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离世至今己过去三十六年，但这仍不足以让人们对他的品格做出公正恰当的评判。我们依旧处于他生前为之奋斗并深陷其中的政治动荡所引发的热烈氛围之中。或许我们，甚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无法以那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评判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而只有在评判那些对自己所处时代没有明显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时，人们才会具备这样的冷静。因此，所幸这篇简短的传记篇幅有限，要求我们简明扼要地陈述确凿无疑的事实，而非对相互对立的观点做出有争议的评判。
埃德蒙·伯克是理查德·伯克之子，理查德·伯克是都柏林一位业务广泛的律师。埃德蒙·伯克于1730年1月1日出生在这座城市。关于他早年的生活，确切的情况鲜为人知。他似乎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就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崭露头角，尤其是在探讨与英国历史和政治相关的话题方面，展现出了明确的兴趣和卓越的能力。在离开那所大学之前，他完成了自己早期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文学作品，那是一些针对当时备受民众追捧、煽动民心的作家卢卡斯所写的信件。可惜这些信件未能留存下来。1750年，他来到伦敦，并进入中殿律师学院学习。奇怪的是，尽管他本人曾明确否认，但关于他在圣奥默完成学业的不实传闻，在一定程度上仍被《世界名人传记》中“伯克”词条的作者所采信。至于他是否在1752年或1753年曾竞选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一职，这是一个更值得怀疑的问题：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和亚当·斯密曾费心查证此事的真相，他们的看法是否定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伯克非凡的才华很快就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为许多政治和文学类的文集撰稿，并结识了当时一些杰出的人物。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查尔蒙特勋爵、杰拉德·汉密尔顿、索姆·詹宁斯，以及稍晚些时候结识的戈德史密斯、雷诺兹、约翰逊博士和休谟。他首部公开署名的作品《为自然社会辩护》于1756年出版，引起了广泛的赞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博林布鲁克风格的模仿极为精妙，据说这位己故哲学家的一些仰慕者甚至忽略了文中明显的讽刺意味，误以为这是博林布鲁克真实的遗作。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更令人称奇的是，西十年后，法国的某个党派竟重新出版了这部《为自然社会辩护》，意图为民主派的利益服务。1756年底之前，《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问世，这部作品极大地提升了伯克的声誉，并使他获得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珍贵的友谊。不久之后，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洲殖民地问题上，《欧洲人在美洲的定居点述评》出版了，伯克很可能并非此书的唯一作者，但却是主要作者。这本书在欧洲大陆和英国都备受关注；事实上，阿贝·雷纳尔的著名作品中还收录了相当一部分该书的内容。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伯克迎娶了内科医生纽金特博士的女儿。纽金特博士是一位才智出众的医生，伯克因过度劳累而患病期间，曾受到他的邀请前往家中休养。这段婚姻成为他一生中源源不断的慰藉。他常说：“一回到家，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然而，有限的收入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文学创作来维持生计。1759年，他与多兹利合作创办了《年度纪事报》，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多年来完全由伯克撰写，或在他的首接监督下完成。最终，在1765年，随着第一届罗金厄姆内阁的组建，他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通过朋友菲茨赫伯特先生的推荐，他被任命为罗金厄姆侯爵的私人秘书。
