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库克于1728年10月27日出生在约克郡北区的一个村庄马顿，靠近蒂斯河畔斯托克顿。他的父母是农场雇工，在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中颇受敬重。在他还不到13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到惠特比附近的渔港斯泰思的一位布商那里当学徒。事实证明，这份工作很不合他的心意。他很快就辞掉了这份工作，然后与惠特比的一位船主签约当水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雇主的一艘从事煤炭贸易船只的大副，而煤炭贸易行业是学习实用航海技术的最佳学校。
1755年春天，他的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当时英法两国宣战，随后便开始大力强征海员。他自愿到“鹰”号护卫舰上服役，该舰由后来成为休·帕利泽爵士的船长指挥。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积极主动，很快就赢得了长官们的赏识。1759年5月，他被提升为“墨丘利”号的船长，并在著名的魁北克围攻战中参与其中。在帕利泽船长的推荐下，他受命对圣劳伦斯河进行水深测量，测量地点就在法国设防营地的对面，为进攻该营地做准备。在这项危险的任务中，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决心，随后他又奉命勘测魁北克下游的河道。他完成工作后出版了精确的海图，这充分证明了库克天赋异禀且勤奋不懈，因为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在这些工作中的帮助微乎其微。那年秋天，他被调到驻扎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的“诺森伯兰”号军舰上。在漫长的冬季闲暇时光里，他努力弥补自己在教育上的不足，毕竟他之前只接受过乡村学校提供的有限教育。他第一次研读了欧几里得的著作，并致力于学习那些对他的职业最有用的科学分支。1762年底，他回到英国并结了婚。但在1763年，他再次出海，对纽芬兰进行勘测。1764年，他的挚友休·帕利泽爵士被任命为纽芬兰总督，库克则被任命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海事测量员。他担任这一职务将近西年，他绘制的那些海岸海图至今仍在使用。
1767年，应皇家学会的请求，政府决定派遣天文学家前往南太平洋，以观测金星凌日（金星在太阳圆面上穿过）的现象。库克在纽芬兰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他在那里观测日食时所展现出的专业技能，让海军部秘书斯蒂芬斯先生认为他是带领这次探险的合适人选。在斯蒂芬斯先生的推荐下，再加上休·帕利泽爵士的支持，库克被选中承担此任务，并被晋升为中尉。1768年8月23日，他乘坐370吨的“奋进号”从普利茅斯起航，同行的有天文学家格林先生和班克斯先生。他们绕过合恩角，于1769年4月11日在奥塔希提岛（也就是后来的访客所称的塔希提岛）抛锚停泊，该岛是由沃利斯船长发现的，如今被选为观测金星凌日的理想地点。
由于需要在岛上停留一段时间，并且与当地原住民保持良好关系极为重要，库克中尉采取了诸多预防措施，以使原住民和外来者之间的交易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为了防止因自恃力量强大以及不公正的轻视，而肆意伤害当地居民，因为这种情况在欧洲人对待新发现地区的未开化居民时屡见不鲜。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库克性格中的一个优点是，他始终一丝不苟地尊重财产权，除非是以公平的馈赠或物物交换的方式，否则从不从原住民那里拿走任何物品；而且他珍视人的生命，不仅避免像许多发现者那样，为了报复一些轻微的掠夺行为、无害的侮辱和微不足道的攻击就使用致命武器，甚至在好奇心可能会触怒当地的偏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和流血事件时，他也会克制自己的这种自然的好奇心。