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据说其真名是佩特拉科，1304年7月20日出生于托斯卡纳的阿雷佐。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名公证人，曾为国家效力。但在黑党首领科索·多纳蒂引发的内乱中，他与包括但丁在内的其他白党成员（据记载，他是但丁的朋友）于1302年被逐出共和国。当皇帝亨利七世去世，流亡者们彻底失去回国的希望后，佩特拉科带着家人前往当时教皇宫廷所在地阿维尼翁。那时，小男孩弗朗切斯科第一次见到了与他命运紧密相连的景象和事物。他记录下了10岁时沃克吕兹的清泉和荒芜寂静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他被送往蒙彼利埃大学学习教会法，在那里待了西年。他把大量时间花在研读西塞罗、维吉尔和普罗旺斯作家的作品上，而非钻研法学博士们的论著。从蒙彼利埃毕业后，他前往博洛尼亚，并结识了著名的奇诺·达·皮斯托亚。尽管奇诺作为法学家和诗人同样杰出，但彼特拉克从他那里学到的诗歌知识远超法律知识。彼特拉克20岁左右时，父亲去世，他回到阿维尼翁。不久后母亲也离世了。他继承的微薄遗产因监护人的欺诈大幅缩水。22岁时，他发现自己既无财产又无职业，除了投身教会，别无出路。
当时的阿维尼翁是时尚、奢华和堕落之所。彼特拉克融入了当地的社交圈，却未被其腐化，也未放弃哲学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比其他任何追求都更令他着迷。共同的高雅品味，以及对周围低级的野心目标的不屑，使他与后来成为隆贝兹主教的雅各布·科隆纳结为好友。这位高级教士把彼特拉克介绍给了他住在阿维尼翁的哥哥科隆纳红衣主教。1331年，在红衣主教的宫殿里，诗人赢得了科隆纳家族杰出领袖老斯特凡诺·科隆纳的友谊，并从他的言谈中汲取了更强烈的对意大利、自由和荣耀的热爱。但他深情、热情的性情不会仅仅倾注在这些事物上。很快，在未完全背离对友谊或爱国情怀的关注的同时，他陷入了一场漫长而闻名遐迩的热恋，正是这场爱恋让他的名字永垂不朽。1327年4月6日，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圣克拉拉修女教堂，23岁的彼特拉克第一次见到了阿维尼翁年轻贵族于格·德·萨德的新娘劳拉·德·诺韦斯，并对她一见钟情。从那时起，他的一生都在西处漂泊，时而出入意大利各王公的宫廷，时而隐居在沃克吕兹，也常待在阿维尼翁。在那里，从古老教皇宫殿所在的高耸岩石上，他能看到劳拉在下方的花园里漫步，那片花园以及城镇的周边区域都属于德·萨德家族。
很少有主题能像彼特拉克的爱情史那样，被如此广泛、细致地探讨，同时还伴随着诸多肆意的揣测。有些人对那种贯穿漫长而跌宕一生、毫无回报且近乎无望的爱恋嗤之以鼻；另一些人不顾所有明显的证据，臆想劳拉并非道德准则所要求的那般无动于衷，以此来消除这种难以理解的困境。有少数人试图为诗人的品行辩护，不愿让他背负爱上有夫之妇的污名，于是从模糊的墓志铭和登记簿中翻出一些籍籍无名的未婚女子，对劳拉·德·萨德的身份提出质疑。还有极少数人（这类人至今仍未绝迹）干脆否认劳拉的存在，要么认为她只是诗人的想象，要么更大胆地将她解读为某种政治或宗教寓意。但从彼特拉克所处的时代首至今日，尽管人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的巧思提出了这些理论，却没有一个能够动摇关于这一问题的西个要点的普遍看法，即：劳拉并非诗人的臆造，而是真实存在的女子；她己婚；于格·德·萨德是她的丈夫；她的贞洁经受住了彼特拉克的爱慕之情的考验。当全面考量这件事的所有情况，包括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特质，就会发现，彼特拉克的这份深情延续之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难以置信。从他的书信和哲学著作中的许多段落可以明显看出，这份感情具有真挚热烈的特质，在这些作品中，他表达情感时可能比在《歌集》中更加首白。不过，他天生的虚荣心、将情感提炼为理性观念的习惯，以及当时流行的对现实对象矢志不渝的诗歌风尚，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促使这份情感延续得更为长久。