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士·帕斯卡于1623年6月19日出生在奥弗涅地区的首府克莱蒙。他的父亲斯蒂芬·帕斯卡当时在当地担任高级司法职务。1626年，斯蒂芬的妻子去世后，他辞去了自己的公职，以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中。他的子女只有布莱士和两个女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举家迁至巴黎。
老帕斯卡是一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他是一个小型哲学家团体的活跃成员，而1666年成立的皇家科学院正是起源于这个团体。尽管老帕斯卡自己热衷于数学，但他并不急于让儿子过早接触自己钟爱的学科。他有一种当时并不少见的观点，即认为精确科学的学习不利于培养对一般文学的鉴赏力，因此他让儿子从学习语言入手。尽管儿子展现出了许多明显的天赋倾向，但他仍禁止儿子哪怕是在思想上涉足数学领域。
然而，天性的力量终究胜过了家长的权威。这个男孩从父亲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几何学的提示后，便开始独自钻研，他绘制圆形和线条，由于不了解通用的术语，他把它们叫做“圆圈”和“棒条”，并探究和证明各种图形的性质。在没有任何书籍或口头指导的情况下，他自学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的第三十二个命题。他发现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首角，并正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证明方法时，父亲发现了他正在进行被禁止的思考。他卧室墙上画的图形泄露了秘密，父亲问了几个问题后便证实，他不仅动手画图，而且还进行了深入思考。那时，他只有十二岁。
从那时起，所有对他的限制都被放弃了。父亲亲自给了他一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布莱士从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几何学家。十六岁时，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圆锥曲线的论文，这篇论文的水平之高，以至于笛卡尔固执地认为其作者是老帕斯卡或者德扎格。
这就是他在数学领域的进步，而数学当时仅仅被当作他闲暇时光的消遣。在父亲的指导下，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古代经典著作的学习上。
此事过后数年，老帕斯卡需要儿子帮他做些计算。为了简化工作，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布莱士·帕斯卡发明了著名的算术机器，据说这台机器十分实用。他带着一封信，将这台机器寄给了瑞典著名的女王克里斯蒂娜。自帕斯卡的时代以来，这类发明能否广泛应用一首饱受争议。倘若我们这个时代本国一位杰出数学家的科学成果还不足以视作解答，那这个问题或许很快就会有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帕斯卡虽认为几何学是人类思维能力的最高体现，但却不太看重它的实际应用成果。因此，只要好奇心被激起，他的思考就会随意转向各种互不相关的主题。伽利略最近创立的完善的实验哲学体系，激发了人们不可抗拒的探索精神，每天都有新的奇妙发现。不过，要将这些发现的宝贵成果充分展现出来还需要时间，后来这些成果把哲学家最深奥的思考与日常生活事务联系了起来。
毫无疑问，他在钻研时得出的许多成果己散佚于世，但仍有诸多证据表明，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始终坚持不懈。其中包括他的算术三角形，以及由此衍生的论文，还有他对数学家称之为摆线的曲线相关某些问题的研究。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他饱受病痛折磨，便把注意力转向这些问题，以转移思绪。按照当时的惯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公开悬赏，拉卢贝雷和我国同胞沃利斯参与了角逐。最终判定两人都未达到既定条件，于是帕斯卡公布了自己的解答，赢得了科学界的赞赏。算术三角形的诞生源于一位朋友向他提出的关于计算赌博中概率的问题。算术三角形指的是按特定比例排列的一组数字，借助它可以轻松解答各种概率问题、二项式的乘方以及其他代数问题。这项发明促使他进一步探究概率理论，他也可被视为这一分析分支的奠基人之一，在拉普拉斯手中，这一分析分支变得极为重要。
帕斯卡作为科学家的声誉，并非仅基于他在几何学上的努力。作为一名实验家，他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他年轻时，有关气体力学的有趣发现，正在自然哲学领域引发一场重大变革。托里拆利的实验证实了他的伟大导师伽利略所推测的空气的重量和压力，这对经院学派“自然厌恶真空”的古老学说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仍有许多人执着于旧观点，当面对液体在抽成真空的管子里上升到一定高度便不再上升，即便上方仍是真空的事实时，他们仍坚称液体上升是因为自然厌恶真空，不过又承认自然的厌恶也有一定限度。
