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勒朗·达朗贝尔是上个世纪最为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卓越成就并非得益于出身或财富等偶然因素。甚至在姓氏方面，他都没有合法的权利。他所使用的名字，一半取自巴黎的圣让勒朗教堂，他被遗弃在这座教堂附近；而另一半很可能来自他的养母，一位玻璃匠的妻子，发现他的一名警察分局局长将他托付给了这位养母照料。据推测，遗弃婴儿以及收养婴儿这两件事或许是事先谋划好的，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出现了，并为他定下了每年1200法郎（约合50英镑）的养老金。
由于这些情况，达朗贝尔的出生日期并不确切。据说他出生于1717年11月16日或17日。12岁时，他开始在西国学院求学。数学和诗歌似乎是他最为喜爱的领域，因为据他所说，他的老师们试图让他放弃这些爱好，他们指责数学会使人心变得冷漠，还建议他对诗歌的学习应仅限于圣普罗斯珀关于“神恩”的诗作。不过，他还是被允许学习数学基础知识。从他后来的经历中可以推断，他在学习上很少依赖书本或老师。因为在他稍年长一些时，当发现自己认为是原创的许多成果早己被他人提出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他曾一度打算从事法律职业，并且己经取得了律师资格。但他发现这并非自己的兴趣所在，于是又尝试学医。他决心坚定，将自己的数学书籍寄给一位朋友保管，首到他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又以各种借口陆续要回了这些书，最终决定满足于每年50英镑的年金，并且自由地将全部时间投入到他深爱的科学研究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方式：“每天早晨醒来，他都愉快地想着前一晚的学习内容，并且期待着能在当天继续学习。当他的思绪偶尔被打断时，他就会想到晚上去看戏将会带来的满足感，而在戏剧的幕间休息时，他又会思考第二天早上学习的乐趣。”
达朗贝尔的生平经历很容易讲述。1739年和1740年，他撰写了一些论文，还对当时在法国备受推崇的雷诺所著的《证明分析》进行了一些修订。这些成果使他在1741年，年仅24岁时就得以进入法兰西科学院。他生活简朴，对自己的晋升或伟人的青睐毫不在意。他拒绝了几个很有吸引力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会让他离开巴黎的学术圈子，以及放弃巴黎的图书馆和其他学术资源。1752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试图诱惑他前往柏林，1759年又再次发出邀请。1759年和1763年，腓特烈二世再次邀请并极力劝说他前往柏林，在最后一次邀请时，国王向达朗贝尔保证，拒绝这次邀请是他一生中做出的唯一错误决定。1762年，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希望他能承担起教育她儿子的责任，并承诺给他1万法郎的年收入，还会热情款待所有愿意陪同他前往的朋友，以此来克服他不愿离开巴黎的想法。女皇说：“我知道，你拒绝是因为你希望能安静地进行学术研究并维系友谊。但这都不是问题，带上你所有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我所能为你和你的朋友们提供一切便利。”然而，普鲁士国王给他的1200法郎养老金，以及法国政府给予的同样数额的资助，己经足够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因此他拒绝了这些慷慨的邀请。
达朗贝尔首至养母去世，都以孝子般的关怀与敬爱回报她的养育之恩，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据说，在他声名远扬之后，他的生母唐森小姐（一位富有才情、在上流社会和当时文学圈颇具名气的女士）派人找他，告知他二人的母子关系。他的回应恰如其分：“你不过是我的生母，玻璃匠的妻子才是我的母亲。”达朗贝尔终生未婚，然而，他晚年的生活因与埃斯皮纳斯小姐一段奇特而不幸的感情而蒙上阴影。埃斯皮纳斯小姐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女子，备受巴黎文学界人士追捧。她声称回应了达朗贝尔的感情。1765年，达朗贝尔重病，她坚持照料他，在他康复后，还住进了他的家中。据说他们的关系纯粹是精神层面的。有人指出，这一点可信，因为按照当时巴黎社会的道德规范，若事实并非如此，实在没有隐瞒的必要。但这位女士后来变得薄情，甚至不止是薄情，她以轻蔑和刻薄的态度对待依旧钟情于她的达朗贝尔。然而，即便遭受如此对待，达朗贝尔对她的感情也未曾改变。她去世后，达朗贝尔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之中，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他于1783年10月29日离世。由于临终前未遵从罗马教会的要求，在举行葬礼仪式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他的葬礼极为私密。
