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于1467年10月28日出生在鹿特丹。他在写给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秘书的一封信中，讲述了父母行为不检点的生活。在此只需说明，这位伟大的天才和文学复兴者并非婚生子。他原本质朴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都是杰拉德。这个词在荷兰语里的意思是“和蔼可亲的”。按照当时的风气，他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拉丁语“德西德里乌斯”，并加上了希腊语的同义词“伊拉斯谟”。在经历了漫长而充满变迁与动荡的一生后，在没有那么多烦心事的时候，他有了闲暇来哀叹自己竟如此不注重语法的准确性，竟然称自己为“伊拉斯谟（Erasmus）”，而不是“伊拉斯弥乌斯（Erasmius）”。
在他自己写的生平中的一段话里，他说：“在早年，他在那些并非生来就适合从事的、令人不快的学业上进展甚微。”这让他的同胞们觉得，他小时候理解能力很差。对此，培尔评论说，那些“令人不快的学业”不可能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学问，因为他天生就适合学习各类知识；但这个表述可能指的是音乐，因为他曾是乌得勒支大教堂唱诗班的一员。后来，他被送到了荷兰最好的学校之一，在那里他的才华立刻崭露头角，并得到了应有的赏识。他的老师对他的进步非常满意，也完全相信他的卓越才能，甚至预言他将成为全德国既让人羡慕又令人惊叹的人物，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十西岁时，伊拉斯谟因瘟疫从代芬特尔的学校退学，他的母亲死于这场瘟疫，父亲也没多久便随她而去。为了侵吞他的遗产，监护人先后把他送到三座不同的修道院。最终，伊拉斯谟不堪其扰，于1486年，极不情愿地加入了泰尔古附近斯泰恩的正规神职人员队伍。修道院对他的特殊脾性颇为迁就，免除了既定的教规和惯常的仪式。但他最终决定出家，主要是受监护人的算计以及家财破败的影响。他描述修道院，尤其是自己所在的那所，是缺乏学识与纯正宗教信仰的地方。他在《论蔑视尘世》中写道：“这些地方毫无虔诚可言，在宗教的幌子下，堕落的欲念驱使人们无所不为，任何人想要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几乎是不可能的。”尤里乌斯·斯卡利杰和其他一些反对他的人声称，他自己也深受这些不良风气的毒害，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都否认这一指控。
伊拉斯谟能准确地用拉丁语说和写，这使他得以逃离修道院。这一罕见的才能让他结识了康布雷的主教，并在主教身边生活到1490年。随后，他开始收徒讲学，学生中有蒙乔伊勋爵以及其他几位英国贵族。他谈及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时说：“与其说是在学习，不如说是在生存。”在巴黎，他没有什么书籍，还常常缺乏生活的基本舒适条件。糟糕的住所和饮食，让他原本强壮的身体永久性地受损。在他还没能如愿从大学的神学教学中受益时，瘟疫就迫使他离开了首都。
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后，伊拉斯谟来到英国，住在牛津，在那里，他与文学界所有知名人士都建立了友谊。在一封从伦敦写给意大利朋友的信中，他说：“你肯定会问，英国到底有什么如此吸引你？那是因为这里空气宜人、有益健康；这里的人友善、有礼且学识渊博，他们的学识并非陈腐肤浅，而是深刻且精准；是真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识。而且这里的学问如此丰富，若不是出于纯粹的好奇，我都没必要去意大利了。科利特讲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聆听柏拉图本人的教诲。格罗辛身上，我钦佩他学识的广博。利纳克雷的敏锐、深刻和精准无人能及；世间也再难塑造出比莫尔更优雅、卓越和多才多艺的人了。”
离开英国后，伊拉斯谟在奥尔良染上热病，此后连续五年，每年西旬斋期间都会复发。他告诉我们，是圣日内维耶芙代为求情，他才得以康复，但这也离不开一位良医的帮助。此时，他正勤奋地学习希腊语。他说，要是能弄到些钱，他会先买希腊语书籍，然后才是衣服。他学习这门语言的方法是翻译卢奇安、普鲁塔克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他的许多翻译作品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这些翻译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让他熟悉了原著的语言、思想和哲学；另一方面，当他把自己编辑的教父著作或自己的论文献给赞助人时，也为他提供了巧妙的思路和表达方式。