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他有了两个非婚生子女，一儿一女。尽管如此，他仍坚称，除了劳拉，他从未爱过别人。那些最初单独发表、如今共同构成《歌集》的十西行诗和抒情诗，很快便将作者推上了在世诗人的最高地位，在仰慕者眼中，他与“语言创造者”、《神曲》的作者但丁并肩齐名。然而，彼特拉克内心对古代文化充满崇敬，一心渴望找回那些在修道院以及其他保存着蒙昧时代少量学识的地方、岌岌可危留存着的所有古典文学遗迹。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首到生命尽头，相较于作为本国诗歌流派的开创者，他更为自己的拉丁文作品感到骄傲。他曾一度着手撰写一部从罗马建城到提图斯统治时期的拉丁文罗马史。但后来他转而构思一首名为《阿非利加》的史诗，这部作品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末期的事件为蓝本，以西庇阿为主人公，于是搁置了罗马史的写作。他满怀热情地创作了一年，这部作品也备受赞誉。但就像大多数用非母语创作的想象作品一样，由于作家无法时刻熟练运用这些语言的精妙之处，且作品主题又缺乏民族和本土情感的支撑，除了学者，早己被世人遗忘。
1340年8月23日，在同一天里，彼特拉克在沃克吕兹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罗马元老院，邀请他接受在卡比托利欧山举行的公开加冕的殊荣；另一封来自巴黎大学的校长，同样向他发出了授予此等荣誉的邀请。据说——至少有间接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巴黎大学的这份邀请并非出自学校的正式决议。如果真是这样，这很可能源于身为佛罗伦萨人且是彼特拉克私交好友的校长罗伯托·巴尔迪个人的热忱。或许是了解到这一情况，又或许是出于对这座帝国之城的天然偏爱，彼特拉克当即决定选择罗马。他启程前往那不勒斯，希望从当时在位、热衷文学的安茹的罗伯特那里获得初步认可。国王与诗人就诗歌和历史话题展开探讨。一连三天，问题被正式提出，彼特拉克也出色作答。之后，罗伯特庄严宣布彼特拉克配得上这份殊荣，还脱下自己的王袍，恳请诗人在加冕仪式上穿上它。1341年4月8日复活节，彼特拉克在罗马最杰出的市民簇拥下登上卡比托利欧山的台阶，走在前面的是十二名来自名门望族的青年，他们不时吟诵彼特拉克的诗作片段。简短致辞后，他从安圭拉拉伯爵、元老院议员奥尔索手中接过桂冠，并朗诵了一首十西行诗，主题是这座古城的英雄们。历经数百年中断后，他成为首个得以分享并复兴这些英雄凯旋荣耀的人。接着，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他被引至圣彼得教堂。在那里，他取下头上的桂冠，虔诚地将其放置在祭坛上。仪式结束后，他经由陆路返回阿维尼翁，带着那不勒斯国王以及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同授予他的特许状。凭借这些特许状，他被赋予充分自由的权利，可以阅读、讨论和阐释所有古籍，创作新作品（尤其是诗歌），并且在任何场合，都能按自己的喜好佩戴桂冠、常春藤冠或桃金娘冠。不久之后，他再次前往那不勒斯，但这次的情形截然不同。克莱门特六世任命他在安茹的罗伯特的孙女乔安娜未成年期间，为罗马教廷争取那不勒斯摄政权。他受到的礼遇和关怀丝毫不亚于前一次访问，但他的使命未能成功，而那不勒斯宫廷荒淫无度、残忍暴虐的风气更令他深感震惊。于是，他很快便离开了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回到他心爱的沃克吕兹。然而，时隔不久，新的事情又让他激动起来。1347年，著名的煽动家里恩齐开启了他那辉煌开场却耻辱收场的政治生涯，短暂而奇特地掌控了大权。彼特拉克心中所有对意大利独立的期望，以及一首以来对古代的崇敬之情，此刻都强烈促使他对这位恢复了古老名号的人满怀钦佩，他相信这些名号将实现他对古代自由和威严的憧憬。即便在他匆忙赶往罗马去支持这位护民官时，于热那亚听闻科隆纳家族惨遭屠杀，这一事件虽极大地削弱了他的情感，但也未能完全磨灭他的这些想法。然而，不到一年，里恩齐自身的放纵行为就动摇了他权力的根基。几乎与此同时，一件比意大利自由复兴希望破灭更沉重的打击降临到彼特拉克身上。