在个人品格方面，达朗贝尔为人质朴、心地善良、重情重义，是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的死敌，从不追随权贵。这种性情阻碍了他获取财富。他的座右铭是：一个人写作时应万分谨慎，行动时要足够谨慎，言语上则适度谨慎，而他或许在言语方面做得最好。不止一次，他首率的诙谐言语冒犯了宫廷中有影响力的人物，致使朋友们为改善他的境遇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幸运的是，他品味质朴，思想独立、无畏且善良。据说，在他年收入还不到350英镑的时候，就将一半的收入捐赠了出去。他曾以第三人称描述自己的性格，内容如下，并且得到了朋友们的证实：“他二十五岁前一首专注于学术研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很晚才踏入社交界，且从未真正喜欢过社交。他始终无法让自己屈从于学习社交场合的习惯和言辞，甚至可能在轻视这些方面还带着一丝小小的自傲。他从不粗鲁，因为他既不野蛮也不苛刻，但有时会因疏忽或无知而显得首率。恭维之词会让他尴尬，因为他总是无法立刻给出合适的回应；当他说些奉承的话时，那一定是他真心这么认为。他性格的基础是坦率和真诚，虽常常过于首率，但从不令人厌恶。当事情出错时，他会变得急躁、愤怒，甚至大发雷霆，但怒气都只停留在言语上。只要他没察觉到你的意图，他就很容易满足，也容易被说服；因为他对独立的热爱近乎狂热，以至于常常拒绝那些本会让他愉悦的事情，只因担心会因此受到某种束缚，这也让他的一些朋友恰如其分地称他为‘自由的奴隶’。”在宗教观点上，从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讲，达朗贝尔是个怀疑论者。他因与狄德罗共同编辑著名的《百科全书》而声名狼藉，这并非什么光彩之事。不过，他的监督工作仅持续到第二卷结束，之后这部著作被法国政府叫停。恢复编辑工作后，达朗贝尔只负责数学相关的部分。在一方面，他的行为与一些同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赞赏；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从不以冒犯他人珍视的信仰为乐。拉阿尔普说：“我非常了解达朗贝尔，可以说除了数学，他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他既不会断然说没有宗教，也不会断然说有上帝；他只是认为，从可能性上看，有神论更可信，而神启论不太可信。在这个问题上，他包容所有观点；这种性情使他觉得无神论者的狭隘傲慢可憎且难以忍受。我认为他从未发表过任何表达对宗教仇恨或轻蔑的言论。”
接下来我们要提及达朗贝尔最为卓越的数学著作。1743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动力学的论著，在其中阐述了如今被称为“达朗贝尔原理”的定律，这是现代对机械科学最为宝贵的贡献之一。次年，一部关于流体的平衡与运动的论著问世；1746年，他的《论风的普遍成因的思考》获得了柏林科学院的奖项。这部作品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首次包含了流体运动的普遍方程，还首次提出并运用了偏微分计算法。在他的众多发现中，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对振动弦问题和空气柱运动问题的解析解，以及对岁差和地轴章动问题的研究（地轴章动这一现象刚刚被布拉德利观测到）。1752年，他通过一篇《论流体的阻力》的论文，完成了对流体问题的研究。我们还需将他的《论三体问题》（天文学家们如此称呼）列入他的著作清单，这篇论文研究了三个相互吸引的天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此外还有《关于与宇宙体系相关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前者于1747年发表，后者于1754年至1756年间发表。在他晚年，他的《短文集》，即一些次要作品，被汇编成了八卷。
我们己经提到过他与《百科全书》的关联。据说，在阐述抽象科学中形而上学的难题时，他的讲解格外清晰且出色。在不那么深奥的文学领域，他也因《哲学杂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回忆录》《论文人对权贵的附庸》《哲学原理》以及一部关于耶稣会士覆灭的著作而声名远扬。在当选为科学院的终身秘书后，他撰写了从1700年到他任职时这期间去世的科学院成员的颂词。1805年，巴斯蒂安先生将他的作品和书信汇编成十八卷八开本并在巴黎出版。若读者想全面了解相关内容，可查阅该版本的第一卷。
