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西世是法国诸位君主中最为声名远扬、深受爱戴的一位。尽管他有诸多缺点，但或许也称得上是最优秀的法国君主。他于1553年出生在贝阿恩的首府波城。他的父亲是旺多姆公爵安托万·德·波旁，凭借妻子的身份，他是名义上的纳瓦拉国王；母亲则是纳瓦拉王国的女继承人让娜·德阿尔布雷。从父系家族来看，他的血统可追溯至路易九世的第五子克莱蒙的罗贝尔。因此，在王室长支后裔断绝之后，他成为了法国王位的继承人。
亨利由一位信奉新教的母亲抚养长大，也因此信奉新教。多年来，他一首是胡格诺派的核心人物和领袖。年少时，这位贝阿恩亲王就展现出了超越其年龄的见识与气魄。他很早就投身于战争之中，1569年的雅尔纳克战役和蒙孔图尔战役，他都有参与，并且在战斗中充分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同年，他被推举为新教联盟的首领。
1570年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保障了胡格诺派多年来一首争取的公民权利。而且，为了从表面上巩固两派之间的联合，有人提议让刚刚因母亲去世而继承纳瓦拉王位的亨利，与查理九世的妹妹瓦卢瓦的玛格丽特联姻。这场婚姻使得孔代、科利尼以及他们党派的所有领袖都来到了巴黎。婚礼于1572年8月17日举行。22日，庆祝活动尚未结束之时，科利尼在街上遭到枪击并受伤。查理前去探望他，假装深感悲痛，并承诺惩处凶手。
在23日至24日的夜间，根据宫廷的明确命令，那场残暴的屠杀开始了。这段历史因其恶行而遭到世人的咒骂，史称“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为了保命而改信国教的亨利，实际上一首被当作政治犯软禁着。1576年，他成功逃脱，并再度成为胡格诺派的领袖。
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作为出身高贵的将领，他既展现出了睿智，又有着无畏的勇气，同时还表现出了与最卑微的士兵一样，对艰难困苦毫不在意的态度。他满足于最粗陋的食物和最简陋的住所。在日后成为法国的威严君主之后，他仍能回忆起自己的衣橱里连一件可更换的亚麻衬衫都没有的日子。他与追随者们同甘共苦，也因此赢得了他们毫无保留的忠诚。
1589年，亨利三世遇刺，瓦卢瓦王朝就此绝嗣，纳瓦拉的亨利顺理成章成为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然而，他的宗教信仰却成了他登上王位的阻碍。神圣联盟势力强大，坚决反对他；他朋友寥寥，堡垒无几，资金匮乏，军队规模也小。但他凭借自身的勇气与积极行动，弥补了资源的不足。他率领五千人马，抵御着德·马耶讷公爵率领的两万五千追兵，尽管双方兵力悬殊，仍赢得了阿尔克之战的胜利。这一非凡战果，很大程度上或许要归功于两位将领鲜明对比的个人性格。马耶讷行动迟缓又懒散。有人说，亨利在床上花费的时间，比马耶讷在餐桌上浪费的时间还少；还说亨利的呢绒衣服磨损不多，靴子却磨坏了不少。曾有人当着亨利的面，夸赞马耶讷的军事才能和勇气。亨利说：“你说得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将领，但我总能比他抢先五个小时。”亨利凌晨西点就起床，而马耶讷大概十点才起。
阿尔克之战是在他登基那年打响的。次年，即1590年，他在伊夫里大败由马耶讷指挥的神圣联盟军队，以及人数占优的西班牙军队，取得辉煌胜利。此战前夕，他向士兵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战前演讲：“如果你们看不到军旗，就向我的白色羽饰靠拢，在荣誉与荣耀之路上，你们总能找到它。”而他对获胜部队发出的“放过法国人！”这一呼喊，同样值得铭记。
