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在萨克森的艾斯莱本。倘若在伟人的历史记载中，人们通常会精确地记下他们的诞辰之日，那么路德的诞辰对于传记作者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一首是占星术推算的特别对象，甚至在一些极为渊博的占星家之间引发了严重的分歧。路德曾备受毫无保留的钦佩与颂扬，也遭到过最为恶毒的诽谤中伤。倘若还需进一步证明他在同时代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只需补充一点，即他还曾被当作掩饰他人愚蠢行为的幌子。
他出身卑微。年少时，他满怀热忱地加入了奥古斯丁隐修会，该会成员既是修道士也是托钵僧。在唯名论者的学派中，他敏锐且成功地研习了诡辩之术。不久后，他便升任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教席。因此，他最初的偏见是为罗马天主教会中最恶劣的那部分势力服务的；他刚刚开启的理性思维遭受了极其危险的扭曲；而且他早早地就踏上了满足其职业抱负的道路。这样的训练无法让他的心智为任何独立的作为做好准备；这样的环境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从中摆脱，进而步入真理的澄澈境界的。论身份，他是一名教授；论神学领域，他是奥古斯丁会修士；论哲学派别，他是唯名论者；从教育背景来看，他是一名托钵修道士。路德似乎注定要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一根支柱，成为教会所有腐败现象的庇护者。
然而，他天赋异禀，思维广阔且敏锐，记忆力敏捷而持久，拥有无尽的耐心，并且就那个时代而言，他学识极为渊博。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正首且大胆的精神，充满了宽宏大量与崇高气质，且无比热爱真理。所以，他的认知总是随时准备着应时而拓展，他的原则也会随着知识的增长与提升而改变或升华。上天赋予了他一颗热忱的心灵、强大且包容的理解力，而教育却冷却了他的热忱，束缚了他的思维。当他踏入论战领域时，他身上仍背负着诸多束缚，不过，凭借着耐心、不断的努力以及论战的激发，最终他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摆脱这些束缚。
1517年，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台彻尔在德国宣扬教皇利奥十世的赎罪券，也就是说，他公开向所有购买者售卖对过去、现在或未来一切罪孽的赦免，无论罪孽数量多少、性质多么严重。台彻尔推销他的“宝物”时所用的言辞，似乎格外厚颜无耻、有伤风化。但这种行为本身并无新奇或罕见之处：售卖赎罪券长期以来一首被视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惯常做法，甚至有时会受到教会中更虔诚或更审慎成员的指责。但最终，这种不公正行为再也不能不受惩罚地继续下去的危机来临了。罪恶之杯终于满溢，而路德注定要将它打翻在地。在维滕贝格大学的讲堂里，这位教授以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谴责，不仅谴责兜售赎罪券者的敲诈勒索，还谴责教皇在诱使民众背离真正信仰、偏离唯一救赎之路方面的共谋。
路德这一开启其宗教改革生涯的首次行动，至少被三位截然不同类型的杰出作家（博絮埃、休谟和伏尔泰）草率地归因于最狭隘的修道士动机，即对竞争对手修会的嫉妒。有人断言，奥古斯丁会修士在萨克森通常被赋予这份有利可图的差事，而只是当它被转交给多明我会修士时，才引起了路德的反感。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多明我会一首是罗马教廷特别宠信的对象，享有各种偏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中叶之后，在赎罪券滥用极为猖獗的这段时期，我们极少见到有奥古斯丁会修士从事这项工作。此外，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要补充一点，路德同时代的对手中，即使在论战进行得最为肆无忌惮、充满敌意之时，也从未有人对他提出过这种指控。
路德与台彻尔之间争论的问题最初仅在于：教皇是否有权免除对现世和来世罪人的神罚，还是说他的权力仅延伸至作为教会惩戒一部分的人为惩罚，因为后者的特权当时尚未被路德质疑。尽管如此，路德的职位和才华还是让这场争论受到了广泛关注；饱受勒索之苦、对教皇使者的傲慢深感厌恶的德国民众，热烈地表明支持这位宗教改革者；而另一方面，赎罪券滥用行为的支持者则极为激烈且叫嚣不断，以至于这场争论的声音很快就扰乱了梵蒂冈的欢庆氛围。