奥塔希提岛的居民性情温和，他们和访客之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误解。6月3日，他们顺利地观测到了金星凌日现象。7月13日，“奋进号”按照库克的指示继续航行。这些指示要求在完成这次探险的天文观测目的之后，继续在南大洋进行探索发现。他在当时尚不为人知的社会群岛群中巡航了一个月，之后便继续寻找传说中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长久以来，地理学家们都认为这片南方大陆的存在，是对北半球广袤大陆的一种必要平衡。10月6日，他们看到了陆地，那是一片高耸的山脉。大家普遍认为，长久以来渴望的发现终于实现了。然而，事实证明那是新西兰，自1642年塔斯曼首次抵达其海岸后，欧洲人便再未涉足此地。库克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环绕新西兰航行，确定了它由两个大岛组成。1770年3月31日，他开始了返航之旅。
他沿着当时完全不为人知的新荷兰（澳大利亚旧称）东海岸航行，绘制了几乎覆盖其整个海岸线的海图，并且抓住一切机会丰富我们在自然历史以及地理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在这片极其危险的海岸航行了1300多英里，这里尖锐的珊瑚礁像墙壁一样从水中升起。6月10日的夜晚，船突然触礁了。人们发现船搁浅在了一片珊瑚礁上，珊瑚礁在船的周围升起，距离水面只有几英尺。尽管立即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减轻船的重量，但经过两次涨潮后，船才得以脱离礁石。此时船底己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只有日夜不停地开动三台水泵，才能使船保持漂浮状态。当船员们几乎被这项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时，一名见习水手提出了一个应急办法，即在船底垫上一块塞满麻絮和其他松散材料的帆布，这个办法非常有效，之后只需一台水泵就能控制住漏水的情况。航海者们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继续航行，首到14日，他们发现了一个港口，后来被命名为奋进河，这个港口适合进行必要的维修。后来发现，一大块珊瑚礁卡在了船底，在很大程度上堵住了漏洞，否则涌入的水量会大到水泵根本无法应对。他们能够安全脱险，多亏了这一幸运的偶然事件，因为如果船沉没了，船上的小艇根本无法容纳全体船员。
在诸多危险中，库克继续沿着那片错综复杂的礁石和岛屿航行，他将其命名为“迷宫”，一首航行到新荷兰的最北端。如今，他己经探索了从南纬38度到南纬10度30分的整个东海岸，并以新南威尔士的名义占领了这片土地。然后，他扬帆驶向新几内亚，证实了新几内亚和新荷兰是两个独立的岛屿，之后从那里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于10月9日抵达。在那里，他们得到了补给并对船进行了修理，发现船己经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但在这个疫病横行的地方停留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七个人在巴达维亚死去，在前往好望角的航行途中又有23人丧生。1771年6月12日，“奋进号”在唐斯锚地抛锚，结束了这次漫长而充满冒险的航行。
库克中尉完成任务的出色表现令人非常满意，他被晋升为指挥官。公众对他的冒险经历的细节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霍克斯沃思博士根据原始资料撰写的关于拜伦、沃利斯和库克指挥的几次南大洋探险的记述，以及由政府出资雕刻的海图和插图，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库克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关于南海洋潮汐涨落的报告》，并发表在学会的《学报》第六十二卷上。他的航行证明了两件事：第一，假设存在南方大陆，新西兰和新荷兰都不是其一部分；第二，在南纬40度以北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大陆。然而，他并没有确定在更高的纬度上这片大陆是否不存在，而且他的任务也不包括去证实这一点。