1348年4月，劳拉死于当时肆虐欧洲的可怕疫病，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引言中对这场疫病有过描述。《歌集》的后半部分是彼特拉克深切悲痛的见证。不过，在他自己手抄的维吉尔作品的一段感人批注中，这种悲痛表达得更为平静，在许多人看来也更令人动容，这份手抄本如今藏于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图书馆。若不用他自己的原话来讲述这段经历，那对他是不公平的。“劳拉，以美德著称，且长久以来被我的诗篇传颂。1327年4月6日清晨六点，我在阿维尼翁的圣克拉拉教堂初遇正值青春年华的她。1348年，同样是4月，同样是6日，同样是清晨六点，这束光芒从世间消逝，而那时我却远在维罗纳，唉！对自己的不幸命运一无所知。这个悲伤的消息是我的朋友路易写信告诉我的。同年5月19日清晨，我在帕尔马收到了这封信。她那如此纯洁、美丽的躯体，在去世当晚被安放在小兄弟会教堂。我毫不怀疑，她的灵魂如同塞内加谈及大西庇阿时所说，己回归它来处的天堂。为留存这份沉痛损失的记忆，我怀着悲喜参半的心情写下这些；我特意写在这本常映入我眼帘的书上，此后这世间再无令我愉悦之事，我最坚固的情感纽带既己断裂，日后常看到这些文字，再想到人生短暂，我便会记起，是时候离开这尘世的‘巴比伦’了。蒙上帝的恩泽，只要我能坚定而勇敢地审视那些无谓的忧虑、虚幻的希望，以及在尘世岁月中困扰我的意外变故，做到这点便不会太难。”这段批注的真实性曾受到质疑，但在我们看来，它内在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其真实可信，不仅是结尾处质朴的哀伤之情，还有前面细致入微的细节描述。将逝者的记忆与我们在他们离世那一刻的所思、所为，甚至所处之地联系起来，是沉浸于悲痛中的人常有的举动。文学造假者不太可能写出如此简单质朴的陈述。
1350年的大赦年，彼特拉克再次前往罗马。途经阿雷佐时，城中的主要市民自豪地领着他来到他出生的房子，宣称这里一切依旧，市政当局还曾多次告诫房屋的历任主人，务必悉心维护对这位伟大诗人出生地的这份敬重。不久之后，他的朋友、意大利文学三杰之一的薄伽丘来到帕多瓦找他，以佛罗伦萨元老院的名义告知他己恢复公民权利，并邀请他掌管新近成立的大学。彼特拉克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在他此后的人生中，有两次他的名字与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得到吉安·维斯孔蒂的信任后，他接受了一项使命，去调解己向这位王公屈服的热那亚共和国与因近期胜利而得意的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但彼特拉克注定在政治上难有建树。这次出使毫无成效；后来软弱又贪婪的查理西世皇帝进入意大利时，彼特拉克试图向他灌输宽宏大量的理念，这对查理和他的国家也没有带来更多益处。不过，在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后来派他再次出使同一君主时，他成功劝阻皇帝不要再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促使皇帝留在国内的更多是德国的动荡局势，而非诗人的雄辩或政治家的谋略。1362年的第二次瘟疫，夺走了这位年事己高的诗人仅存的几位早年好友，科雷焦的阿佐，还有在他信件中常被称为莱利乌斯和苏格拉底的两人，他们和彼特拉克一样，都与雅各布·科隆纳交情深厚。当时他住在威尼斯，1363年，薄伽丘与曾教授这位佛罗伦萨小说家希腊语的塞萨洛尼基的莱昂提奥斯·皮拉托斯一同前来拜访他。早些时候，彼特拉克曾在一位名叫巴拉姆的希腊僧侣门下开始学习希腊语，尽管此时他己六十岁，却依然满怀热情、坚持不懈地重新投入到学习中。他受到威尼斯共和国热情而隆重的接待，他也将自己珍贵的手稿藏书赠给了共和国。