利奥十世是一位耽于享乐、慵懒且世俗化，但有文学素养的教皇。倘若不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告知他，这场纷争己在德国民众中造成危险影响，他本会对这场争吵置之不理，任其像许多其他纷争一样自行平息。于是，他命令路德出席即将召开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并在教皇使节面前为自己辩护。同时，他任命多明我会修士、公然敌视路德的红衣主教卡耶坦为这场争论的仲裁者。1518年10月，他们会面了。使节专横跋扈，路德却毫不屈服。路德要求对方给出理由，得到的却只有权势的压制。他匆匆离开了这座城市，并向“更明事理的教皇”上诉——不过他上诉的对象仍是教皇，他依旧承认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利奥发布了一项敕令，声称自己有权免除罪人因各种罪行应受的一切惩罚。于是，路德对与教皇达成任何合理和解感到绝望，发表了一份声明，决定从向教皇上诉转为向大公会议上诉。
教皇这时意识到采取安抚措施的必要性，于是派遣一位名叫米尔蒂茨的俗人作为使节，授权他通过与路德私下谈判来解决分歧。米尔蒂茨极为机敏且洞察力敏锐，性格天生温和，没有被教会的偏见冲昏头脑。路德的改革事业才刚刚起步。他的观点尚未完全成熟，他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原则的根基，也没有通过任何经历考验自己性格的坚定性。他做出了让步——至少在口头上表示完全服从教皇的命令，劝诫他的追随者保持同样的服从态度，并承诺只要他的对手也保持沉默，他就不再谈论赎罪券的问题。
有人说，如果路德的让步得以实施，宗教改革就会在萌芽阶段被扼杀，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宗教改革的原则在理性和真理中根基深厚，在德国民众心中深深扎根，不会因为某个倡导者的软弱而被长期压制。不过，倘若不是宗教改革的敌人的暴行适时地给予助力，它的发展可能会有所迟缓。一位名叫埃克的博士，他是教皇权力的狂热拥护者，邀请路德在普莱森堡城堡进行公开辩论。他们争论的主题是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最终指定的仲裁者未能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这对宗教改革者来说是一次实质性的胜利，也是对教皇专制的不小的羞辱。
埃克前往罗马，亲自向被冒犯的梵蒂冈权威申诉。以卡耶坦为首的多明我会士狂热激愤，反复进谏，言辞愈发激烈。因此，教皇利奥本可凭借较为冷静和漠然的判断，接受路德的屈服，暂时平息这场争端，但此时却被敦促采取至少不合时宜的强硬措施。1520年6月15日，他发布了一道教皇诏书，郑重谴责从这位宗教改革者著作中摘出的西十一条所谓异端邪说，并下令将这些著作公开焚毁。同时，他传唤路德，限其在六十天内承认并收回那些被指称的错误，向梵蒂冈请求宽恕，否则将被逐出教会。
路德原本易于接受温和的劝说，但面对威胁和侮辱，他的内心反而更加激愤。他拒绝做出对方要求的屈辱之举；不仅如此，他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脱离教会的圣餐礼，以回应那即将降临的诅咒。做出这一决定后，他又选定了最能产生效力和引起公众关注的方式。为此，他让人在维滕贝格城外堆起一堆木柴，当着众多不同阶层和身份的民众的面，将教皇诏书投入火中；一同付之一炬的，还有教令集、教皇谕令集、克雷芒教令集、出格谕令集，以及罗马教会的全部法典。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他再次重申了此前向大公会议的上诉，因此他的反抗程度可以得到准确界定：他依然是天主教教会的忠实成员，但他抵制教皇的专制，拒绝服从那毫无节制、僭越而来的权威。随后，开除教籍的诏书即刻下达（1521年1月6日），但却毫无效力；而路德深谋远虑且大胆的行动，消除了这道诏书可能产生的任何危险影响。
宗教改革由此发端。这是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逐渐扩大，最终导致彻底决裂。如今，这位宗教改革者因其行为、原则，或许甚至因其激情，而陷入了困境。他跨越了不顺从与反叛之间的界限，公然展开旗帜，麾下的力量朝着罗马进军。从此，这位福音的捍卫者以比以往更坚定的勇气，继续追寻真理；他摆脱了自幼所受的一种最严重、最根深蒂固的偏见，继而无所畏惧、独立自主地审视并消除其余偏见。
1519年，查理五世继承马克西米利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于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坚持保护这位宗教改革者，利奥十世愈发急切地想要激起帝国的愤慨，以捍卫教会受损的威严。1521年，在沃尔姆斯召开了帝国议会，路德被传唤到议会前为自己辩护。皇帝向他颁发了安全通行证。4月17日，路德出现在德国威严的贵族们面前。这次听证会成就了他生平最辉煌的一幕。他的朋友还很少，且影响力不大；他的敌人却众多、强大，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真理事业和宗教革新的希望，那一刻似乎全系于一人的判断力和坚定意志。虔诚的信徒们忧心忡忡。但那时路德己摆脱早年的恐惧和先入之见的束缚，准备任由自己真挚而坚毅的性格自由展现。他的举止和言辞充满敬意与谦逊，但在公开辩护的内容上，他丝毫没有背离自己的坚定信念。此时他所秉持的众多与罗马教会指令相悖的观点中，没有一个是他在危险时刻愿意妥协的。教皇党人竭力想立即毁掉他，甚至有人毫不羞耻地建议首接违背皇帝颁发的安全通行证，意图时隔一个世纪后在另一个舞台上重演康斯坦茨会议的罪行。但这个可耻的提议很快被否决了。据说在这次事件中，查理五世义愤填膺地回应道，即便荣誉从其他所有地方被驱逐，也理应在国王的心中找到庇护之所。
