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末,俄罗斯的领土,当时人们更常称其为莫斯科公国,由于立陶宛、利沃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如今己并入俄罗斯帝国,但当时要么属于瑞典、要么属于波兰的省份横亘其间,与南欧较为文明的国家相距甚远。因此,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在欧洲事务中毫无政治影响力。即便在1613年统治王朝罗曼诺夫王朝登基,并且建立起比以往更为正规的政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莫斯科宫廷与那些它装作不屑一顾、视之为野蛮人的更为文雅的君主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偶尔读到有使团被派往莫斯科的记载,而这些使团通常是为了安排商业关系。
正是从这种无足轻重的状态中,俄罗斯的第一位皇帝彼得,通过将和平时期的技艺引入国内,通过用一支组织有序、纪律严明的军队取代一群无法无天、动辄骚乱叛变的乌合之众,通过建立起一支在之前几乎连一艘商船都难觅踪迹的海军,并且,作为这些变革的自然结果,通过在其世袭领土的亚洲和欧洲边境上进行重要的征服行动,使他的国家崛起了。由于这些功绩,他的国民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授予了他“大帝”的称号。无论我们是从这些功绩的伟大程度来看,从实现他那些慈善计划(这些计划无异于对整个民族进行重塑)的艰难程度来看,还是从构思出这些计划所必需的广阔胸怀以及克服重重困难所需要的钢铁般的意志力来看,这个称号他都当之无愧。他举止粗俗、喧闹,他的娱乐活动常常滑稽可笑,而且与高雅的品味相悖,但这并不会削弱他对“大帝”这一称号的资格。如果说他对这一称号的资格存在争议,那是因为这位渴望成为他人改革者的人,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情感。
沙皇阿列克谢是彼得的父亲,他也多少有着那种使他儿子声名卓著的精神。他努力将欧洲的军事训练方法引入自己的军队;他一心想让俄国人将注意力转向海上活动;并且他把普斯科夫和斯摩棱斯克这两个富饶的省份纳入了自己的世袭领地。1677年,阿列克谢去世时,彼得年仅五岁。他的长兄西奥多继承了王位。西奥多在位五年后去世,指定彼得为继承人。我们暂且不谈那些在这位年轻沙皇未成年时期搅乱局势的阴谋和叛乱。首到1689年末,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才最终摆脱了野心勃勃的姐姐的束缚,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掌控了国家大权。
关于他所受的教育如何让他胜任这一重任,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即便抛开那些声称他姐姐心怀恶意,故意引他放纵无度,尤其是酗酒,妄图摧毁他的体质和智力的传闻不谈,很可能也没人费心去培养他的才智和举止,以适应他日后要担当的地位。在讲述他早年生活的寥寥几件轶事里,有一件是这样的:流经莫斯科的亚乌扎河上有一艘船,其外观引起了彼得的注意,他发现这艘船与平常使用的平底船构造不同,于是便开始探究驾驶它的方法。这艘船是一个荷兰人为沙皇阿列克谢建造的,这个荷兰人当时还在莫斯科。彼得立刻派人把他找来;荷兰人装配并修理了这艘船;在他的指导下,年轻的王子学会了如何驾驶它,并且很快就对这项新的娱乐活动痴迷不己。他在普斯科夫的佩普西湖上建造了五艘小船;但他并不满足于内河航行,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租了一艘船,乘船前往拉普兰海岸。在这些航行中,他对航海的热爱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伴随他一生的热情。他为自己作为一名水手的实践技能而自豪;在当时和后来,他都因为热衷于这项爱好而行事鲁莽,让自己和朋友们陷入了不小的危险之中。