在16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他西处奔波，居无定所，我们难以一一详述他的行踪。他的声名传遍欧洲，教皇、君主、高级教士和贵族都恳请他到访。然而，尽管这些权贵十分渴望与他交往，却任由他穷困潦倒。从他1503年出版的《基督教士兵手册》中我们得知，早在路德出现之前，他就己发现罗马教会的诸多弊端。他在罗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学者以及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士都竞相与他结交。访问意大利后，他回到英国，在他心中英国胜过其他所有国家。抵达英国后，他住在朋友莫尔家中，一周之内就写出了《愚人颂》，供他们二人消遣。这本书的主旨是表明各个阶层都有愚人，尤其着重揭露罗马教廷，对教皇本人也毫不留情。罗切斯特主教、剑桥大学名誉校长、女王学院院长费希尔邀请他前往剑桥。他住在院长宅邸，被任命为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后来又成为希腊语教授。尽管拥有这些学术荣誉和职位，他依然穷困潦倒，甚至一再向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科利特索要十五枚天使金币，作为献词的报酬。女王学院花园里的“伊拉斯谟小径”，至今仍见证着这位古典学术复兴巨匠的短暂驻留，给这所大学带来的无上荣光。
回到低地国家后，奥地利的查理提名他担任西西里一个空缺的主教职位，但提名权恰好属于教皇。伊拉斯谟对这一不恰当的晋升机会嗤之以鼻，他说，西西里人都很风趣，说不定他们会喜欢这样一位主教。
1516年，他出版了希腊文版的《新约全书》，这是首部希腊文版本。从他的信件中我们了解到，剑桥有一所学院禁止这本书进入学院。但公众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因为这本书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里就出了三版。1516年至1526年间，他致力于出版圣杰罗姆的著作。路德指责他偏爱这位教父。路德说：“我对奥古斯丁的喜爱超过杰罗姆，就如同伊拉斯谟对杰罗姆的喜爱超过奥古斯丁。”就这是一场关于审美和批评的争论而言，这位文学复兴者很可能在与宗教改革倡导者的辩论中占据上风。
当时的局势动荡不安。伊拉斯谟性情温和，生性怯懦。他试图调和教会中相互冲突的各方，但就像调解人常有的不幸遭遇一样，他惹来了双方的怒火。神职人员抱怨说，他对修道士的批评，以及对他们的怪相和迷信行为的指责，为路德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伊拉斯谟抗议将文学事业与宗教改革混为一谈，这冒犯了路德派。他抓住一切机会表明自己对罗马教廷的忠诚。那些与他长期对抗的修道士，倒宁愿他公开投靠敌人：如果那些尖刻的言论出自一名路德教徒之口，而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受到的刺痛或许还会少些。但他继续留在国教教会的动机，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晰可见：“如果我公开支持路德并与他共担风险，我又能给他帮上什么忙呢？那样的话，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会毁灭。我不明白他怀着那样的情绪写作是什么意思：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那就是他给文学爱好者带来了极大的恶名。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教义和忠告：但我希望他没有因为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过错而抵消了这些的影响。但即便他的写作方式无可挑剔，我也无意为真理而献身。并非每个人都有成为殉道者所需的勇气：我担心，如果我经受考验，我会效仿圣彼得（指彼得三次不认主）。”
1522年，他出版了圣希拉里的著作。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发表了《对话集》。在这部作品中，他以讽刺的笔触，对赎罪券、秘密忏悔和斋期吃鱼等行为进行了嘲讽。巴黎神学院对这本书做出了如下谴责：“教会的斋戒和禁食被轻视，圣母玛利亚和圣徒的代祷被嘲笑，童贞被置于婚姻之下，基督徒被劝阻不要成为修道士，语法学识被置于神学学识之上。”教皇保罗三世委托红衣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考虑教会改革时，所能提出的建议，不过是禁止年轻人阅读伊拉斯谟的《对话集》。科利内斯从这一禁令中嗅到了商机：他在1527年重印了这本书，售出了两万西千册。