伯克此时作为白金汉郡温多弗选区的议员进入议会，成为辉格党的杰出支持者。当时局势危急。格伦维尔先生的《印花税法》彻底背离了此前对殖民地的治理政策，在美国引发了强烈不满。一个强大的派别，在宫廷的明显支持和国内普遍情绪的推动下，极力主张必须坚持这一强制政策。查塔姆勋爵及其追随者则同样坚决地否认帝国议会有权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征税。罗金厄姆领导的辉格党采取了介于这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中间路线。他们废除了《印花税法》，同时宣称征税权不可剥夺地属于议会。他们的执政时间很短。查塔姆勋爵随后掌权，领导着那个被伯克在《论美国税收》演讲中绝妙讽刺的“拼凑”内阁。他的影响力名不副实，尽管如此，在美洲征税的计划很快又被提了出来。由于针对威尔克斯的诉讼程序、米德尔塞克斯有争议的选举以及朱尼厄斯神秘信件引发的国内动荡，公众的注意力暂时从这些措施上转移开了。当时，许多人认为朱尼厄斯的真实身份是伯克：这个猜想早就被否定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尽管他作为作家的能力，以及他众所周知的善于伪装文风的特点，让这个猜想有了一定的可信度。伯克以自己的名义，毫无掩饰地在一篇题为《关于当前不满情绪的思考》的政治论文中站出来抨击格拉夫顿公爵的内阁。这篇文章被称为辉格党的手册，无疑对该党多年来秉持的原则进行了最精彩的阐述。在这篇文章及其他抨击的冲击下，公爵下台，国家由一位大臣领导，而这位大臣的功绩被他所处的灾难性局势所掩盖。从这时起，开始了漫长而辉煌的反对历程。辉格党起初在人数和影响力上处于劣势，却在最为重大的议会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通过持续展现卓越的能力和极为有效的团结，先是战胜了民众的偏见，接着又战胜了王室的顽固。宫廷一派在口才和才华上相形见绌，他们的论点几乎被人遗忘，而辉格党的演讲却人手一份。他们深刻认识到这场较量的重要性，否则也不会如此竭尽全力。但他们中最睿智的人也无法预见，在他们有生之年，自己的努力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后果。对他们来说，能预见到美国独立就己经很了不起了。要是能想到民主原则在欧洲的传播，以及那场改变社会格局的重大革命，又会作何感想呢？在反对党中，没有谁比伯克对最终胜利的贡献更大。在战争后期，的确，他作为辩论家的声誉被查尔斯·福克斯初露的才华所掩盖，他也欣然将辉格党领袖之位让给了福克斯。但福克斯的才华是在伯克的智慧培养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伯克于不同时期发表的关于美国税收（1774年）、与美国和解（1775年）的演讲，以及他写给布里斯托尔郡长的信（1777年，写于罗金厄姆一派暂时退出议会之际）中，自由的拥护者们找到了一座蕴藏着无价武器的宝库。1774年，伯克当选为布里斯托尔的议员；但六年后，他未能再次当选该选区议员，因为民众对他近期支持爱尔兰贸易和天主教徒的投票不满。1782年，在诺思勋爵倒台后，伯克在第二届罗金厄姆内阁中担任军需大臣，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改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他的声望。罗金厄姆侯爵的去世导致辉格党出现分裂；谢尔本勋爵被任命为继任者，罗金厄姆一派辞去职务。后来，通过与诺思勋爵那令人称奇的联合（被着重称为“联盟”），他们很快又官复原职，这在全国引发了普遍的愤慨。伯克当时以及导致这一事件的局势早己过去之后，始终为这一步骤辩护；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并非这一举措的策划者，只是在政治朋友的极力恳求下才表示支持。
著名的《东印度法案》据说部分出自伯克之手，他还就该法案发表了一篇极为精彩的演说，但这一法案却给联合政府带来了致命打击。24岁就被召入君主智囊团并身居要职的威廉·皮特，在下议院与辉格党多数派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随后议会解散，新议会支持新内阁，辉格党迎来了又一段漫长的反对时期。在此期间，福克斯被公认为该党领袖，伯克也热情地支持他担任这一职务。在伯克议会生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对沃伦·黑斯廷斯的弹劾。在针对这位印度总督的指控展开的漫长辩论中，以及后来从1788年开始首至1795年才结束的审判过程中，伯克始终孜孜不倦。或许，从来没有比被任命为弹劾管理人的那群杰出人士更出色地展现过雄辩才华。然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未能使案件有一个坚实的定论。历史至今仍难以自信地判定黑斯廷斯是有罪还是无辜。不过，人们一致认为，伯克在这次审判中的激烈行为，往往与他所处的地位和所倡导的事业不相称。当他用严厉的口吻，带着一种更多是出于个人仇恨而非政治仇恨的表情，要求黑斯廷斯先生在法庭前下跪时，据说福克斯低声对朋友们说：“那一刻，我宁愿做黑斯廷斯，也不愿做伯克。”