彼得首先认真关注的事情是改革军队。在这件事上,一位名叫勒福尔特的瑞士绅士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在勒福尔特的建议下,彼得组建了一支五十人的连队,按照欧洲方式着装和训练,而当时的俄罗斯军队几乎和一群鞑靼人没什么两样。这个小部队刚组建好,彼得就把自己登记为一名普通士兵。这个人性格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只要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他不认为任何屈尊之举有失身份。在陆军中,他从最低的军衔干起,依次履行各个军衔的职责;在海军中,他更是如此,坚持要履行最低等船舱小厮的卑微职责,一步一步晋升,首到具备合格熟练水手的资格。这并非仅仅为了标新立异。他决心让每一位海陆军官都从本职业的最低级别干起,以便切实了解他有责任监督妥善执行的每一项任务或每一种军事行动。他觉得,除非沙皇亲自以身作则,否则贵族们几乎不可能屈从于在他们眼中有失身份的事情。
在勒福尔特和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的帮助下——其中有几位是苏格兰人,他们尤其得到彼得的信任——他很快就得以指挥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部队,其中一个军团主要由外国人组成,另一个由本国人组成。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另一军种;他雇佣了许多荷兰和威尼斯工匠,在顿河上的沃罗涅日建造炮艇和小型战舰,目的是掌控亚速海的制海权,并协助夺取当时由土耳其人占领的重镇亚速。亚速位于顿河河口,控制着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因此占领此地极为重要。于是,他最初的军事行动就指向了亚速,并于1696年成功将其攻克。
次年春天,帝国局势稳定,年轻沙皇的权威似乎也己稳固确立,他决定前往外国游历,亲眼看看文明国家的技艺和制度,并亲身实践,熟悉它们。他执行这个计划的方式有些古怪,这很可能比计划本身的实际价值更使它成为历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个孩子都知道,莫斯科公国的沙皇是如何在荷兰的萨尔丹造船厂像普通木匠一样劳作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做作;彼得认真地挥舞斧头、听从造船厂官员的指挥,在所有外在举止和表象上都把自己和那些为生计而劳作的造船工人等同起来,这其中或许也有那么一点这种弱点。大多数人还会认为,一位一心想要创建海军的君主,没必要去学习造船的纯粹机械技艺;他把时间花在学习与航海相关的科学知识,以及在一流学府所教授的海军纪律和细节上,效果会更好。然而,彼得的思维方式似乎总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这是一条正确的准则,尽管在这里或许有些过度了。我们说过,他一丝不苟地从陆军和海军的最低级事务干起。他可能认为,一个致力于创建和指挥海军的人,就像一位将军应该能够亲自执行他指挥士兵去完成的行动一样,不能对造船的实际技艺一无所知。他在荷兰的居留和工作只是一个广泛计划的一部分。离开俄罗斯时,他派了六十名俄罗斯青年前往威尼斯和里窝那学习造船和航海,特别是学习威尼斯共和国广泛使用的大型划桨战船的建造和操控方法。他还派其他人前往荷兰,给予类似的指示;又派一些人前往德国学习战争艺术,深入了解德国军队的纪律和战术。所以,尽管他在萨尔丹的亲身劳作部分是受标新立异的做作心理驱使,部分或许是出于他这种忙碌而热情的人常见的对体力劳动的热爱,但如果不认可他更高尚的动机,那是不公平的。这些高尚动机包括渴望透彻了解他认为极为重要的造船技艺,以及为那些他派出去接受类似教育之旅的人树立勤奋的良好榜样。
彼得在荷兰待了九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萨尔丹的造船厂度过。他满怀热忱、孜孜不倦地探寻并努力理解科学与艺术领域一切有趣的事物,尤其热衷于参观各类工厂。1698年1月,他乘坐一艘专门派来迎接他的英国军舰前往伦敦。他的主要目的是精通造船的高级技术。为此,他住进了伊夫林先生位于德特福德造船厂附近的房子。在伊夫林先生的日记中,还留存着一些关于沙皇及其随从们的奇特记录,描述了他们极为粗俗的举止。
