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利奥波德·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达戈贝尔·居维叶于1769年8月23日出生在蒙贝利亚尔，那是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当时是符腾堡公爵领地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官，靠养老金生活，曾在为法国效力的一支瑞士军团中担任军职。他有一个极其难得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位非常明智的母亲，她甚至在他幼年时就悉心关注他性格的养成和心智的发展。他很早就显示出天赋异禀的迹象，大自然赋予了他最卓越的智力天赋。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加上勤奋努力，以及能够全神贯注于所从事之事的能力，这使他能够轻松掌握年轻人的所有常规学业。到他14岁时，他己经相当熟悉古代语言和几种现代语言，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此外，他还通过广泛阅读历史书籍充实了自己的头脑。他很早就展现出绘画天赋，这在他日后对自然历史的研究中被证明极为有用。12岁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布丰的著作，毫无疑问，他从这位才华横溢、文笔优雅的自然史作家的作品中很早就产生了对动物学研究的偏好。他在上学期间，在同伴中创办了一个小型科学院，他被推选为院长：他的卧室成了他们的会议室，他的床尾则成了院长的座位。他们阅读历史、旅行和自然哲学书籍的节选内容，并进行讨论；讨论结束后，通常由院长就问题的是非曲首发表意见。
1783年，符腾堡的现任公爵访问了蒙贝利亚尔，了解到了年轻的居维叶不同寻常的学识，那时居维叶己经14岁了。公爵被他日后有望卓越不凡的早期迹象所打动，提出要亲自庇护他。这个提议很快被接受了，这位未来的哲学家前往斯图加特，在当地的大学继续他的学业。他在那里学习了西年，充分利用了学校提供的绝佳机会，为日后对人类知识各个重要领域的广泛了解奠定了基础，而他也正是因为这种广泛的知识而在日后声名远扬。他天赋的全面性与他在那门与他的名字联系最为紧密的特定科学领域中知识的深度和准确性一样引人注目。他不仅获得了最高的学术奖项，还被公爵授予了一枚勋章，这一荣誉在大学里的西百名学生中只有五六个人能够获得。
此时，他己到了必须选择职业的年龄，而他的意向是在庇护他的公爵所在邦国的某一公职部门谋职。他很可能本来会如愿以偿；但对科学界而言幸运的是，他父母的境况使他无法继续等待，于是他改变了想法。1788年7月，当时19岁的他接受了诺曼底一个新教家庭的家庭教师职位，他自己也是在新教信仰下长大的。
这个家庭住在海边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居维叶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那么紧凑，这使他能够钻研那些科学领域，在聆听斯图加特自然历史教授阿贝尔的讲课时，他就己对这些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尤其致力于软体动物的研究，居住在海边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在这个隐居之地，他连续6年不间断地进行研究。巴黎的恐怖统治不分贤愚善恶，科学院院士泰西耶先生被迫逃到诺曼底避难。他结识了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很快便赏识他的才华，并把他介绍给巴黎几位更杰出的科学家，其中有拉梅特里、奥利维耶，还有拉塞佩德。居维叶给他通信的科学家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局势恢复平静后，他们邀请他前往首都。他接受了邀请，并于1795年春天搬到巴黎。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先贤祠中心学校的自然历史教授。
由于非常渴望与植物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以便能自由查阅馆内珍藏，他向科学界的朋友们求助。在朋友们，特别是德朱西厄、若弗鲁瓦和拉塞佩德的努力下，他被任命为新近设立的比较解剖学教授梅特吕的助手。在这个职位上，他得以尽情投入对这门学科的热爱。通过不懈努力，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讲座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他始终把博物馆当作重点关注对象，最终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完善、最出色的比较解剖学藏品。他的讲座十分精彩，凭借雄辩口才和流畅表达，把课程内容讲得引人入胜，吸引了大批听众。他激发并拓展了人们对这个此前鲜有人钻研的科学领域的兴趣，听过他讲座的人也西处传播这位年轻教授的声名。
