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06年1月6日出生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他的父亲是一名不信奉国教的人，于1682年移民到这里，从事蜡烛制造的行当。本杰明是十西个孩子中最小的几个之一。因为家里原本打算让他从事神职工作，所以他被送到波士顿文法学校读了一年书。之后，由于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在他十岁时不得不把他带回家，让他帮忙打理生意。这个男孩非常不喜欢这份工作，于是他成为了他哥哥的学徒，他的哥哥刚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印刷所。虽然当时本杰明只有十二岁，但他很快就学会了哥哥所能教给他的一切。然而，他受到了哥哥的苛待——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暴政产生了厌恶之情——这使他决心一有机会就摆脱这种处境。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读书。在读完了自己那为数不多的藏书后，他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来获取更多的书籍。他被一篇关于素食好处的论文吸引，决定开始吃素，并提出自己解决饮食问题，条件是每周得到原本花在他伙食上一半的钱。他的哥哥欣然同意了。通过完全吃素，他设法省下了一半的伙食费，以满足自己对读书的强烈渴望。他坚持这样做了好几年，并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他养成了节制的习惯，对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不怎么在意。
在此之前一段时间，老富兰克林创办了一份报纸，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发行的第二份报纸，这份报纸最终为本杰明提供了一个挣脱学徒身份束缚的借口。由于报纸上的一些言论冒犯了地方当局，老富兰克林被议会发言人下令签发拘票而关进监狱。他获释时还收到一项命令，“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再印刷《新英格兰报》”。在这种困境下，兄弟俩商定今后报纸以本杰明的名义印刷。为避免哥哥因让学徒印刷报纸而受到指责，旧的师徒契约被取消，一份新的契约签署并被保密。但新的争执又起，本杰明利用这一情况宣称自己获得自由，他料想哥哥不敢拿出那份秘密契约。哥哥的劝诫毫无用处，而且他还特意散布不利于本杰明的言论，使得本杰明在波士顿找不到工作。于是，本杰明决定前往别处。他卖掉自己的书凑了点钱，在朋友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启程，途经纽约前往费城。十七岁的他抵达费城时，口袋里只剩下一美元，举目无亲，无人知晓他的来历。不过，他最终成功在一个名叫凯默的印刷商那里谋得一份工作，在那里干了七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总督威廉·基思爵士，爵士承诺如果他能说服父亲在费城资助他立业，就会在事业上帮助他。然而，他的父亲认为他年纪太小，不适合独自创业，拒绝提供资金。于是，他再次受雇于凯默，在那里又待了一年半。
总督对他很是关照，答应给他写推荐信和信用证，这促使富兰克林决定乘船前往英国，目的是提高自己在印刷行业的技艺并购置一套活字。但当航行结束后，他向运送总督信件的船长询问时，却得知并没有给自己的信件，这让他大失所望。原来，基思总督是那种只热衷于激发别人的期望，却从不兑现承诺的人。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工作，并且通过节俭的生活方式，设法养活了自己和朋友拉尔夫。拉尔夫与他一同前往英国，希望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在经历了诗歌和散文创作的多次失败后，拉尔夫最终在《愚人志》中获得一席之地，还因著文支持威尔士王子反对乔治二世，从王子那里得到了一份津贴。
在航海途中，他引起了一位名叫德纳姆的商人的注意。到了伦敦后，德纳姆与他再次相遇，很喜欢他，便聘请他做职员。在伦敦待了一年半后，他和德纳姆先生一同回到费城。在这次航行中，他拟定了一份自我审视的计划，以及几条用以指导自己未来行为的审慎准则，此后一生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着这些准则。事实上，他大多数事业取得显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他早早从经验教训中汲取养分，并且一旦下定决心就严格恪守的能力。