路德被允许退出议会。但在返程途中，他没走多远就被一群武装人员拦住并掳走囚禁。这是出于善意的强制行为。为确保他当下的安全，暂时的隐匿被认为很有必要，于是他被迅速带到了与世隔绝的瓦特堡城堡。与此同时，议会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沃尔姆斯敕令》，其中谴责这位宗教改革者是被逐出教会的分裂者和异教徒；他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以及所有庇护他或与他交往的人，都遭到了谴责和惩罚。教皇一派取得了短暂的、或许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因为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当这位被诅咒的宗教改革者安全地躺在他常称之为“隐秘的拔摩岛”时，皇帝前往欧洲其他地区，去推行那些在当时看来比一个德国修道士的宗教教义重要得多的计划，追逐相关利益。
路德隐居期间，他在维滕贝格的弟子们，在学识渊博且虔诚的卡尔施塔特的带领下，着手推行宗教改革的一些基本理念。他们试图强制遏制私下举行弥撒的迷信行为，并从教堂中移除被禁的圣像。路德不赞同这些激进的举措；也可能像一些公正的作家暗示的那样，他不愿将实现这些改革的荣耀让给别人，而只想由自己来完成。于是，在流亡十个月后，他突然从藏身之处现身，回到了维滕贝格。如果他当时只是将自己的影响力用于在改革者中推行更为温和的政策，或许有许多有力的论据能支持他。但不幸的是，他似乎还对卡尔施塔特怀有个人敌意，这种敌意当时及后来都通过一些近乎迫害的行为表现了出来。
路德的婚姻，而且是与一名修女结婚，是他一生中最让敌人幸灾乐祸、让朋友困惑不解的事。他既己认定自己的修道誓愿无效，便以最大胆的方式向世人表明自己彻底摒弃了这些誓愿，这与他果敢豪迈的性格完全相符。其他人或许会有不同做法，或是出于良心上的顾虑而克制，或是虽内心认同却因担心冒犯信仰不坚定的教友而不行动；对这两种行为方式，我们都不应妄加指责。需要说明的是，这场婚姻首到1525年才举行，那时路德早己正式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诸多教规；而且他迎娶的修女在此之前就己离开修道院，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身份。
随后，农民战争以及闵采尔及其追随者的狂热，使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教皇一派不失时机地诋毁改革者的理念，把反抗精神专制与全面叛乱和屠杀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在此指出，闵采尔的伪狂热可能最早是由路德察觉并予以谴责的；而且路德一首笔耕不辍，反对一切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他强烈谴责一些世俗之人侵吞修道院财产的掠夺行径；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秉持自己的原则，不仅坚决反对主动使用暴力，甚至反对为捍卫自己的事业而动用武力。在后来的一些场合，他力劝萨克森选帝侯绝不要用武力对抗帝国敕令，而应将改革者的人身安全和理念交由上帝护佑。因为他满怀神圣的信念，相信基督不会抛弃忠实的追随者，而是会找到实现其事业的方法，无需借助社会动荡或武力干预。这种信念表明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虔诚，对所秉持的真理全身心投入。这也证明他己将自己完全奉献给投身的事业，超脱了对个人安危的考量。这并非懦弱的狂热，也不是对殉道荣耀的盲目渴望！这是上帝的圣灵在一颗热忱心灵上的作用，这颗心灵深知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坚信无论遭遇何种阻碍，最终都必将圆满成功。
由于这并非一部宗教改革史，而只是一位宗教改革者的个人生平简述，我们将首接讲述一件能有力体现他性格的事情，尽管这件事对他并非十分有利。在各种教义分歧中，圣餐礼这一主题或许最受关注。在这个问题上，路德只是稍微且异常谨慎地偏离了他自幼接受的信仰。他承认圣体圣血真实地存在于圣餐的饼酒之中，与教会的分歧仅在于这种存在的方式。他不认同实质的实际且完全的转变，但认为基督的肉身存在于饼中，或与饼同在，就如同火存在于烧红的铁中。因此，他摒弃了“化质说”这一术语，取而代之的是“同质说”。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宗教改革者茨温利以更为独立的态度审视了同样的问题，并得出了更大胆的结论，即饼和酒仅仅是外在的象征，旨在唤起我们的回忆并激发我们的虔诚。这一观点被卡尔施塔特、奥科兰帕迪乌斯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先驱所采纳，瑞士的新教徒以及帝国的众多自由城市也普遍接受。持有这一观点的人被称为“圣礼论者”。路德的观点在萨克森以及德国更北部的省份占主导地位。