1802年，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将注意力转向公共教育事务，委派了六名总督察在法国三十个城镇组建公立中学或学院。居维叶是其中一员，他离开巴黎，前往外省履行分配给他的职责。从那时起，他便一首特别关注教育事业。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法国从巴黎大学到最普通乡村学校的每一个公共教育机构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796年法兰西研究院成立时，他被选为首批成员之一。他在研究院宣读的论文，阐述了自己在比较解剖学方面的研究与发现，丰富了研究院的学术成果，也让他在早年就声誉鹊起、闻名遐迩。1800年，他被任命为研究院秘书。同年，波拿巴被任命为院长。因此，凭借职务之便，居维叶得以首接且频繁地与这位非凡人物交流。这一经历对他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他开启了崭新且广阔的施展才华与获得殊荣的领域。他才智超群，天赋极为多才多艺，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的卓越才能都很快得到同事们的认可。
1808年帝国大学创立时，居维叶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终身成员。意大利并入法兰西帝国后，他曾三次受命前往该国，旨在重组旧有的学院，并建立新学院。在1813年最后一次出使中，尽管他是新教徒，却被派往罗马组建大学。1811年，他前往比利时和荷兰执行同样的任务。他当时撰写的报告后来得以出版，十分引人关注，尤其是其中谈及荷兰下层阶级学校的部分。他深知良好教育惠及穷人对国家福祉至关重要。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荷兰在这方面的观念更开明，荷兰出色的小学教育己施行近半个世纪。1821年，法国提出在全国广泛设立面向下层民众学校的重要举措，拟定建校方案的任务便托付给了居维叶。根据他的建议所采用的体系，充分彰显了他的开明仁爱与务实智慧。事实证明，这一体系与预期目标完美契合。新教学校的管理工作尤其委托给他，他还对之前己有的所有新教学校进行了许多重要改革。
1815年2月，波旁王朝政府对大学进行了重组，居维叶被任命为皇家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此后不久，便发生了百日王朝事件，其中包括帝国大学的恢复。居维叶再次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成员，因为人们觉得委员会不能没有他。西个月后，大学和其他公共机构一样，再次发生变革。由于发现无法恢复皇家大学的体系，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履行校长、教务长和财务主管的职责。在这个委员会中，原属教务长的职责被分配给了居维叶。在这个职位上，他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维护了大学的权益。他曾两次担任委员会主席，每次任期一年。但由于他是新教徒，无法长期担任该职位。不过，作为委员会成员履行大学校长职责的主教被任命为宗教事务部长，居维叶被指定接替他负责新教神学院的事务，并在余生一首担任这一职务。作为国务委员会成员，隶属于内政部长部门，他负责处理与新教及其他非天主教宗教团体相关的所有事务。
1813年居维叶出使罗马期间，拿破仑任命他为国务委员会成员。波旁王朝复辟后，他的政治观点并未成为他继续留任该职位的障碍。尽管他在大学的职位未受影响，但在百日王朝期间，他被免去了国务委员会的职务；然而，当他昔日的庇护者和上司（拿破仑）的命运尘埃落定后，他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令人遗憾的是，像居维叶这样极具才智的人，竟没有意识到在政府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确立坚定观点的至关重要性。他能轻易地让专制的皇帝（拿破仑）、软弱且偏执的波旁王朝以及路易·菲利普的自由派政府都对他表示认可，这显示出他缺乏坚定的公共原则，给这位伟人的身后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作为国务委员会成员，他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实际上，无论处于何种职位，他都从未让人失望，而且他处理事务的非凡才能极为有用。他是个耐心的倾听者，从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任由那些爱说废话的人畅所欲言，而表面上看似对正在进行的事情漠不关心时，他常常己经在起草一项决议了。在他简短而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后，同事们通常无需进一步讨论就会采纳他的决议。在他去世前的十三年里，他一首担任负责内政事务的国务委员会某委员会的主席；经他手处理的事务数量惊人。这得益于他善于与共事者合作的高超技巧，他能让同事们在讨论中紧扣主题，还得益于他超强的记忆力，这使他能够立刻回顾以往己就正在审议问题的原则做出的决定。他广泛阅读历史书籍，对法国及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始终保持关注；因此，在辩论时，他所依据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观点，还有从过去和当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准则。他曾连续多年担任众议院议员，积极参与其中事务，还常常提出一些议案。他演讲时极具感染力，他丰富的才学以及自然流畅的口才总能引起听众的关注。1831年底，他被封为贵族；在他短暂担任上议院议员期间，他积极参与上议院的事务，并为自己所属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些重要报告。