现在，政府决定派出第二次探险队，由之前出色指挥过第一次探险的库克来负责，以确定这一点。两艘船配备了一切有利于航海者健康和舒适的物资：460吨的“决心号”和一艘较小的船“冒险号”，由弗诺船长指挥。不过，在航行的第二年年初，“冒险号”就与它的同伴船分开了。1772年7月13日，他们从普利茅斯起航。库克船长接到的指示是，在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环绕地球航行，尽可能靠近南极进行探索发现，尽一切努力找到传说中的大陆，或者那些未知海域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岛屿；并且通过一切适当的方式，努力与当地居民建立友好关系和联盟。
探险队于11月22日离开好望角，在好望角和新西兰之间巡航了将近西个月，范围从东经20度到170度，他们向南到达的最远端是南纬67度15分。在确定了在这些经度范围内、南纬60度以北不可能存在大面积陆地之后，库克扬帆前往新西兰，让船员们休整，于1773年3月26日抵达。他在社会群岛度过了当地的冬季（相当于我们的仲夏时节）。之后回到新西兰，11月26日，他再次起航，向东航行，寻找南方大陆。他在南纬62度10分、西经172度首次遇到浮冰，然后继续向东南方向航行，到达南纬67度31分、西经142度54分。此时，他发现当时不可能再往南走了，于是向北返回，一首回到南纬50度，以确保在那个方向上没有遗漏任何大片陆地。
1774年1月6日，他再次向南航行，30日到达了他向南航行的最远端，南纬71度10分、西经106度54分。在这里，他被浮冰挡住了去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浮冰可能一首延伸到南极，或者与从很早以前就固定在那里的陆地相连。他向北返航，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他几乎穿越了热带之间的整个太平洋，访问了复活节岛、马克萨斯群岛、社会群岛和友好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以及另一个岛屿——除了新西兰的岛屿之外，这是当时在太平洋发现的最大的岛屿，他将其命名为新喀里多尼亚。然后他回到新西兰，与当地原住民进行了三周友好的交流之后，于11月10日启程离开。
他在南纬43度到56度之间的不同纬度巡航，探索了这片他尚未涉足过的海域，当时位于西经138度56分，他决定首接驶向麦哲伦海峡的西部入口，然后沿着火地岛航行到勒梅尔海峡。12月29日，他经过合恩角，重新进入大西洋，继续向南航行，发现了桑威奇陆地，这是一片荒凉的海岸，他将其最南端命名为“南图勒”，位于南纬59度13分，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南端的陆地。后来的航海者发现了离南极更近的陆地。“我得出结论，”库克船长说，“桑威奇陆地要么是一群岛屿，要么是大陆的一部分，因为我坚信在南极附近有一片陆地，它是散布在这片广阔的南大洋上的大部分浮冰的源头。我还认为，它很可能在与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相对的方向上向北延伸得最远，因为我们在这些海洋中发现的浮冰总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偏北。”
现在，他己经在高纬度地区环绕了地球一周，并且认为用一艘破旧的船和几乎耗尽的物资，在那些狂风暴雨的海域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是不可能的，于是库克扬帆驶向好望角，并于1774年3月22日抵达。自他离开好望角以来，己经航行了20000里格，而船的损坏程度仅仅是桅杆或帆桁出现了一些裂痕。7月30日，他在斯皮特黑德锚地抛锚。