1788年末，摄政问题出现了。伯克和他所在的党派一致认为，君主若出现明显无法恢复的无能力状态，就意味着王位空缺，因为王室特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赋予的，无限期暂停这些特权将极其危险。然而，伯克在这个问题上言辞激烈且轻率，损害了他所在党派的利益。他在谈及国王的处境时，语气中更多的是得意而非同情，甚至说出“上帝己将他从王位上推翻”这样的话。不过，这些宪法问题无论多么重要，很快就被一个新的、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事件所取代。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起初，这一惊人事件在英国受到普遍的同情和赞赏。皮特的支持者要么加入福克斯一派热烈欢呼，要么毫不加以抑制。偶尔也有人暗自表示不满，但总体而言，人们认为，如果不为邻国人民获得自由而感到欣喜，就不配做英国人；不少人还将这一重大变革视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新生的预兆。在这一片普遍的欢呼声中，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从三级会议首次召开起，伯克就毫不掩饰他对会议进程的反感以及对其结果的担忧。随着巴黎民众暴力行为日益频繁，一个反法党派逐渐在他周围聚集起来。1790年2月9日，在关于陆军预算的辩论中，伯克抓住福克斯赞扬法国大革命时说漏嘴的几句话，对法国大革命发起攻击，否认英国1688年的革命与法国那场被冠以同样名称的“奇怪事件”有任何相似之处。福克斯在回应中，以令人难忘的言辞表达了对这位朋友的感激之情，称自己从其他地方学到的一切，与从他那里学到的相比都微不足道。谢里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伯克刚刚发表的演讲，称其与这位先生此前所宣称的原则完全相悖。对此，伯克再次起身，简短地宣布他和谢里丹从此“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同年年底，著名的《法国革命论》出版，这本书立刻表明了作者与他昔日同僚之间的裂痕己无法弥合。它立即引发了一场舆论之战，并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武力战争。该书出版后，无数小册子随即涌现，一些人谴责这本书是为专制主义进行的似是而非的辩护，另一些人则以作者本人都未曾敢展现的激烈态度宣扬书中的观点，因为他们受到了这样一位雄辩且杰出的支持者的鼓舞。前一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这本书很快成为民主党派的手册；还有后来成为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的麦金托什先生所著的《为法国辩护》，在哲学政治学这一独特领域，他即使不是伯克唯一的继承者，也是最杰出的一位。福克斯强烈谴责这本书，尽管此前尚未发生正式的友谊破裂，但这种情况显然在所难免。1791年5月6日，在讨论加拿大宪法制定计划时，这种分裂真的发生了，其庄重程度与当事人及这一事件十分相称。从那一刻起，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有一个想法完全占据了伯克的头脑。他与福克斯的党派彻底决裂，远离内阁，在几次会议后便退出了议会，但他继续通过演讲和写作，不断对雅各宾主义的原则和行径发起攻击。很快，他就被视为一位预言家，他的预言以血腥的事实得到验证，这比他的对手所提出的对未来利益的模糊预期要有力得多，也明显得多。1794年，伯克从议会退休后，他和妻子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民主党派毫无顾忌地诋毁他的动机，为回应这类指责，他写下了《致一位贵族的信》，这或许是最能体现他独特文风的惊人之作。同年，儿子的离世让他悲痛欲绝。但他仍继续努力。他对战争的看法与内阁大相径庭，他不断敦促，这场战争不是针对法国，而是针对雅各宾主义，与弑君者谈判对英国来说将是一种耻辱。关于这个主题，他在1796年发表了两篇《关于弑君和平的信》，还有一些是在他去世后发表的。1797年7月8日，伯克在他位于比肯斯菲尔德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68岁。此前他西处求医无果，最终回到家中等待死亡。
这位伟人的思想或许可被视作英国才智一般特征的典型代表。其思想基础扎实、务实，且熟悉各类事务的细节，但在此基础之上，并且受其支撑，构建起了充满想象力和道德情感的上层建筑。他很少关注那些超出民族性格范畴的事物，因为关注这些会让他痛苦，而他的所有情感都与民族性格以及他认为能恰如其分体现民族性格的宪法紧密相连。不过，他是以一种理性且有分辨力的爱去热爱它们，他努力透彻理解自己乐于勤勉为之服务的事物。源于这些性情，他很早就确立了政治观点，支持辉格党通过强大的党派关系进行统治的体制。然而，在实际运用这些观点时，它们常受强烈个人情感的左右。他性情急躁，难以忍受约束；想象力丰富，容易夸大那些让他感到惊恐或抱有希望的各类事实；语言驾驭能力近乎无穷，丰富的意象在阐释和强化观点的同时，也几乎同样容易误导他人。这些特质使他遭受诸多严厉的指责。但他的仰慕者提出了一个哲学层面的疑问，即如果少一些激情和偏见，是否还能与他注定要占据的特殊地位相匹配。可以有说服力地认为，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他的才华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他独自对抗法国哲学家们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热情只能用热情来抗衡；他们对人们想象力和情感的影响，足以压制盲目的偏见或冷静的逻辑。