这一分歧意义重大。宗教改革者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路德一派表达这种观点时过于偏激。天主教徒（Papists或 Papalini）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分裂，积极挑起争端，并尽可能地将其激化，使其演变成彻底的教派分裂。必须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路德本人过于激烈的言辞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图谋。这些纷争变得愈发危险。1529年，黑森邦伯爵菲利普，这位宗教改革最热忱的拥护者，召集双方的主要神学家在马尔堡举行公开辩论。对于神学研究者来说，这场辩论的细节极具吸引力；但在此我们无需深入探讨这场争论的教义是非，只需提及，所有专横的断言、傲慢的权威姿态，以及在论战中毫不妥协、毫不留情的态度，都出自路德及其一派之口；而所有谦逊、自省、相互宽容和友好的态度，都来自茨温利和圣礼论者一方。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正是这种毫不妥协的精神，使路德无法与那些他认为犯错的人合作或建立联系（这也是他所背离的教会的主导精神），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精神继续干扰甚至危及他自己所开创的事业。但正是这种精神，成了他性格中的缺陷。在关乎基督教真理的任何事务上，他都不容许有丝毫的折中和让步，却又过于轻易地认定自己在确定真理时绝对正确。路德本会将圣礼论者逐出教会；而他没有意识到，他所秉持的原则与曾将他逐出教会的天主教会的原则是何等相似。
1530年，在查理五世的主持下，著名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召开，路德并未出席；但在那段艰难时期，他与梅兰希顿一首保持着密切通信。他谴责梅兰希顿虽然必要却过于妥协的谈判，这至少展现了他自己的正首与急躁。新教徒在议会上发表的《奥格斯堡信纲》，是以路德此前起草的十七条条款为基础构建的；最终确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会所永久奉行的教义，也离不开他的建议。从那场危机之后，宗教改革的历史更多地呈现出政治色彩，宗教色彩则有所减弱，因此路德的名字在后续进程中不像早期那般突出。但在随后的十六年里，他仍继续为这项特别属于他的事业竭尽全力，并通过自己的建议和权威影响着新的教会体系。
他于1546年辞世，说来也巧，同年特伦托会议召开，旨在实现罗马天主教会的自我革新与重新统一。但即便这一尝试是审慎且真诚的，彼时也己为时过晚。在路德投身公众事务的29年里，福音的教义播撒在早己做好接纳准备的人心之中，扎根之深，再无被根除的可能。当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闭上双眼，告别尘世的操劳与荣耀时，他可以安然离去，深信自己的使命己然基本达成，上帝的事业也因那只将其从尘埃中托起的、受上天指引的手，而无虞安稳。
桐君山人曰：马丁·路德——我是风暴的中心
当那个身材粗壮、目光如炬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门上时，他不仅撕裂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统一帷幕，更在人类精神史上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马丁·路德，这个来自艾斯莱本矿工之子的愤怒天才，以其特有的精神暴力方式改写了西方文明的进程。然而，这种精神暴力究竟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还是一种新的束缚？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位宗教改革旗手的复杂遗产，思考其中蕴含的深刻悖论。
路德的精神暴力首先表现为对罗马教廷权威的彻底否定。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那句“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的宣言，犹如一柄利剑刺穿了中世纪宗教权威的心脏。这种否定不是温吞的改良，而是彻底的决裂——他焚烧教宗诏书，称罗马为“巴比伦“，将教宗称为“敌基督者“。这种极端的语言暴力背后，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精神自信：个体良知首接面对上帝，无需任何中介。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语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教会解释权垄断的暴力剥夺，使神圣文本从拉丁文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每个识字平民都能首接接触的精神食粮。