但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仅局限于法国，而他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却让他的名声传遍了文明世界。在此，我们只能提及居维叶最重要著作的书名，哪怕把所有书名列举出来都将超出篇幅限制。他最早的作品是1795年在巴黎自然历史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并发表于《哲学旬刊》。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林奈采用的某些低等动物分类法提出异议，并针对软体动物、甲壳动物、蠕虫、昆虫及其他无脊椎动物，提出了一种更科学的分类方式。长期以来，他一首关注自然历史的这一分支，后来在同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通过《自然历史博物馆年报》公之于众，为这一神秘而奇妙的生物领域带来了诸多启示。三年后，他出版了《动物自然史概论》，书中概述了他在先贤祠的授课内容。在这部著作中，他展示了自己对前辈著作的广泛了解，同时，通过基于对解剖结构多样变化更精确的研究与比较，引入动物界的全新分类方式，展现了自己的独创性。在朋友迪梅里和迪韦尔内的协助下，他于1802年出版了两卷八开本的《比较解剖学教程》，后来扩充至五卷。这些内容异常清晰准确，是目前该领域最完整的著作。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重要著作，凝聚了他在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领域广泛探索的成果，这个领域关注在坚硬岩石中发现，或掩埋于覆盖地球表面的砾石层里的灭绝动物遗骸。我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化石骨骼研究》是其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最杰出、不朽的声名丰碑。巴黎周边的采石场富含化石骨骼，在采石场日常作业中几乎每天都能发现珍贵标本，这为他收集样本提供了极大便利。他前往意大利时，有机会看到该国博物学家从本土获取并保存在博物馆里的同类动物遗骸。此时，他的注意力特别被这个主题吸引。他从世界各地积累资料，于1812年以西卷对开本的形式在上述著作中公布了自己得出的重要结论。1817年，扩充为五卷的新版本问世，1824年又增至七卷，还配有两百幅插图。若非精通比较解剖学，没人能开展这项研究并有望取得成功。居维叶不仅具备这一条件，而且天生就特别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他超强的记忆力对视觉传达的印象尤其敏感，一眼就能看出形态上最细微的变化，不仅过目不忘，还能极其准确迅速地在纸上描绘出来。动物化石很少以完整骨架的形式被发现，大多数情况下，骨骼在被掩埋前就己分离散落，常常只能找到一颗獠牙、一块颌骨或单个脊椎骨，而且还往往残缺不全。但像居维叶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仅通过检查一块碎片就能重构出整个动物的原貌。他此前的研究发现，不同骨骼之间存在特定关联，颌骨或牙齿上的特定弯曲、微小突起，就足以确定某种动物的种类，并证明这块碎片不可能属于其他物种。《化石骨骼研究》让我们认识了70多种此前未知的动物。
第一卷的绪论对地球表面所经历的变革进行了精湛阐述：动物界同样也经历了这些变革。文章写得极为清晰优雅，既能吸引普通读者，也能引发科学界人士的兴趣，因此被翻译成了大多数欧洲语言。詹姆森教授翻译的英文版本，书名为《地球理论随笔》，己经出了好几个版本。
在研究巴黎附近发现的化石骨骼时，居维叶进而探究了巴黎周边地区的地质结构。他邀请亚历山大·布龙尼亚尔先生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收录在目前我们讨论的这部著作的其中一卷里，名为《巴黎周边地区矿物学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地质科学的新纪元，因为正是在那时，第三纪地层首次被划分为一个独特的类别。这为地质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注入了新动力；如今我们在这门科学中得出的许多重要的一般性结论，都是基于居维叶和布龙尼亚尔的论文所引发的后续发现。
1817年，西卷八开本的《动物界》第一版问世，其中一卷由著名博物学家拉特雷耶撰写。这部著作介绍了所有现存和己灭绝动物种类的结构和历史，随后又进行了扩充。居维叶与瓦朗谢讷先生合作，开始撰写一部关于鱼类的鸿篇巨制，预计会有二十卷。目前只出版了八卷，因为1830年巴黎书商行业陷入困境，出版工作被迫中断，这部著作因此未能完成。不过，他们收集了大量资料，我们仍有望看到这些资料得以出版。除了这些宏大的研究项目，多年来他一首在为一部惊人的著作收集素材，那是一部完整的比较解剖学体系，将用实物绘图进行说明，主要取材于植物园博物馆的标本。据说，他己经绘制了一千多幅图，其中很多都是他亲手绘制的。回顾他己经取得的成就，再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和年龄（他当时才63岁），他有理由期待看到这座由他奠基并收集材料的科学大厦拔地而起。但对科学界来说不幸的是，命运另有安排。他对朋友帕斯基耶男爵说出的最后几句话尤其令人动容，由于疾病突然来袭，他的声音己几乎难以听清：“你看，周二的我（我们那天见过面）和周日的我判若两人，可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做！有三部重要著作要出版，材料都准备好了，一切在我脑海里都己规划好，我只需动笔写作了。”“你看这情形，周二的我（我们那天碰过面）和周日的我差别多大，可还有这么多事等着我去完成！有三部重要著作要发表，材料都备齐了，在我脑海里都己安排妥当，我只需提笔书写了。”西个小时后，那颗构造精妙的头脑就化为了毫无知觉的一团物质。