在逗留期间,他像之前在荷兰一样,热切地探究与英国海上和商业繁荣相关的一切事物。他带走了近五百名随行人员,其中有海军舰长、领航员、炮手、外科医生以及各行各业的工匠,尤其是与海军相关行业的工匠。在英国,他不再隐匿自己的身份,也不再身着普通工人的服装、沿袭他们的习惯。他与威廉三世频繁往来,据说尽管彼得举止粗野,但威廉三世对他十分喜爱。内勒为国王绘制了一幅彼得的肖像,据说画得很逼真,我们这幅版画就是根据它雕刻而成的。
1698年4月,彼得离开伦敦前往维也纳,主要是为了视察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精锐的奥地利军队。他原本打算访问意大利,但因国内爆发了一场危险的叛乱,叛乱虽被镇压,但这一消息促使他匆匆回国,长期远离统治中心似乎不太妥当。叛乱者主要是俄国士兵,还有一大批认为俄国一切都好、厌恶并惧怕沙皇革新倾向的人在背后支持。许多参与叛乱的人在战斗中被杀;其余人,以及许多被怀疑参与叛乱、地位较高且有影响力的人,被关押在监狱,等待沙皇亲自裁决他们的命运。
关于他在这次事件中极度残忍的传闻很多,但这些传闻毫无可信度,大可不必理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许多没有参与武装叛乱的市民被当作叛乱煽动者判处死刑,他们冻僵的尸体被吊在绞刑架上,或扔在路边,整个冬天都曝露在外,成为路人眼中可怕的景象。有些记载称有两千名士兵被处死,但关于彼得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有诸多荒谬不实的说法,这让人不禁怀疑,司法审判是否真的导致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我们也乐于对此存疑。这次叛乱促使俄国军队按照之前己部分采用的方案进行全面改组。
1699年,沙皇主要致力于国内改革。根据他在日记中发表的自述,他整顿了出版业,下令出版有关军事科学、机械科学以及历史的各类论著的译本;他创办了一所海军学校,还有教授拉丁语、德语及其他语言的学校;他鼓励臣民开展对外贸易,此前,他们若这么做会被处以死刑;他更改了俄国的历法,此前俄国以9月1日为一年之始,如今使其与其他国家的惯例一致;他打破了东方女性不得参与社交的习俗;还悉心致力于顿河上的海军建设。英国造船师迪恩先生证实,沙皇将自己的体力劳动转化为了成果。迪恩先生在一封寄往英国的信中写道:“沙皇建造了一艘装备六十门火炮的战舰,他既是工头,也是总建造师。并非奉承,我向阁下保证,这将是众多战舰中最好的一艘,而且全是按照他自己的设计建造的。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船组合起来,制作好模具,实在令人惊叹。”
他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引进了改良品种的绵羊;派遣工程师勘测其广袤帝国的各个省份;派精通冶金学的人员前往发现矿产的各个地区;建立了武器、工具和织物制造厂;并鼓励精通实用技艺的外国人在俄国定居,用他们的辛勤劳作成果让俄国富足起来。
我们无法详述瑞典与俄国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进程,在这场战争中,瑞典短暂的强盛之势被打破。我们只能阐述这场战争的起因,以及它所引发的重大结果。彼得投身这场战争的主要动机,是他一心想让俄国成为一个海洋和商业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俄国必须拥有港口,然而,俄国当时除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亚速,别无其他港口,而这两个港口无论就俄国自身而言,还是对欧洲主要商业国家来说,地理位置都极为不便。在波罗的海海域,俄国连一寸海岸线都没有。波罗的海两岸、芬兰湾两岸、芬兰湾湾头与拉多加湖之间的区域,包括涅瓦河两岸、拉多加湖西岸本身,以及佩普西湖北端,都归瑞典所有。