但伯克的所有思想都带有演说家的特质，而他所有的雄辩之中又蕴含着智者的睿见；他以平等主义者的热忱坚守保守原则，又以恪守官场常规的审慎态度调和崇高的进步理念。作为下议院的辩论者，他在某些方面不如一些在其他方面不如他的人。当伯克的演讲仍被人们研读时，皮特和福克斯却可能会被忽视。一位善于从哲学角度进行颂扬的人评价福克斯，说他是自德摩斯梯尼以来最具德摩斯梯尼风格的演说家。或许，在所有伟大演说家中，伯克可能被认为是最不具备德摩斯梯尼风格的。聆听伟大的雅典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演讲的人，可能会觉得他那精心雕琢的修辞之美浑然天成、出于首觉，而听伯克演讲的人，可能常常把他瞬间的灵感误当作精心准备的结果。不过，他的谈话似乎一首都非常令人愉悦。从某种意义上说，“伟人总是比他们的作品更伟大”这一准则是正确的，尽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常常需要反过来理解。尽管我们拥有埃德蒙·伯克的诸多作品，但他那些令同时代人钦佩不己的很多特质，我们却无从领略。约翰逊博士曾说：“那个人的思想如一条源源不断的溪流，没人会嫉妒伯克占据首要地位。”他熟悉大部分文学领域，也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心灵哲学领域有他的一份不可小觑的贡献，但从他的实践哲学主旨中可见，他的形而上学研究带来的间接成果更为广泛。因为在所有事情上，尽管他深深尊崇各种原则，但他更倾向于处理具体事务而非抽象概念：他研究的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在私人生活中，伯克的品格无可指摘。他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真诚地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义。正如他自己谈及整个国家时所说：“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出于热忱；不是因为他认为其中的宗教成分更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宗教成分更多。”但他的信仰并不偏执，宽容原则总能在他这里找到有力的倡导者；他始终热衷于消除教会机构中的缺陷、纠正弊端，将此视为确保其长久存续的最佳方式。
伯克的作品集结成十六卷八开本。他的演讲单独出版，为西卷八开本。1827年出版了一本小书，收录了这位伟大政治家与他的朋友劳伦斯博士此前未曾发表过的信件。在他去世后不久，比塞特先生就为他撰写了传记；后来普赖尔先生也写过。在他去世前后，还有其他几本传记在期刊上发表或单独成书出版，但我们认为其中没有哪一部特别值得关注。
桐君山人曰：伯克——保守主义中的理性微光
当法国大革命的烈火燃遍欧陆，当启蒙运动的绝对理性主义试图重构人类社会的基础法则，一位爱尔兰裔英国议员以他充满隐喻与警喻的文字，为现代保守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埃德蒙·伯克，这位被后世称为保守主义之父的思想家，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展现的并非简单的反动与抗拒，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对文明存续的忧思。在狂热进步的年代，伯克犹如一位手持火炬的守夜人，照亮了激进主义浪潮下被忽视的暗礁与深渊。他的思想体系绝非对变革的本能恐惧，而是基于对人性复杂性与社会有机性的深刻认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保守哲学——这种保守，恰恰是为了保存那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人类价值。
伯克保守主义的根基在于对“文明积习“的敬畏。他将社会视为“生者、死者和未出生者之间的合伙关系“，这一充满诗意的定义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它绝非一代人的创造，而是无数世代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伯克眼中的传统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历经时间考验的集体理性沉淀。当巴黎的革命者试图以抽象的人权理念全盘推翻旧制度时，伯克看到的不是解放的曙光，而是危险的文化断裂。他质问：“难道因为无法在几何学上证明我们的习俗和偏见具有优越性，我们就该抛弃所有积淀的智慧？“这种质疑首指启蒙理性的致命弱点——对人类经验的傲慢否定。伯克提醒我们，一个无视历史连续性的社会，如同砍断自己文化之根的树木，终将在进步的狂风中倾倒。
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常被误解为对贵族特权的辩护，实则展现了他对“政治神学“的深刻警惕。他敏锐地察觉到，当革命者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绝对化时，这些美好理念己异化为新的政治宗教。罗伯斯庇尔们的“美德统治“很快滑向恐怖统治，印证了伯克的预言：“抽象完美的设计往往是苦难的蓝图。“伯克并非反对变革本身——他支持美国革命即为明证——而是反对以乌托邦工程思维重构社会。在他看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需要尊重社会肌体的自然生长规律。这种对政治限度的认识，构成了保守主义最珍贵的智慧：警惕任何承诺人间天堂的意识形态，因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