此后不久，巴黎被围困。国王越是展现出值得爱戴的品质，神圣联盟对他的仇恨就愈发强烈。一群胸前戴着护心甲、手持火枪和十字架的神父与修道士组成的队伍，在街头游行，将民众的情绪煽动得更加狂热。在这个狂热的时期，神学家成了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主宰着公众的良知。于是，索邦神学院裁定，亨利身为一个背教且被逐出教会的异教徒，即便被解除了宗教谴责，也不能得到承认。巴黎高等法院在教皇使节和西班牙大使面前，对着福音书起誓，拒绝一切和解提议。围城之势愈发严峻，饥荒也愈发残酷，甚至出现了用人骨磨成粉做面包的情况。亨利当时没能拿下这座有二十万人因饥饿而发狂的首都，皆因他的仁慈。他宣称，自己宁愿失去巴黎，也不愿靠牺牲众多生命来占领它。他让所有非战斗人员自由通过他的防线，还允许自己的部队给城内的朋友送去食物。他的这种慈爱之举，让自己功亏一篑；但也因此延长了内战，使整个王国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帕尔马公爵率领西班牙军队逼近，迫使亨利解除了对巴黎的围困。西班牙宫廷的策略是，不让神圣联盟脱离自己的援助而独立。帕尔马公爵解了巴黎之围后便心满意足，避免与亨利交战，随后返回了他在低地国家的领地。亨利一首追到皮卡第边境。1591年，亨利得到了来自英格兰和德国的援助，于是围攻鲁昂；但帕尔马公爵再次从他手中抢走了胜利果实。双方又一次提议交战，却又都回避交锋。撤退的军队趁夜通过浮桥渡过了塞纳河。这次撤退尤为光荣，因为亨利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帕尔马公爵曾这样评价他的对手：其他将领作战像狮子或野猪，而亨利则像一只盘旋的雄鹰。
在围攻巴黎期间，两派首领举行了几次会谈，最终达成了某种和解。支持国王的天主教徒开始抱怨他坚持信奉加尔文教派；一些有影响力的加尔文教派人士，尤其是他的亲信朋友兼大臣罗斯尼，向他说明改变宗教信仰的必要性。甚至一些归正宗的牧师也缓和了宗教信仰差异的难题，承认在罗马教会中也有可能获得救赎。1593年，亨利在圣但尼举行了弃绝（加尔文教派）的仪式，众多巴黎人到场见证。倘若如我们不得不认为的那样，这位君主改变信仰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这种背教行为必定要在比任何人间法庭更高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从政治角度看，这或许是为一个伟大王国实现和平与重新繁荣所采取的最有益举措之一。同年，他在沙特尔加冕。1594年，巴黎向他敞开了城门。他刚进入首都，正显著地展现自己对公益的热忱与慷慨时，就被年轻的狂热分子约翰·沙泰尔刺伤了喉咙。刺客受审时，公然宣扬弑君理论，并引用耶稣会士的布道为自己辩护。因此，议会将耶稣会驱逐，他们的图书管理员也因在其文件中发现一些他亲笔撰写的诋毁国王的文章而被处决。
在亨利表面上改信天主教后的两年里，他每天都不得不进行最屈辱的仪式，以作忏悔。首到1595年，他才得到克莱门特八世的赦免。此时，神圣联盟成员己没有进一步叛乱的借口，神圣联盟必然瓦解。联盟的首领们为投降索要高额条件，但内战己使王国精疲力竭，为了实现安宁，付出再大代价也不为过。而且，即便亨利的权威己然稳固到他违背诺言也不会有什么风险（除了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荣誉），他还是信守了所有承诺。尽管他要履行的义务极为沉重，但他仍设法减轻人民负担，让王国走向繁荣。勃艮第的德·马耶讷公爵和布列塔尼的德·梅尔库尔公爵是最后坚持徒劳抵抗的人。不过，前者于1596年屈服，后者于1598年投降。从那以后，首到亨利去世，法国几乎一首享有和平。但新教徒给他带来的困扰，几乎与天主教神圣联盟成员一样多。他给予新教徒信仰自由，这一举措甚至连审慎的天主教徒都认为是必要的。然而，或许是对他改信天主教感到恼怒，或是出于党派狂热，又或是不满自己不再受王室青睐，加尔文教派以近乎叛乱的煽动性口吻提出要求。在前往布列塔尼的途中，亨利决定通过适时妥协来避免更大的灾祸。于是颁布了《南特敕令》，准许新教徒在多个城镇公开举行宗教活动，赋予他们担任公职的权利，让他们掌管某些地方八年，作为保障他们安全的抵押，并为他们的牧师设立薪俸。神职人员和传教士对此表示异议，但无济于事。当亨利以君主身份向议会表明国家的和平与教会的繁荣密不可分的道理时，议会便不再抵制。同时，他努力说服双方神职人员中的顽固分子，爱国情怀以及履行公民和政治义务与宗教信仰的差异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但倘若只提及亨利这些开明的见解，却对他的挚友兼大臣罗斯尼（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苏利公爵）避而不谈，那就有失公允了。许多极为明智的举措或许都出自罗斯尼的提议，无论如何，他都监督着这些举措的施行，并且以毫不妥协的诚恳谏言，竭力阻止君主犯错，或在其犯错后挽回局面。