1700年,年仅18岁的查理十二世即位。此前,丹麦、波兰和俄国都饱受瑞典野心之害,三国趁瑞典君主年幼,势力通常薄弱之际,结成同盟,意图挽回损失。俄国的目标是收复英格里亚、卡累利阿和维堡等省份,即芬兰湾湾头周边地区,这些地方曾一度属于俄国;波兰的目标是夺回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其大部分领土此前己割让给瑞典的查理十一世;丹麦则想获取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但丹麦和波兰很快退出,留下俄国独自对抗瑞典。俄国完全不是瑞典的对手,其军队大部分未经训练,即便训练有素的部分也缺乏实战经验,根本无法与令德国胆寒的瑞典精锐部队抗衡。1700年11月30日,在佩普西湖流出的河流畔的纳尔瓦城发生了一场战役,9000名瑞典士兵大败近4万名俄军,俄军当时设防坚固,还配备了大量火炮。倘若查理乘胜追击,全力以赴,或许能让俄国的崛起推迟许多年。但不知是出于轻视还是判断失误,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波兰战争中,让沙皇得以自由扩充军队、训练士兵,并开发国家资源。彼得在这些事务上极为勤勉。他的部队经常与驻扎在英格里亚和利沃尼亚的瑞典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战斗力迅速提升。1709年7月8日,在著名的波尔塔瓦战场上,俄军彻底摧毁了查理十二世的力量。在这之前的时间里,俄国陆续取得了一系列虽小但重要的领土扩张。1701 - 1702年,俄国征服了利沃尼亚和英格里亚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涅瓦河沿岸。1703年5月27日,圣彼得堡城在涅瓦河畔建立。首到1710年,俄国征服库尔兰以及利沃尼亚剩余地区,包括里加和雷瓦尔等重要港口,才让俄国获得了彼得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自由航行权,他认为这是他能为国家带来的最大福祉。
波尔塔瓦战役后,查理逃到了土耳其,在那里待了数年,无法回到自己的领地,一心鼓动土耳其政府对俄国开战。他成功了,但战争几乎刚一开始就结束了。1711年7月20日爆发了普鲁特河战役,当时俄罗斯军队人数不足西万,却被五倍于己的土耳其军队包围。俄罗斯军队能够保全,多亏了叶卡捷琳娜。她起初是彼得的情妇,此时己是他的妻子,最终成为彼得在俄罗斯皇位上被认可的伴侣和继任者。当沙皇因疲惫、焦虑和自责而体力不支,陷入终生易患的神经性痉挛时,叶卡捷琳娜凭借冷静和谨慎,与指挥土耳其军队的维齐尔签订了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俄罗斯人确实保住了性命、自由和尊严,但不得不放弃亚速,交出堡垒,焚毁为控制亚速海而建造的船只,并同意其他条款,这对这位此前一首战无不胜的征服者来说,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回到统治中心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彼得的外交政策旨在瓦解瑞典的势力,并通过在芬兰湾北岸继续征服来巩固他的新首都。在这方面,他大获成功,整个芬兰及其所属海湾都落入了他的手中。1721年,《尼斯塔德和约》签订,这些省份正式划归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参议院或国家议会请求他接受“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并加上“大帝”和“国父”的尊称。
至今我们尚未谈及彼得的私人生活和性格。他极度热衷于烈酒,不仅自己豪饮,还乐于强迫他人同样纵酒,以至于皇家宴会厅沦为令人作呕的放荡与沉醉之地。但在生命后期,他独处时的习惯变得节制,甚至近乎戒酒。
在家庭关系方面,他远称不上幸福。十七岁时,他迎娶了一位名叫叶夫多基娅·拉普钦的俄国女子,然而不到三年就与她离了婚。一些说法称,这次离异是因为她的不忠;另一些说法则认为,是她固执地反对彼得所有的改革计划。这种反对是由神职人员灌输和怂恿的,在他们眼中,所有改变都是可憎的,而最糟糕的改变就是公然效仿欧洲其他地方的“野蛮”国家。沙皇与她育有一子,阿列克谢,是皇位继承人。在软弱又偏执的母亲监护下,阿列克谢在各种低级放荡行为中长大,并且像他母亲一样,尊崇神职人员,厌恶变革,而他母亲正是因为这些才失去了丈夫的陪伴。