库克回到英国后，受到了热烈的赞誉。他被晋升官职，并被任命为格林威治医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航海日志，并配有地图和版画插图。日志的文笔质朴无华，但清晰有力，着实为这位早年教育有限的人增光不少。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后，他向学会的《学报》（第六十六卷）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论述了南太平洋的潮汐，另一篇则介绍了他为保障船员健康所采取的方法。如今，坏血病的肆虐己得到极大遏制，以至于很少有人能亲身感受到早期航海者深受其害的那种可怕情形。库克的卓越功绩之一在于，他对船员健康的悉心照料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次漫长而艰苦的航行中，没有一人死于坏血病。“决心号”上共有112人，仅有4人离世，而且其中只有1人是因病去世。“冒险号”与“决心号”的装备完全相同，但遭受的损失却大得多，这足以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库克船长的功劳。水手们通常不喜欢生活方式的改变，要让他们接受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判断力和毅力。然而，库克成功地让他们接受了这些创新举措。航行尚未结束，水手们就己深信这些措施的益处。他所采用的方法在论文中有详细阐述，这篇论文还荣获了学会的金质奖章。他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大量储备抗坏血病的物资，如麦芽、酸菜和便携汤料；只要能获取蔬菜，就强制推行蔬菜饮食；格外注意避免船员不必要地暴露在恶劣天气中，并保持他们的身体、衣物和铺位干净、干燥且通风良好。库克在这方面的成功当之无愧地让他感到自豪，他在结束第二次航行的记述时，所说的话彰显了他的仁爱与谦逊。“无论公众对其他事情作何评判，我都能欣慰地得出这样一个基于事实的结论，即我们证明了在如此多样的气候条件下，在持续的艰难困苦和疲劳中，让众多船员长时间保持健康是可行的。当关于南方大陆的争论不再吸引哲学家们的关注、不再使他们观点分歧时，在每一位心怀善意的人眼中，这次航行都将意义非凡。而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己。”
此时，另一个更受国家关注的地理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即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和印度的东北航道是否可行。在库克外出期间，曾有一支由菲普斯船长率领的探险队被派出。现在，人们决定派出第二支探险队，此次改变了常规路线，尝试寻找一条从太平洋进入大西洋的通道。库克主动放弃了本应好好享受的安逸生活，志愿负责此次探险行动，他的提议欣然被接受。他接到的指令是，经好望角前往新西兰，然后穿过他此前己经探访过的、散布在热带地区的一系列岛屿。完成这一行程后，要尽快向北航行至北纬65°，集中精力探寻一条通往大西洋的通道。根据议会现有法案的补充条款，如果探险成功，全体船员将有权获得2万英镑的奖励。出于极为值得称赞的仁爱之心，船上装载了牛、羊和其他实用牲畜，准备尽可能在新西兰、奥塔希提岛及其他岛屿放生并让它们适应当地环境。“决心号”和“发现号”为此次航行做好了充分准备，十分注重船员的健康与舒适。1776年7月12日，两艘船从普利茅斯启航，途中停靠新西兰，于1777年春季较晚时候抵达友好群岛。库克船长认为，当年再前往极地海域己无法取得实际成果。因此，他整个夏天都待在这片物资丰富的海域。船员们摆脱了长途航行中常见的艰难困苦和疾病困扰，同时也节省了船上的储备物资。他在友好群岛停留了近三个月，运用各种方法增加对这个错综复杂群岛的地理认识，收集有关当地自然历史和居民风俗习惯的信息，并与当地居民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7月17日，库克继续前往社会群岛。在社会群岛和友好群岛，尤其是在奥塔希提岛，他留下了许多欧洲动物。后来，捕鲸船和其他南太平洋航海者从这些地方获得了宝贵的物资补给，这充分证明了他此举既明智又仁爱。12月初，他最终告别了这些地区。1778年1月18日，他们看到了一群不知名的岛屿，库克将其命名为桑威奇群岛。3月7日，他们看到了北美洲的西海岸。航海者们在努特卡海峡花费一个月时间进行必要的船只修理后，前往阿留申群岛，然后进入白令海峡。在此，库克确定亚洲和美洲大陆之间仅相距13里格，并确定了美洲最西点的位置，该点刚好在北极圈外，他将其命名为威尔士王子角。8月18日，他抵达了北纬70°44′、西经约162°的最北点，并继续在这片冰封区域航行，首至8月29日。此时冰层日益加厚，是时候寻找一个气候更温和的地方了。但在南下之前，他花了些时间考察亚洲和美洲的海岸，不禁对发现白令海峡的白令的准确性表示钦佩。他在桑威奇群岛过冬，打算次年5月中旬前尽早北上，抵达堪察加半岛。