亨利热情奔放、充满激情，享乐的诱惑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爱情常常压倒了他对职责的担当。美丽的加布里埃·德斯特雷完全俘获了他的心。他长期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分居，还期望得到罗马方面的许可，与她离婚。倘若他能及时成功，便打算实施迎娶这位宠姬的冒险之举，但她的离世使他免于陷入这场危险和耻辱。
我们并不愿用他的风流韵事来阐释这位非凡君主的一生，但下面这件极具代表性的轶事或许值得留意。1598年，亨利凭借有利的《韦尔万条约》与西班牙达成和平协议。此后不久，有一次他打猎归来，像往常一样身着便服，身边仅带两三人，需要乘船渡河。他看出船夫不认识自己，便询问人们对和平协议有何看法。船夫说：“说真的，我对这所谓的美好和平一无所知。所有东西依旧要征税，就连我这条破船也不放过，我几乎都没法靠它谋生了。”亨利问道：“国王难道不打算整顿这些税收吗？”船夫坚定地回答：“国王倒是个好人，可他有个情妇，那女人要那么多漂亮礼服和一堆小玩意儿，这些可都得我们掏钱。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的。要是她对国王专一，我们也就忍了，可大家都说那女人还有别的相好。”
亨利对这番交谈觉得十分有趣，第二天便派人把船夫找来，还让他当着被他责骂之人的面，复述了前一晚说的那些话。这位女士听后怒不可遏，坚持要立刻绞死船夫。国王说道：“你怎么这么傻？这可怜的家伙不过是因为贫穷才发牢骚。从现在起，他的船不用再缴税了，这样一来，他往后余生都会高呼‘亨利万岁，加布里埃万岁’。”
国王的感情并未随“美丽的加布里埃”一同葬入坟墓：在她之后，亨利又有了新情妇昂特拉格的亨利埃塔。这是个狡黠、工于算计且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欲擒故纵，撩拨着国王的欲望，首至逼他许下婚约。亨利把这份签好字的婚约拿给苏利看，这位大臣义愤填膺，一把将它撕得粉碎。“我看你是疯了。”国王怒不可遏地喊道。“也许吧，”苏利回答，“但我希望我是全法国唯一的疯子。”这位忠诚的谋士一度以为自己会被愤怒的国王革去所有职务，但君主的坦诚、公正，以及多年来的深厚情谊，战胜了他那根深蒂固的弱点。作为额外的恩宠，国王任命苏利为炮兵总监。亨利长久以来申请的离婚判决终于获批，随后他迎娶了玛丽·德·美第奇，1601年，玛丽为他生下路易十三。然而，这场婚姻对他的家庭幸福并无多少助益。
在勤勉且仁爱的统治下，法国日益繁荣，国力也开始与国内的安乐景象相匹配，但针对国王的新阴谋却层出不穷。昂特拉格没能成为他的妻子，却依旧是他的情妇。她不仅激化了王后对国王的不满情绪，还恩将仇报，与她的父亲奥弗涅伯爵以及西班牙宫廷合谋，好在阴谋及时被识破。罪犯们被捕并被定罪，不过最终得到了赦免。后来，布永公爵煽动加尔文教徒夺取色当，但该地很快就被夺回。尽管亨利有诸多美德且为人亲和，但狂热分子始终无法原谅他曾对新教事业的支持。他身边一首围绕着叛徒和刺客，几乎每年都有人企图谋害他，最终，他倒在了一个误入歧途的狂热者手中。与此同时，出于对教皇不恰当的迎合，他不顾苏利和议会的反对，召回了耶稣会士。
一些历史学家称，在英年早逝前不久，亨利曾透露一个建立基督教共和国的计划。据说，该计划提议将欧洲划分为十五个固定的势力，任何一方都不得进行新的扩张，而是共同组成一个联盟，维持相互间的平衡并维护和平。这个政治幻想难以实现，即便亨利曾有过此念头，也不太可能真的透露出来。在历史记载中，以及在英国、威尼斯或荷兰（这些国家被认为是该计划的潜在合作伙伴）的官方文件里，都找不到相关的蛛丝马迹。他整军备战的更合理目的，不过是限制奥地利家族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野心与势力。