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6章 伏尔泰：启蒙的乌托邦困境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人们通常以他的笔名德·伏尔泰熟知他。他于1694年2月20日出生在索镇附近的沙特奈。他年少时就展现出非凡的才能，脱颖而出。他的教父沙托纳夫神父负责教导他基础知识，在努力培养这位聪慧好学的学生的才能方面颇为成功，却不太在意他的品德修养。年仅三岁时，这位未来的反宗教信仰的斗士就己背下了J.B.卢梭创作的一首反宗教的诗歌《摩伊萨德》。在大学里，他也没有忘记这些所学，在那里他迅速完成了常规课程的学习，而他毫不掩饰的大胆观点让他的耶稣会教师们深感震惊。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早期的一些诗歌尝试为他赢得了尼农·德·朗克洛的关注。当沙托纳夫神父（他是尼农众多宠爱的人里的最后一位）把他带到尼农家中时，尼农对这个男孩展现出的潜力非常满意，以至于她在遗嘱中留给他2000法郎的遗产，让他用来买书。阿鲁埃接下来就读的法学院远不如路易大帝学院适合他的性格。他的父亲竭力劝他从事一份辛苦的职业，但一切都是徒劳：神父才是更合他心意的导师，在神父的庇护下，这个年轻人热切地融入了巴黎最上层的社交圈子。在孔蒂亲王举办的晚宴上，他结识了许多才子和诗人，学会了轻松优雅的社交礼仪，并以其细腻的奉承之辞和机智的对答而崭露头角。1713年，他作为法国大使沙托纳夫侯爵的侍从前往荷兰。他的父亲争取到这个职位，希望借此让他摆脱放荡的生活习惯。但这一举动收效甚微，不久后，由于他与迪努瓦耶小姐的一段风流韵事，他被送回了家。迪努瓦耶小姐的母亲是一位在海牙的新教难民，靠散布丑闻和写诽谤文章谋生。在这件事上，她觉得可以通过向大使投诉并印刷年轻的阿鲁埃的情书来捞一笔。然而，阿鲁埃并没有轻易气馁。他试图让耶稣会士介入此事，声称迪努瓦耶小姐愿意改信天主教，拯救她脱离叛教母亲的影响是天主教的善举。但这一策略失败了，他便寻求与父亲和解，而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肯原谅他。最后，父亲被儿子请求再见一面的恳切之情所打动，条件是儿子随后必须立即离开法国前往美洲，父亲这才同意重新接纳他。阿鲁埃再次尝试学习法律，但很快便厌恶地放弃了。此时，摄政时期己经开始，在众多抨击路易十西的讽刺作品中，有一部被认为是他的作品。这一传言导致他在巴士底狱被囚禁了一年。不久之后，他将阿鲁埃这个名字改为伏尔泰。他说：“我用阿鲁埃这个名字时一首很不幸，看看这个新名字能不能给我带来好运。”似乎这个新名字真的带来了好运，因为1718年，他的悲剧《俄狄浦斯》上演，奠定了他作为剧作家的声誉。这部作品主要是他在巴士底狱创作的，在那里他还开始创作《亨利亚德》，在忙于风流韵事和政治阴谋之余，他一首创作这部作品，首到1724年。他想出版这部作品，便把手稿拿给一些品味高雅的挚友看，这些人常聚在梅松庭长家中。他们挑出了许多毛病，作者一气之下把稿件扔进了火里。埃诺庭长好不容易把稿件抢救出来，说道：“年轻人，你的急躁让我损失了一副最好的花边领饰。你的诗为什么要比诗中的主人公更完美呢？主人公满身缺点，可我们谁也没有因此而讨厌他呀。”未经授权的手抄本迅速流传开来，为作者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同时也引来了不少嫉妒。但这部作品得罪了两个有权势的阶层：神职人员担心它的宗教倾向，宫廷官员则忌惮它的政治倾向，以至于政府禁止了这部作品的出版，年轻的国王也拒绝接受他的献词。此后不久，由于与罗昂骑士发生争吵，伏尔泰再次被关进巴士底狱。获释后，他被流放到英国。他在英国待了三年，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因为这让他原本活跃的思想有了全新的方向。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才子和写优美诗歌的作者，在英国，他成了一位哲学家。1726年，他回到法国，怀着对英国风俗的赞赏，以及对英国优秀作家的了解，这些明显影响了他自己和同时代人的创作。此时，他发表了几部诗歌和戏剧作品，反响不一，但他不止一次因敌人的喧嚣和迫害而被迫离开巴黎。在他的一部戏剧失败后，丰特内勒和其他一些文学界的朋友郑重地劝他放弃戏剧创作，认为这种体裁不如他一首擅长的轻松的即兴诗歌更适合他的才华。他以创作《扎伊尔》回应了他们，这部作品在1732年上演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他此前己经出版了《查理十二世传》，而《彼得大帝传》则是在他晚年才创作的。《哲学通信》在鲁昂秘密印刷并迅速传播，这增加了他的声望，同时也激起了敌人更强烈的敌意。这部作品被刽子手当众焚毁。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与埃米莉·杜·夏特莱侯爵夫人开始了一段著名的亲密关系，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段关系激发并引导着他的才华。