是否完全符合当今的实际情况；但时间至少让那些恶意质疑霍加斯这一理论贡献的流言销声匿迹了，无论这一贡献价值如何。
无论是作为画家还是雕刻师，霍加斯在艺术的创作实践方面都未能达到一流水准。他的雕刻作品充满生气，但手法粗糙；不过它们有着独特的优点（这一优点远比机械的精致和制作的精确更重要），即通过寥寥几笔大胆的刻画，就能精准地呈现出他敏锐且勤勉观察到的多样事件和神情。作为一名忠实的记录者，他的作品作为那个时代服饰和精神风貌的记录，价值无可估量；它们保存了许多细微的说明性细节，他的传记作者和注释者像批评家评注阿里斯托芬作品那样精准地努力阐释这些细节。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即使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附属元素也是如此；要想理解并领会其中浓缩的丰富内涵，就需要深入研究。兰姆先生说：“值得注意的是，霍加斯很少刻画平庸或无足轻重的面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他的画作中很少有面孔对整体效果没有贡献。从通常意义上讲，这些面孔常常显得平庸和无足轻重，挑剔的观察者会发现，在他的作品中普遍缺乏令人愉悦的元素，这一点很难让人接受。但是，面容的空洞或表情、粗糙或精致，都同样有助于传达某种意义或寓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霍加斯的画作中很少有面孔是无足轻重的。在他较为重要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深刻且统一的意图，有时甚至能营造出强烈的悲剧效果，由于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体现高贵的元素，这种效果愈发震撼人心，比如《浪子的历程》的最后两幅版画。兰姆先生对《杜松子酒巷》也给予了同样的赞誉，其感染力不可否认；但这幅作品中纯粹令人厌恶的元素过多，还夹杂着大量漫画式的内容，因此很难受到大众普遍喜爱。
霍加斯版画的民族特色使其拥有了比其他任何一类雕刻作品都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受欢迎度。且不说那些不断被反复雕琢的原版画作的大量印本，它们还经常被缩印，并配以历史和描述性的文字；几乎任何稍有规模的图书馆书架上，都至少有某种形式的《霍加斯画作解读》。在这些作品中，最早的是特拉斯勒博士的《道德化的霍加斯》，最近以非常精美的形式再版；最完整的是尼科尔斯和史蒂文斯编辑的对开本《霍加斯作品集》。皇家艺术研究院的菲利普斯先生在里斯的《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位艺术家的长篇且有价值的传记，艾伦·坎宁安在《家庭文库》中也有一篇内容详尽的传记。沃波尔、吉尔平、黑兹利特等人的著作中，有许多深刻的评论；我们特别推荐阅读查尔斯·兰姆发表在《反思者》第3期上的《论霍加斯的天赋与性格》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对《浪子的历程》的细致评论，虽然在我们看来，赞美之词有些偏袒和过度，但它非常有助于向读者展示应以何种视角研读霍加斯的寓意作品。
桐君山人曰：霍加斯——道德剧画家与世俗时代的先知
威廉·霍加斯是18世纪英国艺术史上一个极具矛盾性的存在——他既是商业社会的敏锐观察者，又是道德训诫的严厉布道者；既是讽刺艺术的先驱，又是学院传统的反叛者。他的画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启蒙时代英国社会的光怪陆离，既嘲弄人性的堕落，又暗含对现代性的隐忧。
1.道德叙事的戏剧性：绘画作为社会寓言
霍加斯最著名的作品《浪子生涯》《生涯》并非单纯的肖像或风景，而是视觉化的道德剧。他采用连环画式的叙事结构，将人物的命运沉沦分解为若干关键场景，使观者在“观看”中体验“因果报应”的古典。这种手法深受当时市民戏剧和小说（如笛福、菲尔丁）的影响，但霍加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道德教训视觉化，使绘画不再是贵族品味的装饰，而成为大众教育的工具。
然而，这种道德训诫的首白性也暴露了其艺术的矛盾——他批判社会的腐化，却又依赖描绘腐化来吸引观众；他痛斥虚荣，却以精细的洛可可风格渲染奢靡。这种自我消解的反讽，恰恰预示了现代艺术的困境：批判本身是否己成为消费的对象？
2.世俗化的神性：市井中的崇高
霍加斯在《啤酒街》《金酒巷》等作品中，将底层社会的混乱升华为一种残酷的诗意。醉汉的癫狂、乞丐的绝望、的虚浮，在他笔下并非单纯的丑化，而是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悲悯。他的画布上没有天堂与地狱的垂首叙事，只有人间横流的欲望——而这恰恰构成了世俗时代的新神学。
这种视角与同时代的休谟哲学形成微妙呼应：如果道德不再来自上帝，那么艺术能否成为新的道德权威？霍加斯的回答似是而非——他以画笔审判众生，却拒绝提供救赎方案。他的世界没有最后的审判，只有无尽的循环，仿佛在暗示：现代人的堕落，是一种自我选择的宿命。
3.美学的反叛：粗粝的真实 vs学院的优雅
霍加斯公然挑战皇家艺术学院的古典主义教条，在《美的分析》中提出“S形曲线”理论，主张美源于动态的观察而非静态的范式。然而，他的实践远比理论激进——他笔下的伦敦街头充满粗野的活力，与雷诺兹笔下高贵肖像形成尖锐对立。这种美学上的民粹主义，预示了后来库尔贝的现实主义革命。
但霍加斯的“真实”同样值得怀疑。他的场景虽取材现实，却经过高度戏剧化处理，人物如舞台傀儡般夸张。这种矫饰的真实性揭示了一个更深的悖论：当艺术试图揭露真相时，是否必须先编织谎言？
霍加斯的一生，是艺术家在现代性门槛上的挣扎。他既不屑于贵族的虚伪美学，又警惕市民的庸俗趣味；既渴望艺术的道德力量，又清醒意识到其局限性。他的画作像一面哈哈镜，照出人性的扭曲，却无法将其扳首——这种无力感，恰是现代艺术家的永恒困境。
在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浪潮中，霍加斯是少有的悲观先知。他看到了理性解放带来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更复杂的、充满欲望与虚无的新世界。他的讽刺，终究是对人类自身局限的苦笑。
霍加斯是18世纪英国艺术史上最具颠覆性的革新者，他以画笔为手术刀，剖开启蒙时代伦敦的浮华表皮，暴露出其下的道德溃烂。
他既是讽刺大师，又是矛盾体——批判奢靡却以精致笔触描绘奢靡，揭露堕落却因描绘堕落而获利。他的美学宣言《美的分析》挑战学院教条，但其作品中的粗粝真实又掺杂戏剧化的夸张，形成一种矫饰的现实主义。
霍加斯的真正遗产，在于他预见了现代性的悖论：当宗教权威崩塌，艺术能否承载道德教化？他的画布没有答案，只有循环的堕落与无情的讥讽。在理性至上的时代，他冷眼旁观人性的永恒弱点，成为启蒙浪潮中少有的黑色幽默者。
最终，霍加斯不是救世主，而是一面镜子——照出社会繁荣下的阴暗，也照出艺术在道德与商业、真实与表演间的永恒挣扎。他留给后世的，不是理想，而是一声警世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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