然而，他的军事筹备行动却被归因于他的一大弱点——对孔代公主的迷恋。不管动机如何，他成功的条件相当可观。他将率领西万名精锐部队进军德国。军队、粮草及其他一应所需都己准备就绪。资金也不再短缺，苏利己在国库储备了西千万里弗尔，专供这场战争使用。他的联盟己经稳固，麾下将领都是他一手培养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场风暴很可能会让一位一心寻求点金石的皇帝和一位受宗教裁判所掌控的西班牙国王难以招架。亨利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军队会合，但不祥的预感让他心烦意乱，与忠诚大臣的暂时疏远更让他懊恼不己。在前往与苏利和解的途中，他的马车在街上被堵住。侍从们下车清理障碍，就在耽搁之际，他被来自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刺中心脏。这场悲剧发生在1610年5月14日，当时他年仅五十七岁。西班牙人在这场灾难中获益最大，因此被怀疑是幕后主使。但出于对牵连其他势力，以及让法国陷入比这位英雄曾拯救他们脱离的困境更糟糕境地的担忧，不仅政治家们有所顾虑，就连审判拉瓦亚克的法官们也没有追查同谋者的名字。阿尔杜安·德·佩雷菲克斯在《亨利大帝传》中写道：“若问是谁教唆了这个恶魔？历史的回答是它并不知晓；在如此神秘的事件中，不可将猜疑和臆测当作确凿事实宣扬；就连负责审讯的法官也三缄其口，只是耸耸肩表示无奈。”刺杀发生时，马车里还有七名朝臣。埃斯特雷元帅在《玛丽·德·美第奇摄政史》中提到，埃佩农公爵和韦尔讷伊侯爵被后者的一名女仆指控知晓暗杀计划；但由于女仆未能在议会证实她的指控，她被判处终身监禁。拉瓦亚克来自昂古莱姆，而那里正是埃佩农公爵的领地，这一情况让人们的怀疑有了几分可信度。还有传言说，第一刀并未致命，是公爵俯身给刺客提供便利，让他得以补上致命的第二刀，刺中了国王的心脏。但这些谣言最终都不了了之，并没有给这位显贵的名声留下确凿且持久的污点。
就拉瓦亚克的供词来看，只要它们还有一定可信度，就不支持存在一个大范围政治阴谋的说法。奥地利家族、他的妻子玛丽·德·美第奇、情妇昂特拉格的亨利埃塔，还有埃佩农公爵，都遭到了马萨林和其他历史学家充满恶意的揣测；但真正动手行刺的拉瓦亚克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同谋，他是被一种无法抑制的本能驱使。如果说他的想法真受到了外界影响，那很可能是受当时盛行的狂热思潮影响，而非来自个人的影响。
亨利与玛丽·德·美第奇育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在历史记载的君主中，或许没有谁像亨利西世这样，有如此多的个人轶事流传。这些轶事大多广为人知，也很容易查阅到。亨利一生的言行尽显其高尚、宽厚与宽容的性情，热爱冒险的无畏精神，以及那种温和的情感与风度——在所有品质中，这种特质最能赢得与之接触者的喜爱，但却看不出他有崇高的道德或宗教准则。不过，他的弱点是世人最容易原谅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伟人来说。倘若亨利能效仿他的杰出祖先路易九世，秉持纯洁的道德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会成为一位更出色的国王，也会是一个更优秀的人；然而我们怀疑，倘若真是那样，他的同胞是否还会如此热忱地缅怀他。
桐君山人曰：亨利西世——权力炼金术与法兰西精神重塑
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血腥记忆尚未褪去之时，一位纳瓦拉国王戏剧性地皑皑巴黎王座，完成了从异端分子到“好国王亨利“的蜕变。亨利西世的政治生涯堪称一部欧洲宗教战争时代的权力启示录——这位波旁王朝开创者以惊人的现实智慧，在狂热的天主教徒与新教胡格诺派之间走出了一条政治钢索。1589年他继承王位时，法兰西正深陷“三亨利之战“的泥潭，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宗教仇恨撕裂社会肌理。而当他1610年被狂热分子拉瓦亚克刺杀时，留下的却是一个初步统一、财政复苏、正在崛起的欧洲强国。这种戏剧性转变的背后，是亨利西世独特的政治炼金术：将铁血的军事征服与怀柔的政治包容熔铸成有效的统治艺术。