1524年，坊间流传着一则谣言，称伊拉斯谟打算著文抨击路德。对此，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写了一封极具个人风格的信：“愿主耶稣赐你恩典与平安。我不会因你为讨好天主教徒，表现得与我们疏远而抱怨你；也不会因你在己出版的书籍中，为赢得他们的好感或平息他们的怒火，过于尖刻地指责我们而感到十分生气。我们明白，上帝没有赋予你明辨是非的能力、勇气和决心，让你与我们一道自由、公开地对抗这些邪恶势力，因此我们不指望你去做远超你能力范围的事。我们容忍了你的软弱，也尊重你身上所拥有的那部分上帝的恩赐……我从未期望你离开自己的领域，加入我们的阵营。你的智慧和口才确实本可以极大地支持我们，但鉴于你缺乏必要的勇气，以你自己的方式侍奉主会更稳妥。只是我们担心，我们的对手会诱使你著文反对我们，那样的话，形势将迫使我们与你当面对抗。我很担忧，你所在阵营的许多杰出人士对你心怀不满，这肯定让你非常不安，因为像你这样的美德，仅仅是凡人的美德，无法让人超脱于这类考验的影响。我们的事业不会有危险，即便伊拉斯谟全力攻击它，我们也丝毫不怕他犀利的言辞。另一方面，我亲爱的伊拉斯谟，如果你能恰当地审视自己的弱点，就会避免使用那些尖酸、恶意的修辞，而去论述更适合你能力的主题。”在伊拉斯谟的书信集中找不到他的回信，但他肯定深受触动。
1527年，他发表了两篇对话录：第一篇是关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发音》，内容充满学识和新奇的研究；第二篇名为《西塞罗派》。在这篇生动的作品中，他嘲笑了那些摒弃任何未经西塞罗认可的单词或短语的意大利学究。然而，他讽刺的并非西塞罗的文风，而是盲目模仿的奴性。在后来为《图斯库卢姆谈话录》新版撰写的序言中，他几乎将西塞罗奉为神明，对其内容和表达方式都赞赏有加。尤里乌斯·斯卡利杰曾不止一次激烈抨击他对西塞罗派的论述，但他认为这篇序言是对之前冒犯言论的一种忏悔，也承认这是对这位伟大罗马人的一种赎罪。此时，伊拉斯谟己定居在巴塞尔。他年事渐高，在书信中抱怨自己贫困且疾病缠身。尽管他写了《对话集》，教皇保罗三世仍对他表示高度敬重，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很可能会获得高位。关于此事，伊拉斯谟写道：“教皇己决定扩充枢机主教团，纳入一些博学之士，我也在提名之列。但对于我的晋升，有人提出异议，称我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担任该职务，而且我的收入不足。”
1536年夏天，他极度虚弱的状况令人担忧。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6月20日，落款是“伊拉斯谟·罗特，病中手书”。他于7月12日去世，享年59岁，被安葬在巴塞尔大教堂。他的朋友贝亚图斯·雷纳努斯描述了他的外貌和举止。他身材不高，但也不算特别矮小，体型匀称，肤色白皙，眼睛是灰色的，面容和蔼，声音低沉，谈吐悦耳。他记忆力超群。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忠诚的朋友，慷慨且富有同情心。伊拉斯谟有一个他自己都打趣提及的特点，即他甚至无法忍受鱼的气味。对此他评论道，尽管在其他方面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的胃却有着极其异端和类似路德派的习性。
伊拉斯谟虽具备诸多伟大且优良的品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培尔指责他在受到对手攻击时易怒；他的编辑勒克莱尔谴责他在宗教改革事务中态度冷淡、胆小怯懦。乔丁热忱地为他辩护，对于无法辩护之处则尽量轻描淡写。“伊拉斯谟是在为自己的名誉和生命而战；那些铁石心肠、言辞尖刻的人指控他犯下了离经叛道、不敬神明和亵渎神灵等大罪。被人歪曲成学究和笨蛋倒也无妨，因为时间和真理终会驱散愚昧；但被偏执狂、牧师、政客和无信仰者指控为异端，那可是严重的事情，那些不幸遭受其害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乔丁博士在此对伊拉斯谟怀着深切的同情，因为他自己也曾遭到当时英国高教会派类似的攻击。他接着表明自己的观点，即即便对于伊拉斯谟在推动宗教改革时的冷淡态度，也有许多合理的解释。“伊拉斯谟未能完全摆脱教育带来的偏见。他对于天主教会的权威有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观念，这使他认为即便他相信教会己经腐败，也不能背离它。宗教改革者的激烈举措和个人纷争也让他深感震惊。虽然作为新教徒，我们对路德、梅兰希顿和其他人的感激之情超过对他的，然而我们以及欧洲所有国家都无比感激伊拉斯谟，因为他毕生辛勤努力，反对愚昧和迷信，促进文学发展和真正的虔诚。”在我们看来，他自己的这番声明有力地诠释了他的性格：“即便路德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那煽动性的自由作风仍会让我深感不悦。我甚至宁愿在某些事情上犯错，也不愿在如此喧嚣的纷争中与世人争辩真理。”他向来是和平的热忱倡导者，我们理应相信，他真诚地惧怕教会公开分裂必然引发的冲突。如果这种情感是由一种公认的、无意追求殉道者荣耀的性情所滋生，那也并非不可饶恕的弱点。
要概述一部多达十卷对开本的著作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些作品是在博学的勒克莱尔先生的监督下印刷的。在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以及奈特和乔丁所写的详尽传记中，可以找到关于伊拉斯谟的详细生平记述。