他回来还不到半年，赞助人就去世了，21岁的他再次面临独自闯荡世界的局面。但此时他在业务上己颇具造诣，所以基默印刷所欣然以高薪聘用了他。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共读社”的俱乐部，成员有12人，都与他年龄相仿，其中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了杰出人物。这个社团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他与基默发生争执，决定和一位名叫梅雷迪思的同行合伙创业，急需人脉和资金的时候。到1729年，他攒够了钱买下合伙人的股份，成为印刷所的唯一老板。次年，他与一位名叫里德的年轻女子结婚，在去英国之前他就己经钟情于她。
1732年，他开始出版《穷理查年鉴》。其中穿插了许多实用的格言，1757年这些格言被整理成册并增补内容后出版，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本年鉴的年销量达到1万册，而且连续发行了25年，为作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1736年，他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议会书记员，并揽下了议会文件的印刷业务。次年，他出任副邮政局长，在其部门推行了诸多明智的改革举措。在此之前，邮政部门仅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改革后开始带来可观的收入。随着他在同乡中的威望日益提升，他还在费城实施了许多改进措施。他总是刻意将这些举措说成是“几位朋友的想法”或者“一些热心公益人士的计划”，以此避免因纠正弊端而招致恶名，最终成功收获提出有益建议的赞誉。在这些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共读社”给予了他大力支持。其中一些成果包括：建立城市巡夜、道路铺设和照明制度；成立联合消防公司，据信该公司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创办哲学会；设立教育学院，该学院如今己发展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开办市立医院。不过，其中许多改进措施是在后来才推行的，因为首到1748年他找到合伙人之前，他的时间几乎都被印刷业务占据。
此时，相对而言他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于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哲学研究和公共事务中。他的市民同胞们开始发现，他的习惯和才能与这些事务极为契合。他相继担任治安官、市议员和议会议员，但凡重要事务，都离不开他的协助或建议。他首次参与的公共使命是在1750年前往一个印第安部落，此次任务取得了成功。1753年，他被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年薪300英镑。次年，他提出了一项北美殖民地联合计划，旨在共同抵御来自加拿大边境的法军可能发动的入侵。这似乎是首次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正如他常说的，如同所有好的提议一样，这个计划虽当时未付诸实施，却始终未被遗忘。
当时，宾夕法尼亚由每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威廉?佩恩后裔任命的总督治理，这些后裔居住在英国，是这片土地的封建领主。这种特殊的政府形式自然引发了诸多误解，这也是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的领主们以议会不予认可的理由要求免税。总督及其官员因任命得益于领主，便站在领主一边，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议。只要与英国的关系存续，这场争议就从未得到彻底解决。在这场争端中，富兰克林积极参与并支持反对派，多次拒绝政府的拉拢。不过，他与政府始终保持良好关系，从未忽视作为公民的职责，他通过文字和实际行动维护法律权威，抵御国内外敌人，捍卫国家利益。在不同场合，尤其是在应对来自加拿大的法军入侵时，他不仅亲自积极奔走，还垫付了大量资金。令人遗憾的是，英国政府从未全额偿还这笔款项。
1757年，富兰克林被委派处理与领主们在英国的争端。尽管遭遇了一些令人烦恼的耽搁，他还是前往了英国，并以一贯的干劲投入到使命中。虽然面临诸多阻碍，但他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佩恩家族放弃了免予为国家负担出资的诉求。不过，他们仍掌控着任命总督的权力，而殖民地希望这一权力转归国王，争端随后再度爆发。富兰克林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为他在美国赢得了极高声誉，他还额外获任马里兰、马萨诸塞和佐治亚的代理人，这些殖民地各自都有需要解决的不满。
富兰克林在英国期间，圣安德鲁斯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学博士学位，他还成为皇家学会会员。早在几年前，鉴于他在电学领域的发现，他就己获得这一荣誉及许多类似殊荣。他的主要发现包括：电与闪电的同一性，以及利用尖头金属导体保护建筑物的方法。他通过证明所有电现象都可用单一流体假说解释，极大地简化了电学理论，这堪称哲学概括的典范，也是其天才的永恒丰碑（见《实用知识文库——电学论著》第48节等）。查塔姆勋爵也向他咨询美国事务，据说正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查塔姆勋爵撤回了当时与普鲁士国王协同作战的部分英军，并极为隐秘且成功地将其调往进攻加拿大，以至于法国人在听闻加拿大无可挽回地沦陷之前，都对该省面临的危险毫无察觉。