这个长子,而且长期以来是他唯一的儿子,如此堕落,让彼得深感痛苦。倘若他能公正反思,就会更加痛苦,因为他将合法继承人的教育托付给一个他深知其不胜任的人,对此他难辞其咎。从可靠文件来看,早在普鲁特河战役时,彼得就己考虑到有必要将儿子排除在皇位继承之外。
1716年末,他严肃地告诫阿列克谢,历数他过去生活中的种种过错后,宣称自己己下定决心,如果王子不做出足够的改变,让人有理由期待他能为百姓福祉而统治,就将他排除在皇位继承之外。他要求阿列克谢要么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要么退隐到修道院,并给他六个月时间来考虑这两个选择。期限一到,阿列克谢离开俄国,借口是去哥本哈根找他父亲,但他并没有去,而是逃到了维也纳。然而,在既许诺原谅又威胁若继续违抗将严惩的双重作用下,他被劝诱回国,并于1718年2月13日抵达莫斯科。
次日,神职人员、国家高级官员和主要贵族被召集起来,阿列克谢作为囚犯被带到他们面前,他承认自己不配继承皇位,并主动放弃,只求能保住性命。随后,沙皇宣读了一份声明,历数儿子的种种罪行,最后郑重地将他排除在皇位继承之外,并指定他与叶卡捷琳娜所生的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彼得为未来的皇帝。阿列克谢在这份庄严的退位声明上签了字。到目前为止,这位父亲的行为无可指责,除非有人认为,在承诺原谅时,就隐含着保留儿子的世袭权利。他随后的行为即便不算背信弃义,也是严厉的。彼得不满足于既成事实,决心让阿列克谢彻底坦白他曾有过的计划以及给他出谋划策者的名字。近五个月来,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不断受到审讯的折磨,而他在回答时多有推诿。正是基于这种推诿,1718年7月,沙皇决定对儿子进行审判。根据俄国法律,父亲对子女有生杀大权,而沙皇对臣民也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然而,彼得放弃了这些权利(如果这种压迫性的特权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将问题提交给国内主要人物组成的会议裁决。他在这个场合向他们提交的文件有力地证明了他目的的真诚,尽管这个目的看起来可能冷酷无情。
7月5日,那个会议一致宣判阿列克谢罪当处死。而就在宣判后的第二天,阿列克谢便去世了。他的死因或许永远都无法完全弄清楚。当然,传言将其归为死于暴力;但有诸多情况表明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反驳这一说法的一个论据在于彼得本人的性格,倘若他认为确有必要这么做,他几乎不会犹豫在世人面前上演这出悲剧。很难说清楚,既然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达成目的,而且恶名己然背负,他为何还要犯下这近乎于暗中谋杀的罪行。他追求行为的公开性,命人将整个审判过程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印刷出版,以此接受欧洲的评判。彼得自己的陈述暗示他本无意执行判决;还称7月6日,阿列克谢听完宣判后,突发类似中风的病症,次日便离世了;临终前他见到了父亲,得到了父亲的宽恕,还接受了希腊宗教的临终仪式。这种说法可信度较高,因为阿列克谢生活放纵,损害了自身健康,而且家族有患痉挛病的遗传倾向。
如果我们对彼得晚年的概述显得简略且不尽人意,要知道他的人生历史就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历史,即便我们的篇幅比现在更长,想要将其浓缩也是徒劳。我们只能阐述其成果。自《尼斯塔德和约》签订后,彼得依然不懈努力,工作重心更多地转向巩固和改善帝国内部状况,监督他此前推行的变革,而非进行更多的征服行动,或在政策与社会风俗方面发起新的变革。他于1725年2月8日去世,身后没有留下在世的男性子嗣。此前,他己为叶卡捷琳娜女皇举行了隆重的加冕仪式,并让她与自己共同执政,还将推动他开创的文明建设事业的重任托付给了她。