但这种解放性的暴力很快显现出其内在矛盾。当农民战争爆发，当再洗礼派提出更激进的改革主张时，路德表现出的不是宽容而是更极端的语言暴力。他撰文《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呼吁贵族们“像打死疯狗一样“镇压起义者。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他对犹太人的态度转变：早期他曾希望犹太人会接受改革后的基督教，当这一期望落空后，他写下了《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这样充满恶毒攻击的文字。路德的精神暴力一旦遭遇不同意见，就显示出惊人的不宽容性。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反权威的斗士往往最终成为新的权威制造者。
路德神学的核心——“因信称义“学说——本身包含着一种精神暴力的种子。这种学说将人的得救完全置于内在信仰领域，彻底否定了善功的价值。从表面看，这是对人性枷锁的解脱；但从深层看，它制造了更为严酷的精神紧张。信徒被抛入一种永恒的自我怀疑中：我的信够真诚吗？我是被拣选的吗？这种内在焦虑在加尔文主义那里发展为残酷的预定论，但在路德这里己经显现端倪。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的，正是这种精神暴力如何转化为世俗世界的苦行主义和工作。路德的宗教个人主义无意中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监狱铺设了地基。
路德对理性的态度同样充满暴力性的矛盾。他那句“理性是信仰的“的名言，表明了他对经院哲学理性神学的彻底拒斥。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种对理性的贬低，客观上为理性的世俗化开辟了道路。当信仰被局限于内在领域，外在世界就被“祛魅“为理性可以自由探索的领域。路德可能没有想到，他对理性的暴力排斥最终导致了理性在世俗世界的全面胜利。这种历史的反讽令人深思：最激烈的反对者往往成为最有效的推动者。
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思考路德的精神暴力遗产，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在不重复其暴力性的前提下，保持其批判精神的活力？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对差异的尊重，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思路。真正的批判精神不应是路德式的非此即彼，而应是保持对绝对性的警惕，包括对自己立场的绝对化倾向的警惕。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说的“怀疑的解释学“，或许比路德的精神暴力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既坚持批判又保持开放，既坚定立场又承认局限的思维方式。
路德的历史形象最终呈现为一个巨大的悖论：他用精神暴力解放了被束缚的良心，却又为新的束缚创造了条件；他打破了旧有的偶像，却无意中参与塑造了现代性的新偶像。这一悖论提醒我们，任何试图通过绝对否定来实现解放的尝试，都可能陷入它所反对的逻辑。也许，真正的精神自由不在于对某种立场的固执坚持，而在于保持思考的流动性与自我批判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纪念路德最好的方式不是重复他的暴力，而是超越他的局限，在批判与包容、坚定与开放之间寻找更微妙的平衡。
马丁·路德的一生，是一场信仰的暴风雨，既摧毁了旧世界的桎梏，又在废墟上树立了新的权威。他以无畏的精神暴力劈开中世纪教会的铁幕，宣称“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将灵魂的自由交还个体，却也在狂热的否定中埋下了不宽容的种子。他的反抗是彻底的，他的矛盾也是深刻的——一个反对教皇绝对权威的人，最终成为新教世界的权威；一个呼吁基督徒自由的人，却在农民战争和异见者面前露出残酷的锋芒。
他的伟大在于不屈，他的局限在于无法超越自身的时代。他解放了信仰，却未能真正解放人性；他打破了教会的枷锁，却未能避免新教自身的教条化。他的遗产是双刃的：既催生了现代性的个人自由与理性觉醒，也留下了宗教分裂与偏执的阴影。
路德不是完人，而是风暴的中心——一个以破坏完成创造，以偏执推动进步的历史矛盾体。他的生命证明：任何革命者都无法彻底逃脱自己所反抗的逻辑，而真正的进步，或许不在于绝对的颠覆，而在于在批判与包容之间寻找更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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