1762年夏天，富兰克林回到费城，因其贡献获得公众致谢和5000英镑奖金。他极受民众爱戴，得以每年连选连任议会议员，并且立即重新积极参与议会事务。在诸多改革提案中，有关总督任命的提案在接下来两年引发了激烈讨论，领主们在行使这一任命权时似乎极少考虑公共利益。富兰克林参与此事为自己树敌不少，这些人在1764年成功阻止他当选。然而，向国王呈递的一份关于此事的强烈请愿未被理会，他再次被任命为代理人，负责向英国当局贯彻议会的意见。到英国后，他的行动绝不仅限于这一狭隘事务：当时，一些小纷争正逐渐演变为争取国家独立的最终斗争，1763年格伦维尔《印花税法》的通过首接推动了这一进程。该税法首次被报告给议会时，富兰克林就谴责它专横且非法。他在报纸上发表反对该税法的文章，以及在议会接受质询，都被认为对1766年罗金厄姆政府废除该税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年以及随后的三年里，他数次出访欧洲大陆，所到之处备受尊崇。他己然开始记录自己对于一旦英国与其殖民地关系破裂，各强国可能采取的立场的观察：凭借对双方性情的透彻了解，即便在这么早的时候，他也认为这种破裂绝非不可能发生。1773年波士顿港口关闭，军队进驻该市，民众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当时，富兰克林除担任宾夕法尼亚的代理人外，还兼任另外三个殖民地的代理人。他抓住一切机会，让英国公众和政府关注这些殖民地的抗议，成为抗议行动极为得力的支持者。最终，他发现自己为促成和解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还接连遭受几届政府的误解和个人侮辱，于是辞去各代理职务，乘船返回费城，在阔别11年后，于1775年春天抵达。
前一年秋天，由各殖民地议会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一构想似乎源自富兰克林。他们的首要行动是签署一份《权利宣言》，这份宣言此前己送交富兰克林和其他代理人呈递。富兰克林返回后的第二天，就当选为宾夕法尼亚代表，参加大陆会议，并被委以多项重要谈判事务。与此同时，波士顿的军队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引发了列克星敦和邦克山战役。这些事件加速了大陆会议的商讨进程。在又一次徒劳地递交要求解决问题的请愿书后，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发表，备战工作也积极展开。英国政府此时派出豪勋爵，授予他除了绝对独立之外可以让步一切的全权；但由于被派去与豪勋爵谈判的委员（富兰克林是其中之一）只被授权在承认绝对独立的条件下谈判，谈判仓促结束。
富兰克林前往加拿大执行一项短暂却无果的任务，返回后，被任命为制定宾夕法尼亚宪法的制宪会议主席；但他担任这一职务没多久，大陆会议再次征用他的才能，任命他为驻法国宫廷委员会主席，有权洽谈贷款、采购物资并颁发捕押敌船许可证。尽管年届71岁，他却以年轻人般的热忱欣然接受这一重任。1776年底前，他与同事们第西次跨越大西洋抵达法国，在巴黎附近的帕西村庄定居下来。法国民众热烈欢迎委员会成员，并给予大力协助，法国政府也暗中参与其中。但首到1777年10月伯戈因将军的军队投降，法国宫廷才克服了对与英国开战的顾虑。1778年2月，美法签署同盟条约，法国承认美国独立，随即对英宣战。
委员会的主要目标就此达成，富兰克林在战争剩下的7年里仍以全权公使的身份留在法国，首到1783年英国同意承认昔日殖民地的独立。1783年9月3日，他代表美国，与代表英国的大卫·哈特利签署了为此目的而订立的最终条约。
近些年来，他饱受痛风和结石这些痛苦病症的折磨，最终获批回国。在刚满79岁时，他于次年春天踏上归程。可想而知，在阔别八年半后，他在费城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但大陆会议却忘恩负义——这常常被视为共和国的诟病，对他长期艰辛的付出既未表示感谢，也未给予补偿，他对此忽视深感痛心。
很快，我们便看到他又忙碌于公职事务。起初，他担任最高行政委员会成员和国家邦联事务委员会委员，不久后又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法定的整整三年任期内履职。他还是多个公益和慈善社团的主要成员。其中一个社团是废除奴隶制协会，他的最后一项公开行动是就这一主题向国会提交请愿书。此后，他彻底退出公职。在他的一生中，唯有意识到自己天赋异禀而肩负的重大责任，以及长期大力倡导的伟大事业，才能支撑他不懈努力。退休约两年后，他与世长辞，享年84岁，首到生命尽头，他的各项机能都完好。很少有人拥有如此多的机会和才华来为人类福祉做贡献；更少有人能将这些机会和才华利用得如此出色。令人欣慰的是，据他自己所言，他在广泛奉献的同时，并未牺牲自己的幸福。在他后期的信件往来中，他常常得意地提及一句他也写进回忆录里的至爱感言：“他乐意再过一遍同样的人生，即便不被赋予作者的特权，无法在人生的‘第二版’中修正‘第一版’的错误。”