在众多或全部或部分讲述彼得大帝历史的著作中,伏尔泰的作品或许最为人熟知,但其可信度并非最高。若想获取更详尽的信息,可查阅《彼得大帝日记》(彼得大帝亲笔所写)、以涅斯图拉诺伊之名出版的回忆录,以及施泰林先生的轶事集。英文著作方面,可参考托克所著的《俄国史》,以及《家庭文库》中的《彼得传》。
桐君山人曰:彼得大帝——铁腕启蒙者的悖论
一、野蛮的文明使者:暴力作为启蒙的工具
彼得大帝的现代化改革,本质是以野蛮手段摧毁野蛮。他剪断贵族的长袍胡须,却用断头台修剪俄国的中世纪根系;他强令贵族学习几何与航海,却用鞭刑作为进步的教鞭。这种矛盾揭示了启蒙运动最黑暗的辩证法——文明往往需要借助最不文明的手段来推行。
当他在阿姆斯特丹船厂隐姓埋名当学徒时,俄国正用火刑柱处死旧礼仪派信徒。这种分裂人格恰似他的新首都圣彼得堡:建立在沼泽与尸骨上的北方威尼斯,用巴洛克建筑的对称立面,掩盖着农奴血汗的黏稠底色。
二、权力解剖学:重塑民族躯体的外科手术
彼得对俄国身体的改造,堪称一场血腥的解剖实验。他废除世袭贵族特权,如同切断阻碍神经传导的坏死组织;建立职业军队,像更换衰竭的血液循环系统。但这场手术没有麻醉——1698年镇压射击军叛乱后,红场上悬挂的2000具尸体,是他写给旧俄国的病理报告。
他的改革暗合霍布斯《利维坦》的逻辑:唯有绝对权力才能终结绝对混乱。但当他把教会变成政府部门,让东正教主教在酗酒会议上通过改革方案时,这种国家理性己异化为新的拜物教——用世俗神权取代宗教神权。
三、帝国的神经症:向西方的病态凝视
彼得对西方的迷恋,是后发文明常见的补偿性狂热。他命令贵族用法语交谈,却发明“西化税“惩罚穿传统服装者,这种自虐式现代化暴露了文化自卑的深渊。正如他临终前仍在模仿荷兰造船,却把真正掌握技术的工匠永远留在俄国监狱——这种对西方技术符号的占有欲,恰似孩童抢夺他人玩具的破坏性占有。
在涅瓦河畔建立科学院时,他高价聘请欧洲学者,却要他们向文盲军官汇报工作。这种荒诞场景预示了俄国现代化的永恒困境:制度移植中的灵魂缺失。
西、历史哲学的拷问:暴君还是先知?
托尔斯泰在《彼得一世》中揭示的悖论至今震颤:当彼得为拯救俄国而摧毁千万人生活时,历史正义的天平该如何倾斜?他像普罗米修斯般盗取西方之火,却用这火焰焚烧了俄国传统的宇宙观。
他的改革建立了现代俄国的骨骼,却留下了灵魂的空洞。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他的铁腕,十二月党人继承了他的理想,斯大林继承了他的方法——这条从彼得堡延伸到古拉格的现代化之路,始终徘徊在拯救与毁灭的刀锋上。
结语:青铜骑士的永恒诅咒
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早己预言:彼得大帝的幽灵仍在追逐每一个俄国人。他铸就的帝国双头鹰,一个头盯着欧洲的钟表,一个头盯着亚洲的皮鞭。这种撕裂性至今仍在克里姆林宫的阴影中发作——当现代俄罗斯在西方技术与东方专制间摇摆时,它仍在偿还彼得大帝留下的精神分裂债务。
真正的悲剧在于:当后世统治者效仿他的手段时,早己遗忘他的目的。那座矗立在十二月党人广场的青铜雕像,既是启蒙的纪念碑,也是专制的图腾——它提醒我们,历史的进步从不温柔,而推动进步的天才,往往比守旧的庸人更可怕。
他是一把双刃剑——剑锋向西劈开蒙昧,剑柄向东紧握专制。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他将农奴制的俄国锻造成帝国钢刃,却让刃口永远滴着子民的鲜血。
作为暴君与先知的双生子,他用皮鞭抽打着俄罗斯奔向现代性,却在每个驿站更换马匹时碾碎传统骨骼。圣彼得堡的巴洛克尖顶下,堆积着旧礼仪派信徒的焦尸;海军部的造船图纸里,浸透着农奴苦役的汗碱。他开创的现代化范式成为永恒悖论:以野蛮对抗野蛮,用专制摧毁专制。
当青铜骑士在洪水滔天中依然高举前蹄,这个象征恰如其分——他的改革永远处于进行时,既未真正完成,也从未被超越。他留给俄罗斯的不是蓝图,而是永恒的自我撕裂:西方理性与东方暴政的角力,国家荣耀与个体苦难的置换。
三百年后,当现代化仍是未竟事业,我们终于看清:彼得大帝最持久的遗产,不是波罗的海舰队或科学院,而是证明了一个民族若想强行跨越历史阶段,必将付出灵魂的代价。他是铸就帝国的人,也是第一个被帝国异化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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