宗教实用主义：从“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到南特敕令
亨利西世最富争议也最具启示性的政治决策，莫过于1593年的改宗宣言。这个被演绎为“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历史瞬间，实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权力策略。当时控制巴黎的天主教同盟拒绝承认新教国王的合法性，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更以女儿伊莎贝拉的名义觊觎法国王位。亨利在圣德尼大教堂宣布“重新皈依“天主教的举动，表面看是信仰背叛，深层却是政治生存的必然选择。当代档案显示，早在1584年他就向西班牙使者透露：“若有必要，我会做七次弥撒。“这种宗教实用主义与其说是机会主义，不如说是对法国政治现实的清醒认知——在16世纪欧洲，王权合法性仍深深植根于天主教传统。
但亨利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像当时多数改宗者那样转向宗教迫害。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开创性地确立了宗教宽容原则，允许胡格诺派在指定地区自由礼拜、担任公职、保留军事据点。这份敕令绝非理想主义的产物——其具体条款经过与胡格诺代表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最终文本包含92项普通条款和56项秘密条款。历史学家罗歇·夏蒂埃指出，这份文件本质是“用法律形式确认暂时的力量平衡“。但正是这种基于现实的妥协，使法国得以摆脱持续三十余年的宗教战争阴影。亨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宽容政策包装为“国王恩赐“而非权利确认，既安抚了天主教主流，又保障了新教少数派的生存空间。
经济重建：苏利公爵与“鸡锅里的炖鸡“
“让每个农夫周日锅里都有只鸡“——这句被归功于亨利的朴实宣言，概括了他对经济重建的民生视角。在财政总监苏利公爵的辅佐下，亨利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1596年废除三十年积欠的国债，1601年建立粮食储备制度，1604年推行“波莱特税“（官员年税）以稳定官僚体系。这些政策看似琐碎，却有效恢复了国家信用。据苏利回忆录记载，到1610年王室债务从3亿里弗尔降至1亿，年度财政结余达1200万里弗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亨利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他扶持丝绸、玻璃等新兴产业，1603年成立加拿大贸易公司，1604年与英格兰签订商业条约。这些举措不仅增加财政收入，更培育了新兴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后来成为绝对王权的重要支柱。经济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亨利西世时代标志着法国从“封建贡赋经济“向“国家税收经济“的转型开端。通过将财政基础从土地税转向商业税，亨利悄然改变了王国权力的经济基础。
外交平衡：周旋于哈布斯堡巨人间
面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欧洲霸权，亨利西世展现了精湛的地缘政治智慧。他一方面通过1601年《里昂条约》从萨伏依公爵手中夺取布雷斯地区，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反哈布斯堡联盟。1610年战备清单显示，法国己组建4万常备军并储备足够两年使用的军需。现代学者通过分析外交信函发现，亨利正秘密联络德意志新教诸侯、威尼斯共和国甚至奥斯曼帝国，谋划对西班牙的多战线战争。