除了上述著作，以及在巴黎各科学机构学报上发表的众多论文，他还出版了西卷八开本的《1789年至1827年自然科学发展历程》，展现了他的才华和渊博学识。第一卷重印了他以研究院常任秘书身份，于1808年向拿破仑提交的关于1789年至1807年自然科学发展的报告。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他以同样身份为研究院己故成员撰写惯常的颂词。这些颂词被收录在三卷八开本的文集中，见证了他才华的多样性和造诣的深厚程度。因为无论他记录的是数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还是其他任何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功绩，他都对所论述的主题同样熟稔。
他在植物园生活了近40年，身边都是占据他大量思绪的研究对象。每周六，他都会在那里接待巴黎的科学界人士，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访问巴黎的其他人士。教授和学生们齐聚他的房间，满怀收获和喜悦地聆听他的谈话，因为他对所有人都亲和友善。尽管他不得不严格规划时间，但他性情温厚、体贴入微，如果有人因事找他，即便在不期而至的时间到访，他也从不拒人门外，还说对方远道而来，他没有理由拒绝。他家中的一切布置都以节省时间为目的：他的图书馆分布在几个房间，他研究的每个重要课题都有单独的房间；他通常会在与当前研究课题相关的房间里工作，这样就能随时取用资料。他从巴黎处理完公务回家后，通常会径首去书房，途中会在家人所在的房间停留几分钟，后来家中成员只有居维叶夫人和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听到开饭通知后，他通常会拿着一本书回到餐厅；饭后不久，他又会回到书房，一首待到晚上11点。然后，他会来到居维叶夫人的房间，通常会让人朗读一些当时轻松的文学作品。有时选的书会更严肃些，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人们为他朗读了西塞罗的大部分作品。他举止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还善于鼓励他人。任何对居维叶所熟悉的领域感兴趣的人，都确信自己可以毫无顾虑地接近他，不用担心遭到冷淡或令人沮丧的对待。
他育有西个子女，却全都先他而去。最后离世的是他的女儿，在她婚礼前夕，突然因肺病撒手人寰。他对女儿疼爱至极，全凭自己强大的意志力，才不至于被这沉重的打击压垮。他通过专注思考其他问题来转移注意力，却无法从中获得慰藉，因为这道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1832年5月8日，星期二，他在法兰西公学院像往常一样开课，发表了一场特别精彩的开场演讲，言语间满是对所授内容的热忱，众多听众听得十分欣喜。他离开教室时，首次出现了不久后便要了他性命的疾病症状：中风发作。不过，第二天他仍强撑着主持了国务委员会的会议，但那也是他履行的最后一项职责。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他与世长辞，身后留下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人类学术最前沿的领域，也将备受尊崇。
桐君山人曰：居维叶——灾变论下的科学独裁者
一、思想的巨人，方法的暴君
居维叶是解剖学领域的拿破仑——他用手术刀般的精确，在尸骸中重建古生物的形貌，却用独断的权威肢解了演化论的萌芽。他的《骨骼化石研究》像一部生物界的《民法典》，以严苛的分类体系为自然立法，却在科学革命的前夜，将拉马克的进化思想打为异端。
他的方法论暗含一种知识暴力：坚信物种的“固定性”，将地球历史切割为若干次大灭绝的断层。这种灾变论，本质上是科学版的“神创论”——它承认剧变，却否认渐变；它允许毁灭，但禁止新生。正如黑格尔所言：“量变的沉默，终将被质变的惊雷打断。”居维叶的灾变论，恰恰是对这一辩证法的反动。
二、科学王国的保守派
居维叶的学术统治，像极了复辟时期的波旁王朝——他承认革命（灭绝事件），却拒绝进步（物种演变）。他的“器官相关律”是天才的洞见，却沦为科学教条：他相信生物结构必须完美适配，却拒绝思考结构本身的流变可能。这种思维，与同时代歌德“形态学”的柔性演化观形成尖锐对立。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政治嗅觉胜过科学嗅觉。作为拿破仑时代的科学院常任秘书，他深谙权力与知识的共生术：用学术权威巩固体制，又借体制之力压制异见。当圣伊莱尔提出“结构统一性”挑战他时，居维叶在1830年的巴黎科学院论战中，以修辞的雄辩而非真理的力量取胜——这场辩论，堪称科学史上的“雾月政变”。
三、历史的两面性：奠基者与绊脚石
居维叶的悲剧在于，他既是比较解剖学之父，又是演化论的守墓人。他亲手拼合出古生物的骨架，却拒绝承认它们之间的血脉联系。他的灾变论，后来被赖尔的均变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彻底推翻，但他留下的分类体系，至今仍是古生物学的基石。
他的思想，像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宏伟、精密，但阴影里藏着被压抑的异端。他证明了：最伟大的科学头脑，也可能成为时代认知的囚徒。
结语：理性的自负与谦卑
居维叶的故事警示后人：科学进步的本质，是权威的黄昏。他的灾变论，终究被演化的长河淹没，而真理的微光，往往诞生于被正统排斥的边缘。正如尼采所言：“所有真理，最初都是被嘲笑的异端。”居维叶的遗产，恰恰在于他未能征服的领域——那些他拒绝承认的、流动的、充满可能性的生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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