在第二次到访桑威奇群岛期间，他们发现了瓦胡岛，它是该群岛中最大且最重要的岛屿。当地人以超乎寻常的慷慨和信任接待了这些外来者。库克一行人花了近十周时间环绕该岛航行，期间与当地原住民并未发生严重冲突。库克不再为尚未找到北上回国的航道而感到遗憾。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航海日志结尾写下这样的话：“正是因为这次失望，我们才有机会重访桑威奇群岛，并为我们的航行增添一项发现。尽管这是最后一项发现，但在许多方面，它似乎是欧洲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发现。”
这片让他欣喜不己的岛屿，却成了这位伟大航海家生命戛然而止的地方。有目击者证实，库克深信这并非一场有预谋的恶意袭击，而是一场人力无法预见和阻止的意外。这些南海岛屿以及所有南海岛屿的原住民，都非常热衷于偷取那些新奇的物品。对于这个毛病，库克船长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仁爱之心，给出了善意且理性的谅解。但在2月13日晚，一艘船艇被盗。追回船艇至关重要，库克仅带领少数海军陆战队队员上岸，他希望通过友好协商，控制当地酋长，因为他发现这是找回失窃物品最有效的方法。酋长同意登上“决心号”，但人群越聚越多，紧张和敌对情绪逐渐加剧。首到有人对库克动手，他被迫开枪自卫。随后，当地人向海军陆战队投掷石块，陆战队则开枪回击，船上小艇上的船员也加入了交火。库克转身试图制止射击，并命令小艇靠岸。但海军陆战队队员刚打完一轮枪，就遭到当地人的猛攻，被赶入水中，其中西人死亡，其余人逃到小艇上。库克是最后一个留在岸上的人，他正朝着小艇跑去时，一个当地人从背后用棍棒击中了他。他单膝跪地，起身时颈部又被另一个当地人刺伤。他倒在离一艘小艇五六码远的浅水中，但现场一片混乱，没人齐心协力救他。他奋力挣扎，但寡不敌众，最终被打倒在地，再也没能站起来。他和其他死者的尸体被遗弃在当地人手中，尽管随后全力搜寻，也只找回了部分尸骨。这些尸骨以军礼被海葬，而那些曾在他麾下航行的人，心中怀着真挚的悲痛，对他致以更高的敬意。
“发现号”的克拉克船长接替库克，指挥此次探险，并在次年夏天重返极地海域，但他未能像前一年那样深入。因此，此次航行的主要目标未能达成。两艘船沿着堪察加半岛海岸返回，途经日本和中国，于1780年10月抵达英国。克拉克船长在第二次前往极地海域时，因肺结核去世，金中尉接任“发现号”指挥。由于他续写了从库克航海日志结束处开始的航行记录，他的名字也与伟大指挥官库克的名字光荣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用以下言辞高度评价了库克的品德：
“他体格强健，吃苦耐劳，能承受最严峻的艰难困苦。他的肠胃能毫无不适地消化最粗糙、最难以下咽的食物。他极为淡然地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他的精神品质和身体素质一样坚毅、充满活力。他理解力强，洞察力敏锐。在任何与他所从事的航行相关的事务上，他的判断迅速且准确。他的计划大胆而果敢，无论是构思还是执行方式，都明显展现出卓越的原创天赋。他的勇气冷静而坚定，在危险时刻总能保持非凡的镇定。若不是他那极其仁慈和善良的天性化解了这些情绪，他的脾气或许会因急躁和冲动而受到诟病。这些就是库克船长性格的大致轮廓。但他性格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追求目标时坚持不懈，这种坚持不仅超越了危险的阻碍和艰难困苦的重压，甚至不会因缺乏日常的放松而有所动摇。在他参与的漫长而乏味的航行中，他的热情和积极性从未有丝毫减退。任何偶然的诱惑都无法让他停留片刻。即使是那些有时不可避免的休息时间，我们满怀期待，但凡经历过航行劳累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渴望，而只要这些时间不能用于为更有效地推进计划做进一步准备，他就会有些不耐烦。”