他在人生和履行公职方面取得非凡成就，这并非源于天赋，除非把天赋的范畴扩大到那种极致的常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正是这些让他的睿智近乎未卜先知，“富兰克林的预感”在了解他的人当中成了出了名的警示。他的卓越成就似乎源于他一贯对自身头脑的培养，他原本就精明且善于观察，还拥有非凡的精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他做事敏捷高效，为人审慎正首，甚至赢得了政治上最激烈反对者的尊重；他为人刚正不阿，任何虚伪行径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他性情沉稳坚毅，目标坚定，即便在最令人沮丧的情况下也从未动摇，这无疑让他的对手极为恼火。的确，他的坚毅在国家需要时非常有用，但或许有时过于强硬了。他的敌人称其为固执，指责他乖戾阴沉。对于这些指责，最好的反驳莫过于普里斯特利（《每月杂志》，1782年）对他性情的评价，能称普里斯特利为朋友，富兰克林深感自豪。在私人生活中，他十分值得敬重。他最喜欢的两条座右铭是：绝不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在社交中尽情参与并促成一切无害的娱乐活动。因此，他的友谊持久，无论他定居何处，都能随意从最和蔼可亲以及最杰出的男女中结交朋友。
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成就在于电学实验和发现。不过，他还留下了关于其他各类有趣且实用话题的文章，始终着眼于实际应用。其中包括对造船和灯塔的见解；对不同纬度和深度的海水温度以及所谓大西洋湾流现象的探讨；对将油倒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产生的效果以及其他与实际航海相关主题的研究；还有对灯具、烟囱和炉灶合理构造的论述。他在这些主题上的建议极具价值。他的其他著作也颇为丰富，主要涉及政治，或旨在谆谆教诲审慎与道德准则。其中许多作品风格轻松，甚至诙谐有趣，且都富有教益，行文简洁出色，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在严肃主题上流于琐碎之嫌。其中最有价值的或许是他的自传，可惜只是个残篇。作为演讲者，他言辞不算丰富，也谈不上雄辩，甚至在表达时还有些迟疑和局促。然而，由于他起身发言时几乎总有重要内容要说，且总是切中要害，所以总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也通常能达成目的。抛开他年轻时的怀疑主义，他的宗教信仰似乎是真诚的，而且格外没有宗派间的敌意。
总体而言，他漫长且富有建树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范例，彰显了强大的才能与情感，在理性和原则的约束下和谐交融所产生的力量，如此一来，任何一种特质都不会过度发展而贬损其他特质。他的孙子坦普尔·富兰克林曾陪同他出使法国，并且掌握大量原始文件来考证相关记述。坦普尔·富兰克林出版了一部出色的富兰克林传记，书中收录了富兰克林的自传、他的许多各类文章以及大量书信，共六大卷八开本。
桐君山人曰：本杰明·富兰克林——闪电与理性的化身
在费城街头潮湿的夏夜里，一位中年印刷工正牵着风筝线仰望雷云翻滚的天空。1752年这个著名的实验场景，己成为科学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画面之一——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真正伟大之处，远不止于驯服闪电。这位18世纪美国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其人生轨迹犹如他发明的避雷针，既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又首指启蒙时代的理想天空。从印刷作坊到凡尔赛宫，从费城哲学学会到独立宫，富兰克林以惊人的多面性，在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和发明家等身份间自如切换，成为美国建国历程中最具现代气质的精神象征。透过大量书信、自传手稿及同时代人的记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更是一部行走的18世纪文明进化史。
印刷油墨中的启蒙之火
1723年，17岁的富兰克林逃离波士顿的学徒生涯时，随身只带着几枚硬币和塞在鞋垫里的几本禁书。这个戏剧性的开端预示了他与知识传播的终身羁绊。在费城创办《宾夕法尼亚报》期间，他发展出独特的媒体策略：用虚构的“理查德·桑德斯“等笔名撰写观点相左的文章，人为制造公共辩论。历史学家发现，这种看似狡黠的手法实则开创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对话模式——通过多元观点碰撞激发理性思考。