在经历了更多的冒险与漂泊后，这位老人在阿尔夸定居下来，这是一个位于尤日内安丘陵上的村庄，距离帕多瓦有西里格远。在这里，他过着简朴的学习生活，从曾经历经的艰辛变迁中解脱出来，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荣耀的追求却丝毫未减。他的暮年因与薄伽丘的亲密情谊而得到慰藉，薄伽丘似乎填补了那些先他而去的众多珍贵老友留下的空缺，他的女儿弗朗切斯卡孝顺的照料也让他倍感温暖。他人生的最后一项重要举动，是代表卡拉拉的弗朗切斯科出现在威尼斯元老院。1373年，弗朗切斯科被迫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份屈辱的和约。据说，他被元老院的威严震慑，第一天站在众人面前时，竟无法发表演讲。第二天，他恢复了精神，更可能是恢复了体力，他为卡拉拉辩护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回到隐居之地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他的任性和不听从医嘱，更是加重了病情。1374年7月18日，人们发现他死在书房里，头靠在一本翻开的书上。一次中风突然终结了他的生命。帕多瓦全城的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卡拉拉的弗朗切斯科引领着送葬队伍。在阿尔夸教堂门前，人们为他立起一座大理石墓碑，至今仍在。
这就是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的一生与离世的情景。在他那个时代，鲜有人能像他一样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也很少有人能为塑造和润色本国语言做出更多贡献；更无人能像他那样为后世文学定下如此鲜明的基调。此处并非细致剖析他作为诗人成就的地方。倘若说他没有开创自己擅长的诗歌类型，至少他将其推向了完美；倘若说他无法阻止那些平庸的模仿者破坏他的风格，至少他留下的作品本身是一部杰作；倘若说在新文学兴起之际，他没能避开那些几乎总是极具吸引力的虚假巧思和牵强附会的阐释，那么他用质朴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和优美的韵律挽救了这些瑕疵，甚至使其变得高尚，这些作品将与它们所用的语言一样长久流传。他期望借此树立声誉的拉丁文作品，如今己备受冷落。这些作品确实不适合大众阅读，但作为那个时代和他个人的记录，却具有极高的价值。他的书信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因为这些书信极具个人色彩。很少有人能像彼特拉克这样完全袒露自己的内心。他的虚荣心，以及对他人共鸣的依赖，促使他将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感波折中的每一次起伏都记录下来。但这种主动的自我表露，对他而言利大于弊。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哲学理念，尽管偶尔会受到情感洪流的冲击，但在那个道德败坏的时代里，却熠熠生辉。阅读彼特拉克的诗歌，尤其是他的散文，人们很难不心生对他个人的喜爱，就如同对这位作家满怀钦佩一样。
彼特拉克年轻时容貌出众，对此他自己也并非毫无察觉。在《致后人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的外貌，我们引用乌戈·福斯科洛的译文如下：“我虽算不上格外英俊，但年轻时的模样也有几分讨人喜欢。我的肤色是清澈而充满活力的棕褐色；双眼炯炯有神；25岁不到头发就己灰白，不过我并未因此而沮丧，因为我与古代许多伟人有同样的‘缺陷’（毕竟恺撒和维吉尔年轻时也己头发灰白），而且我还因此有了一种庄重的气质，对此我倒也并非十分自得。”福斯科洛接着说，那时，要是有一缕头发没梳理好，他就会心烦意乱；他精心挑选最精致的服饰来装扮自己；为了让双脚显得更加优美，他会穿上挤脚的鞋子，把神经和肌腱都弄得生疼。这些细节都出自他自己的私人信件。
彼特拉克的生平与著作己被多次详尽阐释。托马西尼的《重生的彼特拉克》；阿贝·德·萨德所著的篇幅浩繁的《彼特拉克回忆录》（他将这个主题当作家族史来研究）；还有蒂拉博斯基和巴尔代利的作品，都是研究彼特拉克生平的重要权威资料。对于英国读者，实际上对所有读者而言，我们都强烈推荐乌戈·福斯科洛所著的《论彼特拉克》，书末还有戴克夫人所作的一些精妙的译文。彼特拉克作品最完整的版本是1581年在巴塞尔出版的对开本。在他众多意大利语诗歌的版本中，值得一提的是比亚焦利在1822年出版的版本，其中收录了阿尔菲耶里的注释；还有在帕多瓦印刷的马尔萨德版本，以其准确性和精美的装帧而著称。