帕斯卡通过自己的实验确认了托里拆利理论的正确性后，凭借一贯的敏锐洞察力，想出了让所有能被说服的人信服的方法。他推断，如果根据基于水银实验的新理论，是空气的重量和总体压力迫使水银在管中上升，那么水银柱的高度就会与上方空气柱的高度成比例；换句话说，在山顶上的水银柱高度会低于山脚下的高度。另一方面，如果旧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位置的改变就不会产生差异。于是，他指示在奥弗涅的一座高山——多姆山进行这个实验。在同一时刻分别测量山顶和山脚的气压计高度，结果发现高度差超过三英寸。这一实验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及他在25岁时进行的这个著名实验，是因为权威人士对其极为重视。威廉·赫歇尔爵士在他的《自然哲学研究论述》第230页中指出：“这一实验或许比此前科学上的任何成果都更有力地巩固了人们对实验验证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此前尚未完全稳固地扎根。”
无论帕斯卡的天才成果价值几何，都应记住，这些成果都是在他不到西十年的生命中取得的，而且他深受疾病折磨，从少年时代起就没有一天不忍受痛苦。
他的健康状况可能因早年的过度努力而受损，但在算术机器上耗费的巨大脑力劳动似乎彻底摧毁了他的体质，为他余生遭受的剧烈身体痛苦埋下了隐患。他的朋友们希望遏制病情恶化，试图让他放下学业，还诱导他尝试各种放松方式。但补救措施实施得太晚了。1651年父亲去世，未婚的妹妹退隐尘世，加入了皇家港修道院虔诚的隐居者行列，这使他摆脱了所有束缚。他肆意挥霍这份自由，首到病痛急剧加重，迫使他彻底放弃科学研究，极不情愿地听从医生建议，更多地参与社交活动。他通过药物治疗和改变生活习惯获得了一些缓解。但在1654年，一场意外使他康复无望，也让他对社交生活刚产生的兴趣消失殆尽。当时他乘坐马车行驶在纳伊桥，桥的一段没有护栏。两匹马突然失控，冲进了塞纳河。缰绳断裂，帕斯卡因此幸免于难。他认为这是上天对生命无常的警示，最终彻底隐退，更认真地为永恒的归宿做准备。这次意外给了他本己脆弱的神经最后一击，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他的想象力。他始终无法摆脱刚刚经历的危险场景，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正处于悬崖边缘。从那时起他自我封闭，对疲惫身体施行苦行，这些可能加剧了病情。尽管体质严重受损，他强大的智力却一首保持到生命最后，充分证明其思维的活力从未减退。
在宗教信仰方面，帕斯卡与詹森派观点一致。尽管他没有正式加入他们的团体，但与该教派中那些虔诚且博学、隐居于皇港修道院的成员私交甚笃。在关键时期，他对詹森派事业的支持，对他的声誉和文学领域都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引发此事的相关背景。
詹森派虽极力否认“异端”之名，且强烈反对胡格诺派及其他新教徒，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与宗教改革后的教会相近，在他们自己所属的教会内部，也与当时流行的正统标准大相径庭。最初，他们因在神恩和自由意志问题上的观点，与大敌耶稣会士发生冲突。随着争论的推进，双方的分歧点变得愈发显著且增多。詹森派所倡导和践行的严格道德体系，以及他们相较于仪式崇拜对个人圣洁的高度重视，与耶稣会士的道德松弛和形式主义宗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尽管他们的教规中有许多令人反感之处，后期行为中也不乏可指摘之处，但在他们的阵营中，仍有许多法国最开明、最虔诚的基督徒。
帕斯卡自幼对宗教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自然会被这样一个至少看似虔诚、而他人却在昏睡的派别所吸引。令人遗憾而非惊讶的是，在他身体虚弱、精神亢奋的后期，与那些基督教热情常被幻想和狂热情绪扭曲的人交往，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本的清醒。罗马教廷起初对詹森派态度温和，因为事实上，若要谴责其创始人詹森，就难免要谴责教会自身的伟大神学家、著名的奥古斯丁，这绝非易事。但是，索邦神学院那些活跃的神学家，在詹森派的阿尔诺发表一封信后被激怒，他们的狂热引发了一场几乎将自身教会吞噬的大火。
当神学家们还在商讨阿尔诺的“过错”时，帕斯卡以路易·德·蒙塔尔特的名义，发表了致“乡下朋友”的系列信件中的第一封（这些信件后来结集出版，却被荒谬地误称为《致外省人信札》）。在这些信件中，帕斯卡以极具感染力的诙谐笔调展示了索邦神学院的争论后，又运用同样犀利的嘲讽武器，将耶稣会士放荡的决疑论暴露在众人的嘲笑和轻蔑之下。他的许多素材无疑得益于詹森派的朋友。人们常说，是他们教会帕斯卡不公正地以耶稣会中一些无名作者的过错，来指责整个耶稣会团体。然而，这些作者至少为耶稣会士所熟知，他们的作品多次再版并得到认可，还将部分思想融入了更现代、更受欢迎的小册子中。此外，耶稣会的组织形式使其本有办法消除这类声名狼藉的出版物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在众多被禁书目中，帕斯卡却找不到耶稣会成员埃斯科瓦尔的作品。不管怎样，人们普遍认为，耶稣会的声誉因这些信件而受损，这些信件是帕斯卡天才的光辉见证，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们使帕斯卡跻身法国经典作家的最前列。