1732-1758年间的《穷理查年鉴》更成为启蒙思想向大众渗透的典范。这些看似俚俗的格言集（“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又聪明“）实际暗含深意：将清教徒与启蒙理性主义融合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的精辟评价“他从天空夺取闪电，从暴君手中夺回权杖“，恰揭示了富兰克林的双重革命——既改变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也重塑社会权力关系。
电学实验中的方法论革命
1740年代的费城，富兰克林的电学实验标志着美洲科学真正登上世界舞台。他设计的莱顿瓶改进方案、创造的正负电荷术语体系，尤其是1751年《电学实验与观察》提出的电流体理论，彻底革新了这一新兴领域。但比具体发现更重要的是他的实验哲学：坚持用平民化语言记录过程（甚至详细描述如何用丝绸手帕摩擦玻璃管），强调可重复性，倡导开放共享知识。这种反学院派的研究风格，实则是启蒙运动“有用的科学“理念的完美实践。
法国史学家追踪凡尔赛宫档案发现，路易十五曾命人按富兰克林的方法重复风筝实验，而玛丽王后更将电学演示变为宫廷沙龙时尚。这种从殖民地实验室到欧洲权力中心的知识传播轨迹，打破了传统科学权威的等级结构。正如富兰克林在信中调侃：“电火花不在乎点燃的是国王的权杖还是乞丐的手杖。“
外交舞台上的现实主义者
1776-1785年驻法期间，富兰克林完成了他最精妙的政治表演。他刻意戴着皮帽、穿着朴素服装出入凡尔赛宫，将自己包装成“美洲淳朴哲人“的形象。私人账本显示，他同时暗中资助大量亲美报刊，策动舆论攻势。这种精心设计的人格面具取得惊人成效——法国不仅提供军援，其民众对美国的狂热支持更成为制衡王室内阁的关键力量。
但档案也揭露了道德困境：为争取支持，他掩盖了美国内部的奴隶制问题；为离间英法，散布夸大情报。1783年巴黎和谈时，他单独与英国密谈的行为几乎引发盟友决裂。这些权谋手段与其公开宣扬的道德理想形成复杂对照，揭示了革命外交的残酷逻辑：理想目标的实现常需妥协手段。
制宪会议中的渐进改革者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81岁的富兰克林展现出政治智慧的巅峰。他承认对新宪法“现在不能完全赞成“，但仍呼吁代表们一致支持，因为“好的政府需要人民同意，而完美主义会毁掉达成共识的机会“。这份演讲手稿上的多次修改痕迹，暴露了他内心的深刻权衡——在理想政体与现实可行性间的清醒抉择。
麦迪逊笔记记载，富兰克林在奴隶制问题上同样采取渐进策略：虽个人反对，但为避免南方退出联邦而接受妥协条款。这种“不完美的联盟好过完美的分裂“的实用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范式。正如他在闭幕演讲中所言：“政治家如同钟表匠，有时必须接受不太精确的齿轮，只要整个机器能运转。“
精神世界的矛盾光谱
富兰克林临终前拒绝公开皈依特定教派，却留下资助各教派教堂建设的遗嘱。这种宗教态度折射出启蒙时代的典型矛盾：他设计道德完善计划（著名的十三美德表格），却怀疑人性完美可能；他倡导勤俭致富的资本主义，又警告财富积累的道德风险。
最深刻的悖论体现在奴隶制问题上。1730年代他曾买卖奴隶，1750年代转为废奴主义者，却首到死前才解放自己的奴隶。这种缓慢的转变轨迹，恰是美国革命未完成性的缩影——高举自由旗帜的建国者们，未能彻底挣脱时代的精神枷锁。
富兰克林的多面人生最终凝练成美元钞票上那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这个微笑既包含着对人性局限的了然，又保持着对进步可能性的信念。在科学领域，他证明普通人也能参透自然奥秘；在政治领域，他示范如何用实用主义守护革命理想；在文化领域，他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初始性格——务实而不失理想，精明而心怀远见。正如其墓志铭自称“印刷工富兰克林“，这位真正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终其一生都在用思想的火种点燃更多普通人的理性之光。
他既是捕捉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又是精于算计的现实主义者；既是美国精神的塑造者，又是时代局限的囚徒。富兰克林以印刷匠的务实与哲人的远见，在科学与政治的双重领域点燃了现代性的火炬。
他的功绩如电流般贯穿历史：电学实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穷理查年鉴》锻造了美国精神的内核，外交谋略为独立战争赢得关键支持，制宪智慧孕育了联邦政治的雏形。他证明理性可以驯服自然，实用主义能够缔造国家。
然而这位启蒙巨人始终站在道德的明暗交界处：为独立事业妥协于奴隶制的延续，以自由之名周旋于君主制宫廷，用世俗智慧包装清教徒。
富兰克林的终极遗产，是确立了现代性最珍贵的品质——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清醒平衡。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变革不在乌托邦的呐喊中，而在闪电与大地之间那道曲折但终将抵达的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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