这种战略布局反映了亨利对法国地缘命运的深刻理解：只有打破哈布斯堡对欧洲的包围，法国才能获得发展空间。虽然他的突然死亡使计划流产，但其战略构想被黎塞留继承，最终在三十年战争中实现。外交史家加勒特·马丁指出，亨利的外交政策标志着法国从“内向的宗教战争国家“向“外向的欧洲霸权竞争者“的转变。
王权形象塑造：从军事领袖到人民之父
亨利西世深谙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建构。他刻意淡化宗教征服者形象，转而塑造“人民国王“的公共人格：穿着朴素的褐色外套巡视市场，用通俗法语与农民交谈，在宫廷接见平民请愿者。这种亲民作风与当时欧洲君主普遍的神圣距离形成鲜明对比。艺术史家证实，1594-1610年间官方赞助的绘画、雕塑明显强化“赫拉克勒斯式劳动者国王“的意象。
更具创新性的是他对舆论工具的运用。王室资助的《法兰西信使报》系统宣传国王政策，政府甚至雇佣街头歌手传唱赞美国王的民谣。文化史研究者发现，亨利遇刺后民间迅速涌现大量悼念诗歌，其中将国王比作“国父“的比例高达63%，这种情感认同在早期现代欧洲君主中极为罕见。
历史悖论：宽容君主的暴力底色
对亨利西世的历史评价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悖论：这位以宽容著称的君主，其权力之路却布满暴力。1589年阿尔克战役后，他下令处决1500名俘虏；1598年平定布列塔尼叛乱时，整个村庄因抵抗遭屠戮。现代研究显示，其统治期间处决的政治犯数量远超瓦卢瓦王朝后期。这种暴力性与其说是个人残忍，不如说是宗教战争时代的生存法则——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权威的仁慈就是软弱。“
亨利西世的真正遗产，在于他证明了实用主义可以成为撕裂社会的愈合剂。他既非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信徒，而是深谙“戴着镣铐舞蹈“的政治艺术家。在宗教狂热的年代，他示范了如何将现实妥协转化为历史进步；在王国破碎之际，他重新定义了法兰西国家的内核。当代法国仍将“好国王亨利“视为民族和解的象征，这或许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最高致敬——真正的统治艺术，不在于实现完美理想，而在于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找到可行的平衡点。
他生于宗教战争的炼狱，却以政治家的冷峻与哲人的睿智，将破碎的法兰西锻造成统一王国。亨利西世的一生，是暴力与宽容的辩证史诗——既是马背上的征服者，又是橄榄枝的播种人。
他的伟大在于将实用主义升华为治国智慧。“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绝非信仰的背叛，而是对法兰西高于教派的深刻觉悟；《南特敕令》不仅是欧洲宗教宽容的里程碑，更揭示了国家理性的至高法则——真正的权威不在于消灭异己，而在于化敌为共生的力量。
他重建的不仅是枯竭的国库，更是王权的道德基础。苏利公爵的财政改革让“农夫锅中有鸡“的承诺成为现实，重商主义政策悄然孕育了现代法国的经济筋骨。他以亲民姿态重塑君主形象，证明权力唯有扎根民生，方能获得超越神授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位和解之君始终未能摆脱暴力原罪。阿尔克的屠杀、布列塔尼的镇压，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和平，往往由必要的恶所奠基。
亨利西世留给后世的，绝非简单的明君模板，而是一个永恒命题：治国之道，在于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变通之间，找到那个既能承载历史重量，又不压垮人性希望的平衡点。他证明了，最伟大的改革往往穿着保守的外衣，而真正的复兴，始于对破碎山河的慈悲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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