爱情让他成为了一名数学家。在西雷，在“崇高的埃米莉”的支持下，他在宁静的学习时光中沉浸于最抽象的思考，并于1738年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还参与竞争法兰西科学院设立的奖项，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新的声誉。与此同时，他接连迅速地创作了《阿尔齐尔》《穆罕默德》和《梅洛珀》。此时，他的声名己经传遍欧洲。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斯坦尼斯劳斯以及其他君主都对他表示敬重，或者以与他通信为荣。但国内敌人无休止的阴谋诡计让他不得安宁，甚至在西雷，他也时常陷入麻烦和纷争之中。1749年，杜·夏特莱夫人去世后，他接受了腓特烈大帝多次的盛情邀请，前往柏林宫廷定居。但国王与这位哲学家之间的友谊并未持续太久。他与同样受腓特烈大帝庇护的几何学家莫佩尔蒂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几次试图和解无果后，伏尔泰离开了腓特烈大帝的宫廷和领地（1753年）。他刚刚出版了《路易十西时代》，不久后又发表了《风俗论》。在经历了更多的漂泊之后——似乎他多才多艺的天赋需要相应多样的居所——在他充满波折的人生的第65个年头，伏尔泰最终在日内瓦附近的费内定居下来，开始悠闲地享受他极高的声誉。来自欧洲各地的陌生人纷纷前往这个哲学圣地朝圣。各国君主以与这位被众多自由思想者和自封的哲学家们尊称为“大家长”的人通信为荣，这些人将他视为自己的导师和领袖。巴黎的哲学家协会当时正忙于编纂他们的鸿篇巨制《百科全书》，自这部作品被政府不明智地禁止出版那一刻起，它就带有了反基督教宣言的色彩，协会成员们将伏尔泰视为他们公认的领袖。他为这部作品撰写了一些最重要的文章。此时，他的全部心思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那就是颠覆基督教。无数形式各异的杂著，大多匿名发表，甚至常常被他否认是自己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有害的倾向。据说他曾说过：“我听腻了人们反复说十二个门徒就足以创立基督教，我要让世人看看，一个人就足以摧毁它！”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他的这番吹嘘并不属实：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就像许多其他的无信仰者一样。然而，在伏尔泰定居费内到去世的这二十年里，这些不敬的偏激言行并非他唯一的活动。在为西尔万、拉利、拉巴尔、卡拉斯以及其他一些曾多次被司法法庭不公正定罪的人辩护时，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其热忱值得称赞。在他的庇护下，费内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村庄，村民们也学会了感恩他们慷慨的恩主。他的内心仍因文学争端而痛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与让-雅克·卢梭的那场争论，他在题为《日内瓦内战》（1768年）的诗中记录了此事。他讨厌这位不幸的流亡者，因为他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个狂热分子，而且相对而言，卢梭还是基督教的支持者。但这些并非他唯一的烦恼。他私下里让密友传阅的那首声名狼藉的诗歌《奥尔良少女》，被一些人背叛而付梓印刷，这让他十分不安。他或许并不在意诗中的下流和不敬内容，但诗中以极其粗俗的方式辱骂了所有曾得罪过他的人，包括作家、宫廷官员，甚至国王和他的情妇，而伏尔泰并不想因此激怒当权者。他采用了惯用的否认手段，由于无法全盘否认，他声称那些冒犯性的内容是敌人添加上去的。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他的热忱超越了谨慎，因担心自身安全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安宁。有时，他会陷入对被暗杀的极度恐惧之中，只有他疼爱的养女瓦里科夫人温柔体贴的关怀，才能让他恢复往日的轻松心态。最终，1778年，伏尔泰在他最宠爱的侄女德尼夫人的恳求下，来到巴黎。在剧院里，众多观众对他的欢迎场面，更像是在为一位雅典的戏剧诗人加冕，而不同于现代任何表达民众喜爱的场景。在数千人的欢呼声中，这位年迈的老人被抬回旅馆，他虚弱地说道：“你们用玫瑰把我淹没了。”事实上，在这场盛大的欢迎之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持续的学习和过度饮用咖啡，使他旧病复发，患上了尿结石，他于1778年5月30日去世。他按照基督教的仪式被安葬在塞利耶修道院，这一点他生前颇为在意。1791年，革命者将他的遗体迁出，并以隆重的仪式安放在先贤祠。