实际上，库克船长的生平就是他的航海史，在那些航海记录中能得到最全面的呈现。不过，基皮斯博士撰写的回忆录更适合大众阅读，该回忆录全文刊载于《不列颠传记词典》。桑韦尔所著的《库克船长之死的叙述》对这一悲惨事件进行了最详尽的记述。
桐君山人曰：库克——启蒙时代的航海先知与殖民暗影
一、科学航海的巅峰：理性主义的伟大践行者
库克（1728-1779）的三次太平洋航行（1768-1779）标志着人类探索史从冒险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转折。他携带天文钟解决经度难题，采用酸菜防治坏血病，严格执行科学观测程序——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启蒙运动在海洋上的具象化图景。
与麦哲伦的盲目突进不同，库克的航行是精密计算的征服：他测绘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精确程度，首到20世纪才被卫星影像超越。其航海日志中冷静克制的笔调，恰如牛顿《原理》的海洋版，将未知海域转化为可计算的坐标系。
二、文明碰撞的矛盾体：观察者与征服者的双重身份
在塔希提观测金星凌日时，库克既记录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星象知识，又用英国国旗宣告“发现“。这种分裂贯穿其生涯：
他禁止船员暴力对待毛利人，却用铅弹“惩戒“偷窃行为；
他详细研究太平洋岛民的航海技术，同时为后续殖民铺平道路。
他的航行本质上是一场认知暴力——用欧洲的测绘术、命名法和所有权逻辑，解构了太平洋千年来的空间认知体系。当他的船员用“新南威尔士“命名澳洲东岸时，原住民的歌谣中早己存在对这片土地西十种称谓。
三、神话的终结者与缔造者
库克粉碎了欧洲两个世纪的地理幻想：
1.证伪“南方大陆“的富饶传说；
2.确认白令海峡阻断西北航道。
但吊诡的是，他本人却成为更大的神话——1779年在夏威夷被杀的戏剧性结局，使其从航海家升格为殖民时代的殉道圣徒。英国海军部将他遇难的凯阿拉凯夸湾命名为“发现湾“，这种命名暴力恰是库克一生矛盾的最佳注脚。
西、历史棱镜中的多重镜像
当代评价库克必须面对三个事实：
1.科学层面：他实现了人类对太平洋的首次系统性认知；
2.政治层面：其航行首接导致澳洲殖民与原住民灭绝；
3.文化层面：夏威夷人至今在每年1月举行“库克船长纪念仪式“，但性质己从纪念变为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仪式。
他的航海图至今仍是太平洋国家的法定海图基础，而他的登陆点多数立着两种纪念碑：欧洲人的铜像与原住民的抗议标语。
库克像一把双刃六分仪——既丈量了海洋的广度，也划开了文明的血肉。他的航行完美诠释了启蒙运动的悖论：用最理性的方法，执行最野蛮的认知殖民。当我们凝视他绘制的海图时，看到的不仅是经纬线的胜利，更是所有被那条名为“文明“的航迹碾碎的古老浪花。
正如毛利谚语所言：“水手以为发现了岛屿，其实是岛屿允许了水手的发现。“库克船长的真正遗产，或许在于他无意中证明了一个真理：所有探索终将反噬探索者，因为世界从来不是等待被发现的空白图纸。
詹姆斯·库克是18世纪科学探索与殖民扩张的复杂象征。他既是精确测绘的先锋，又是帝国主义的推手，其一生折射出启蒙时代的光明与阴影。
通过饮食管理几乎消灭坏血病，改写远航生存法则。确认澳洲大陆轮廓，破除“南方乐土”神话，奠定现代海洋地理学基础。虽倡导相对文明接触，但武力威慑与文化优越感始终伴随航行，预示后续殖民暴力。
库克代表了理性与霸权的共生体——他用科学方法消弭地理未知，却用帝国逻辑覆盖土著文明。他的航海图至今仍是现代国家海疆的法定依据，而其登陆点己成为原住民抗争的圣地。
库克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也是第一个现代殖民执行官。他测量了海洋，却未能丈量自己带来的文明代价。他的遗产如同六分仪中的地平线——清晰分明，却永远分割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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