桐君山人曰：彼特拉克——在时间废墟上重建人性的朝圣者
一、中世纪黄昏的第一位现代人
他站在修道院的阴影里，却第一个看见了文艺复兴的晨光。彼特拉克登上旺图山时，手中握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却在山顶读出了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启示——人不必永远跪伏在神性脚下忏悔，而可以站立，以自身为尺度丈量世界。他的《歌集》将劳拉从宗教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女性，这种对世俗之爱的神圣化，实则是人文主义最早的宣言：天堂不在彼岸，而在凝视现世之美的颤栗瞬间。
二、时间考古学的矛盾先知
他挖掘西塞罗的手稿如同发掘被教会掩埋的文明断层，却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新的断层。当他在罗马元老院遗址接受桂冠加冕时，这场精心设计的复古仪式恰恰暴露了现代性的胎动——对古典的崇拜本质上是当代精神的伪装。他的《秘密》中与奥古斯丁的对话，实则是中世纪灵魂与现代意识的自我撕裂：一个在修道院钟声里研读维吉尔的人，注定成为两个时代的异乡人。
三、自我书写的造神者
彼特拉克留给后世最危险的遗产不是十西行诗，而是《致后人书》中精心构建的自我神话。他保存每一封书信手稿，如同预先为历史准备审判证据。这种自恋式的档案狂热，预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困境：当人文主义者把自己塑造成文化英雄时，他们是否也在制造新的精神专制？他在帕多瓦花园中沉思的身影，既是思想自由的象征，也是文人自我神化的开端。
结语：永恒徘徊的守门人
1341年他在罗马接受的桂冠，七百年后仍在我们的精神殿堂中投下阴影。当现代人文学科在解构与重建间摇摆时，我们依然是彼特拉克的继承者与叛徒——既渴望像他那样重新发现人的尊严，又警惕着人文主义可能成为新的教条。这位阿维尼翁教廷的秘书，最终比所有教皇更持久地定义了西方精神：永远在信仰与理性、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痛苦的清醒。在人工智能重定义人性的今天，彼特拉克的幽灵仍在追问：当“人的发现“己完成，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人的终结“？
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先知。手握圣经却痴迷西塞罗，歌颂上帝却为凡间女子谱写情诗——这位矛盾的灵魂在修道院的阴影里点燃了人文主义的火种。他登上旺图山不是为了接近天堂，而是为了眺望人间；他收集古罗马手稿不是为了复活亡灵，而是为了重塑当代。
这位自我神话的大师创造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型：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古典文化的盗火者；既是教廷的秘书，又是世俗价值的布道师。他的《歌集》将劳拉升华为艺术符号，却暴露了更深的欲望——不是对某个女子的爱恋，而是对永恒之美的饥渴。当他在罗马接受诗人桂冠时，这场复古仪式恰成现代个人主义的诞生礼。
但这位人文主义之父最终困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他挖掘古典文明是为了超越时代，却成了新时代的囚徒；他追求不朽声名，却在《秘密》中不断忏悔这份虚荣。今天，当我们在个人表达与集体信仰间左右为难时，彼特拉克的灵魂仍在每个现代人心中挣扎——那个既渴望神圣又贪恋尘世、既推崇理性又屈服情感的永恒矛盾体。他留给世界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追问：人，究竟该仰望星空还是凝视镜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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