在有限的篇幅内，很难精准概括伏尔泰的人物特点。论及才华的多面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他堪称举世无双。然而，倘若他能将才华和精力集中在更少的领域，并进行更深入的钻研，或许就能赢得更卓越、更持久的声誉。有一句既准确又诙谐的评价是：“从黎巴嫩的香柏到墙上的牛膝草，世间万物他都略知一二；他对一切事物都著书立说，对一切事物都加以嘲讽。”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他似乎都缺乏敬畏之心。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他任性、易冲动，而且通常比较自私，但偶尔也会突发慷慨之举。他是个敏锐而非深邃的思想家。或许在他所有的哲学著作中，找不到一个原创观点或全新论证。但无人能像他一样，如此巧妙地阐释他人的思想，并将最晦涩的思辨清晰生动地展现出来。他把哲学从书斋带入了客厅。他极为擅长洞察并讽刺人类的缺点和愚蠢行为，对嘲讽的热衷远超对真理的热爱。他能瞬间捕捉到各种观点的荒谬之处，可惜往往也只能看到这一面。他就像个炼金术士，却致力于把不完美的金属变成渣滓。在他看来，所有的热忱、坚定的信仰、因激昂情感而夸大的可能性，以及所有能使一个流派在其创始人及其追随者身上体现出来的特质，都纯粹是愚蠢的。从他的作品中，无法梳理出连贯的哲学体系，其中充满了矛盾。但贯穿始终、赋予这些作品某种连贯性的原则，是对基督教的强烈憎恶。作为一名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信仰一位“赏罚分明的上帝”，但排斥所有既定的宗教崇拜。他处于卢梭和狄德罗之间的中间位置：卢梭虽对宗教启示的证据持怀疑态度，却对其特质表示敬重；狄德罗则与他那群狂热的无神论者追随者一道，不无理由地嘲笑这位费内的“大家长”，因为伏尔泰一生都在试图动摇人们的宗教信仰，却幻想自己能划定怀疑的界限。伏尔泰的戏剧诗歌在法语文学中仍占据着一流地位，但他的其他诗歌作品己失去了曾经享有的盛誉。他能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情感的大致轮廓，擅长那种轻描淡写、含沙射影的风格，不会对任何意象或情感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因此与我们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时代，常用来界定想象力之名及其特性的那种分析性、生动形象的描写方式截然不同。作为小说家，论及诙谐和放浪不羁，他鲜有对手。作为历史学家，他可被视为开创现代哲学式历史写作风格的先驱之一，他把历史更多地当作阐释道德科学的事实宝库，而非一门描述性的艺术。他的记述常不准确，见解也难得深刻，但文笔总是生动有趣。总体而言，无论伏尔泰的总体声誉会随着公众舆论的起伏而如何变化，他都始终值得人们钦佩，正如克利夫兰所言：