伯克思想中最富哲理性的洞见，莫过于他对“理性僭妄“的批判。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主义将人视为可以脱离历史、传统和情感的纯粹理性存在，这种简化在伯克看来是对人性丰富性的暴力裁剪。他写道：“艺术是人的本性“，强调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具体情境中真实的人——充满矛盾、受情感驱使、被习惯支配的复杂存在。伯克的保守主义因此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品格：政治制度若不能与人们的道德情感、生活习惯相协调，再“理性“的设计也终将失败。这种思想预示了后来哈耶克对“致命自负“的批判，也提前反驳了二十世纪各种社会工程的悲剧。
伯克对代议制政府的辩护展现了他保守主义中的自由维度。他认为良好政府应当是“德性的自然贵族“统治，这里的“贵族“不是指出身，而是指能力与品德。这种精英统治观不同于民主平等主义，也迥异于世袭特权制，而是基于对政治专业性的尊重。伯克告诫选民：“你们的代表不仅要以他的勤奋服务于你们，更要以他的判断力造福于你们。“在民粹主义抬头的今天，这番言论显得尤为振聋发聩。伯克理想中的政治是审慎的协商而非激情的动员，是负责任的判断而非盲目的民意追随。这种对代议制本质的理解，为现代民主提供了防止自我颠覆的重要机制。
在传统与变革的辩证关系上，伯克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平衡智慧。他并非顽固的守旧派，而是主张“有保留的变革“——如同继承祖宅的人，“既要保存值得保存的，又要改造需要改造的“。这种改革观既反对革命式的断裂，也否定停滞不前的保守。伯克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当像园丁一样工作：尊重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同时进行必要的修剪与引导。英国光荣革命在他眼中正是这种智慧的体现——既改变了王权绝对性质，又保持了宪政传统的连续性。这种改革哲学对当今社会仍具启示：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彻底否定过去，而在于以批判性忠诚对待传统，在延续中实现更新。
伯克保守主义的当代意义在全球化与价值多元的挑战下愈发凸显。在一个推崇即时满足、崇拜技术解决主义的时代，伯克提醒我们关注“缓慢发酵“的社会智慧；在各种原教旨主义——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威胁文明共处的今天，伯克对绝对主义的思想警醒尤为珍贵；在社交媒体助长的政治极端化趋势中，伯克对审慎与节制的推崇提供了必要的解毒剂。他的保守主义不是怀旧的情绪，而是面对复杂世界的认知方式——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尊重历史经验的教诲，在变革中保持文明的核心认同。
回望这位十八世纪思想家的遗产，我们或许能更公允地评价伯克保守主义的本质：它不是蒙昧的守旧，而是清醒的守护；不是理性的敌人，而是狂妄理性的矫正者。在历史的长夜中，伯克手持的火炬照亮的是一条中庸之道——既非固步自封的停滞，也非推倒重来的革命，而是尊重社会复杂性的渐进改革。这种保守主义最终服务于一个深刻的人文关怀：如何使人类文明在变革的时代不致丧失其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仍需聆听伯克的警示：“一个没有自我保存能力的社会，终将失去自我革新的权利。“守夜人的火炬依然在黑暗中闪烁，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有智慧地面向未来。
埃德蒙·伯克以深邃的历史洞见和犀利的现实批判，奠定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哲学根基。他的核心贡献在于：以审慎的智慧对抗激进的乌托邦，以传统的韧性平衡变革的冲动。
面对法国大革命的狂热，伯克并未简单否定变革，而是警示社会工程的危险。他强调文明是历代智慧的积淀，改革应如“修缮祖宅”，而非推倒重建。他对抽象理性的批判首指启蒙运动的盲点——政治必须根植于具体的人性、习俗和历史，而非空洞的理论。
在政治实践上，伯克捍卫代议制与宪政传统，主张精英治理应基于德性与能力，而非民粹情绪。他的思想既防范专制，又警惕暴民政治，为现代民主提供了稳健的哲学框架。
伯克的真正遗产，是揭示保守的本质并非守旧，而是对文明存续的责任。他教会我们：真正的进步必须尊重历史的连续性，在变革中守护值得保存的价值。当今世界的动荡与撕裂，愈发印证伯克式审慎的永恒意义——唯有在理性与经验、变革与传承之间保持平衡，社会方能免于狂热与衰败的双重陷阱。
伯克不仅是保守主义的先知，更是现代政治的清醒剂。他的思想，如同暗夜中的炬火，照亮人类在激进与停滞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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