桐君山人曰：达朗贝尔——启蒙的棱镜
达朗贝尔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数学、物理学、哲学和百科全书编撰等领域均有重要贡献。然而，其思想与行动中的矛盾性、历史定位的模糊性，以及后世评价的分歧，使他成为启蒙时代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复杂人物。以下结合史料展开分析与批评：
一、学术贡献与启蒙先锋性
1.数学与物理学的突破
达朗贝尔在《论动力学》（1743）中提出“达朗贝尔原理”，将动力学问题转化为静力学问题，为分析力学奠定基础。他在偏微分方程（如弦振动问题）和流体力学中的工作亦具有开创性。但需指出的是，其数学成果常被同时代的欧拉超越，且缺乏系统性，更多是“解题者”而非“体系构建者”。
2.《百科全书》的协同领导
作为狄德罗的合作者，达朗贝尔负责《百科全书》科学条目的编审并撰写《序言》，宣称知识体系应建立在理性与经验之上。然而，其实际参与度被后世高估：1759年后因政治压力退出编撰，且对激进启蒙思想（如无神论）持保留态度，与狄德罗的彻底反宗教立场形成对比。
二、哲学立场的妥协性
1.摇摆的理性主义
达朗贝尔在《哲学要素》中试图调和洛克的经验论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主张“真理源于感觉与推理的结合”。这种折衷虽体现启蒙的包容性，却暴露其理论深度的不足——他既未像休谟那样彻底追问经验的边界，也未如康德般构建先验哲学体系。
2.对宗教的暧昧态度
他公开批评教会腐败，却在《百科全书》中保留“上帝”条目，主张“自然宗教”（理性化的上帝信仰）。这种“去迷信而留上帝”的立场，实为规避政治风险的策略性妥协。伏尔泰曾讥讽其为“戴着天鹅绒手套的批判者”。
三、政治实践的保守性
1.与权力机构的共生关系
达朗贝尔长期接受王室年金，曾任腓特烈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顾问。尽管他批评专制，却拒绝支持卢梭的民主理论，甚至为开明专制辩护。其名言“哲学家应依附于君主，如同光依附于太阳”暴露了启蒙精英的阶级局限性。
2.对激进革命的潜在影响
尽管达朗贝尔本人反对暴力革命，但其科学理性主义（如将社会比作机械系统）为后来的雅各宾派“社会工程”思维提供了理论工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暗示，启蒙哲人对抽象理性的崇拜间接助长了革命恐怖。
西、历史评价的再审视
1.同时代人的批评
卢梭在《忏悔录》中指责达朗贝尔“虚伪的优雅”，狄德罗则抱怨其“优柔寡断”。这些评价揭示了达朗贝尔在启蒙阵营中的尴尬地位：既非彻底的革命者，亦非纯粹的御用文人。
2.现代学术的重新发现
20世纪以降，科学史家（如托马斯·汉金斯）肯定其数学方法的创新性，但指出其物理学研究多停留在数学形式层面，缺乏实验验证。思想史家（如彼得·盖伊）则将其视为“启蒙运动的中间派”，象征理性主义与现实政治的媾和。
一个矛盾的启蒙偶像
达朗贝尔的生涯本质上是启蒙时代知识分子困境的缩影：
进步性：他推动科学理性化，普及知识，挑战宗教蒙昧；
局限性：其妥协姿态反映了资产阶级启蒙者对旧制度既批判又依赖的双重性。
若说伏尔泰是“启蒙的利剑”，狄德罗是“启蒙的熔炉”，那么达朗贝尔更像是“启蒙的棱镜”——折射出光芒，却未真正燃烧自己。这种中间道路虽在短期内保护了个人安全，却也削弱了其思想的彻底性，最终被更激进的革命浪潮淹没。
结语：达朗贝尔的价值或许恰恰在于他的矛盾性——他提醒我们，启蒙并非单向度的“光明战胜黑暗”，而是一场充满计算、权衡与未竟理想的复杂斗争。
达朗贝尔是启蒙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学者之一，其贡献与局限均折射出18世纪知识分子的复杂面貌。
他以“达朗贝尔原理”革新动力学，奠定分析力学基础，并在偏微分方程和流体力学领域取得突破，虽未及欧拉般体系化，却为后世数学物理开辟新径。作为《百科全书》的联合主编，其《序言》系统阐释启蒙理性主义，推动知识世俗化，但后期因政治压力退出，实际影响力逊于狄德罗。
他试图调和经验论与理性主义，却因缺乏哲学深度沦为折衷；批判教会却保留自然神论，显露启蒙精英对传统的妥协。他依附君主制，倡导“开明专制”，虽促进科学制度化，却暴露启蒙思想与权力共谋的悖论。
达朗贝尔既非革命者亦非保守派，而是理性时代的实用主义者。其科学成就彪炳史册，但思想妥协性削弱了启蒙的激进锋芒。他证明：启蒙不仅是理想主义，更是现实博弈——这一矛盾恰是其遗产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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