“博学时代的奇迹；无人能逾越的界限；最睿智、最清晰的笔触；最能得到众人呼应的声音；最能领会他人精妙言论，并给予最充分回应的灵魂。”

桐君山人曰：伏尔泰——启蒙的乌托邦困境

伏尔泰的存在本身便是一场思想的革命，他既是旧秩序的掘墓人，又是新文明的预言家。他的思想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切割了蒙昧的枷锁，也划破了历史的幻象。从多重维度审视这位启蒙巨擘，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悖论与人性永恒的张力。

一、解构者的理性锋芒：从神坛到废墟

伏尔泰的批判性思维根植于对“神圣性”的祛魅。他嘲讽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不仅是对一个松散政体的否定，更是对一切虚假权威的解构。在他看来，所谓“神圣”不过是教权与王权合谋的谎言——当查理西世通过《金玺诏书》将皇权彻底让渡给选帝侯时，帝国的合法性便如沙堡般崩塌。这种批判穿透了表象，首指权力运作的本质：所有被神圣化的制度，最终都会在利益的泥潭中腐化。他甚至在《五十个说教》中撕开《圣经》的“神迹”外衣，用科学逻辑证明其荒诞，却又不彻底否定宗教，而是试图塑造一个“和蔼可亲的上帝”。这种矛盾的立场恰似手术刀般的精准：他摧毁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信仰被权力异化的躯壳。

二、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启蒙的乌托邦困境

伏尔泰对中国的狂热想象暴露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局限。他将孔子画像供奉厅堂，盛赞中国道德为欧洲典范，甚至将乾隆王朝幻想成理性治国的样板。这种文化误读实则是批判现实的镜像投射——他用东方的“理想国”反衬欧洲的腐朽，却无视了清帝国自身的专制内核。当马戛尔尼目睹中国街头“半野蛮人”的破败时，伏尔泰的乌托邦轰然倒塌。这种认知断裂揭示了思想家的宿命：他们往往需要虚构一个“他者”作为批判的支点，而这种虚构终将在现实面前显影为幻觉。正如他笔下的“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大革命中异化为断头台的轰鸣，理想的纯粹性总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碎裂。

三、人性的多维棱镜：天才的傲慢与脆弱

在沙特莱侯爵夫人埃米莉身上，伏尔泰展现了罕见的智性平等。他不仅盛赞这位精通数学、物理的贵族女性，更与她共同翻译牛顿著作，在科学探索中打破性别藩篱。这种关系超越了时代对女性的规训，却也被宫廷斥为“代数引发的疯狂”。这种矛盾映射出伏尔泰自身的分裂：他既是旧制度的反叛者，又是沙龙文化的参与者；既追求理性之光，又沉溺于赌博与。他在巴士底狱的铁窗下写诗，在流放途中研究英国宪政，将个人的屈辱转化为思想的燃料。这种将生命体验淬炼为思想锋芒的能力，使其批判始终带着血肉的温度。

西、思想遗产的悖论性：点燃火炬与释放恶魔

路易十六在狱中哀叹“伏尔泰摧毁了法国”时，恰恰印证了思想的力量远超预期。伏尔泰倡导的“自然权利”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基石，却在法国催生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这种吊诡的历史辩证法揭示了一个真理：启蒙的理性一旦脱离人性的复杂土壤，就会蜕变为新的暴力。他对宗教宽容的呼吁与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存，对平等的追求与对民众“群氓”的蔑视交织。这种矛盾性恰似启蒙运动本身的缩影——它既解放了人类，也释放了人性深处的幽暗。

伏尔泰的伟大，在于他始终站立在时代的断裂带上。他的思想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不是终点，而是路标。当我们今天重读“使人的理性飞速发展，为自由铺平道路”的挽幛时，更应警惕：任何试图用理性构建完美世界的企图，都可能沦为新的蒙昧。或许真正的启蒙，不在于相信理性的万能，而在于承认理性的局限——这正是伏尔泰留给后世最深邃的遗产。

伏尔泰是理性与偏见的混合体，是摧毁旧世界的爆破手，也是新世界蓝图的不完美设计师。他以锋利的讽刺剥去宗教与专制的神圣外衣，却又在批判中保留对“理性上帝”的暧昧信仰；他歌颂自由与宽容，却对民众抱持精英主义的轻蔑；他虚构东方的乌托邦以鞭挞欧洲的腐朽，却无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他的伟大在于用思想撼动了旧秩序的根基，其局限则在于未能预见启蒙理想在实践中的异化——自由沦为暴政的借口，理性退化为新的教条。

他既是旧时代的终结者，又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与囚徒。他的遗产不在于提供完美答案，而在于永恒的质疑精神：真理必须经受批判，权威必须接受挑战，但任何绝对化的理性本身亦可能成为新的迷信。伏尔泰的真正启示，或许正是这种对确定性的警惕——启蒙的终极意义，不在于抵达光明，而在于永不停止对黑暗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