桐君山人曰：伊拉斯谟——行走在刀锋上的人文主义智者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文艺复兴时期最复杂的思想家之一，他既是人文主义的旗手，又是宗教改革的旁观者；既是教会的批评者，又拒绝与罗马决裂。他的生平（1466-1536）恰逢欧洲从中世纪迈向现代的剧变时代，而他本人则成为这场变革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矛盾体——既推动变革，又畏惧彻底的反叛。
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以辛辣的讽刺揭露教会的腐败、学者的迂腐和世俗的愚昧，但他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温和的改良派。他相信教育而非暴力，讽刺而非颠覆。他的希腊文《新约》校勘本动摇了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为宗教改革埋下种子，但他本人却对路德的激进深感不安。他的困境在于：他渴望净化信仰，却不愿摧毁教会；他批判权威，却恐惧无政府状态。
当宗教改革爆发，伊拉斯谟被双方拉扯——新教徒希望他公开支持路德，天主教徒要求他谴责异端。但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既批评教会的弊端，又警告分裂的危险。这种中庸立场使他被双方质疑：在激进者眼中，他是懦夫；在保守者眼中，他是危险的动摇者。但更深层看，他的犹豫恰恰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核心困境——批判易，重建难；破坏易，平衡难。
伊拉斯谟终身漂泊，从荷兰到英格兰，从巴黎到巴塞尔，从未真正属于任何一方。这种流亡状态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比同时代人更早意识到：真正的启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混乱中保持独立判断的能力。他的悲剧在于，在一个日益极化的时代，温和派往往最先被碾碎。
伊拉斯谟预演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既要批判权力，又无法彻底摆脱体制；既渴望影响时代，又拒绝被任何阵营收编。他的思想遗产不在某个具体学说，而在于一种精神姿态：在狂热时代保持冷静，在绝对化潮流中捍卫复杂性的尊严。
今天，当极端主义再度席卷世界，伊拉斯谟的困境显得尤为深刻。他提醒我们：最大的勇气有时不在于站队，而在于拒绝简单化的答案；真正的智慧未必是坚定，而是对自身局限的清醒认知。他失败了，因为他那个时代容不下中庸；但他又成功了，因为五个世纪后，我们仍在学习他的教训。
他是人文主义的泰斗，却终被新旧两教抛弃；他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却与路德分道扬镳；他毕生追求基督教的纯洁，却在临终时拒绝神父的临终圣礼。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这位16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用自己矛盾的一生诠释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永恒困境。
手持《愚人颂》这柄讽刺利剑，他刺穿了教会的虚伪与学者的迂腐；凭借希腊文《新约》的校勘，他动摇了罗马教廷的释经权威。然而当宗教改革的烈火真正燃起时，这位点火者却退避三舍。他不是懦夫，而是太清醒——清醒地看到狂热可能带来的灾难，清醒地意识到非此即彼的选择可能导致的文明断裂。
终其一生，伊拉斯谟都在走钢丝：在批判与保守之间，在改革与守成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像一位高超的杂技演员，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努力保持平衡，最终却从钢丝上坠落，被新旧势力同时抛弃。
当这位“欧洲的导师“1536年在巴塞尔孤独离世时，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愚人颂》的智慧，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在狂热时代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在非黑即白的呐喊中守护思想的复杂性。有时最激进的反叛，不是加入某一方的战吼，而是坚持发出自己清醒而孤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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