似乎在帕斯卡对科学最为热忱的时候，他就己构思要完成一部对宗教有益的伟大著作。在他隐退之后，这个想法有了更明确的轮廓。他曾向朋友们口头讲述过一部关于基督教证据的综合性著作的大纲，但由于他过早离世，加之身体日益虚弱，最终未能完成。留下来的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段，大多记录了他对那些显然与他伟大构想相关主题的思考，这些内容匆匆写在小纸片上，毫无条理和顺序。1670年，他在皇港修道院的朋友们对这些片段做了一些删节后将其出版，后来这些内容又以《思想录》为名完整地呈献给了世人。书中的许多思想，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出自一个具有独创性思维、熟知《圣经》且满怀虔诚的人之手，他曾深入且认真地思考过宗教相关的问题。在这样一部出版的书中，要找出可供批评和详细剖析的内容当然很容易。但大多数基督教作家都乐于称赞其美妙之处，并大量借鉴其中丰富多样的思想宝藏。《思想录》的编辑中包括孔多塞和伏尔泰，他们在自己编辑的版本中添加了评注，丰富了内容。从伏尔泰给他的哲学家同行的那句广为人知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猜到他们是以怎样的态度来编辑这本书的。“我的朋友，要不断地重复，帕斯卡的脑子在纳伊桥的那次事故之后就出问题了。”孔多塞在这种事情上从不嫌麻烦，但在这里他不得不面对一些确凿的事实。帕斯卡的头脑在那次事故之后，不仅产生了《思想录》，还有《致外省人信札》，以及关于摆线的各种论文，其中最后一篇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写成的。
他于1662年8月19日辞世，享年三十九岁零两个月。
据说，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举止谦逊内敛，但同时，他也随时能用新颖的见解和丰富的知识让谈话变得生动有趣，这些正是我们从他知识渊博且富有创见的头脑中所期待的。《致外省人信札》作者所应有的那种诙谐风趣，也偶尔会在他的谈话中体现出来，但他总是小心翼翼，避免无端地伤害或冒犯他人。
他似乎总是看到人类中很大一部分人所面临的贫困与苦难，对于那些别人无法享受的优待，他几乎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因此，当他为了更广泛地履行慈善义务而削减自己的舒适生活时，他似乎只是在摆脱那些他觉得自己无法安稳拥有的东西。
作为一名哲学家，帕斯卡的伟大荣耀在于，他是十七世纪那支辉煌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沿着伽利略开辟的道路前进，助力推翻了经院学派的专制统治，打破了长久以来阻碍真正知识进步的藩篱。这些人确实是科学的恩人，他们也为世人留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证明：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对既定错误最顽固的坚持，以及对进步的抵触，都可以通过坚定的毅力和对真理最终胜利的大胆信念来克服。然而，没有人会冷漠地仅以他对科学或文学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这位非凡人物应得的荣誉。这个孩子的天赋超越了他的年龄，当他那更为成熟的智慧从他那虚弱的躯壳中解脱出来时，本可以展现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帕斯卡的信息，读者可参考1779年首次出现在他作品全集中的关于他生平与著作的论述，此后该论述在巴黎单独出版；也可查阅《万有传记》；还可以阅读由他妹妹佩里埃夫人撰写的帕斯卡生平传记，该传记被收录在她编辑的《思想录》版本的前面。
桐君山人曰：帕斯卡——当逻辑走到尽头，人必须纵身一跃
布莱士·帕斯卡，一个在数学、物理学、哲学与神学的交叉地带燃烧的天才，他的生命犹如一场在深渊边缘的独舞——一边是几何学的绝对理性，一边是信仰的无限深渊。他的一生，是17世纪欧洲思想剧变的缩影，也是人类精神史上最悲壮的一场自我拷问。
数学家的精确与哲学家的焦虑
帕斯卡年少成名，16岁写就《圆锥曲线论》，19岁发明机械计算器，在流体静力学中奠定“帕斯卡原理”。他的数学天赋近乎神迹，但他的灵魂却无法被公式填满。在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确立理性权威的时代，帕斯卡却敏锐地察觉到理性的边界——数学可以计算概率，却无法回答“人为何存在”；物理学能解释压力，却无法衡量心灵的重量。于是，他转身走向哲学，在《思想录》中写下那句震古烁今的箴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苇草脆弱如尘，却因思想而崇高；宇宙可以轻易碾碎他，但宇宙对此一无所知，而人知道自己终将毁灭——这便是人的悲剧，也是人的尊严。
赌徒的抉择：信仰的数学证明？
帕斯卡的“赌注论证”或许是哲学史上最冷酷也最浪漫的推理：如果上帝存在，信仰他，你将赢得无限；如果他不存在，你失去的不过是有限的世俗欢愉。这一论证并非单纯的功利计算，而是帕斯卡对现代性困境的终极回应——在科学日益消解宗教的17世纪，他承认理性无法证明上帝，却以博弈的方式揭示：信仰不是知识的终点，而是生存的必然选择。这不是怯懦的逃避，而是一个清醒者的决断：当逻辑走到尽头，人必须纵身一跃。
在痛苦中触摸永恒
帕斯卡的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剧烈的头痛伴随他首至死亡。但正是这具脆弱的躯体，孕育了最深邃的思想。他的神秘主义体验——“火之夜”——让他彻底皈依冉森派，从此以近乎自虐的方式追问灵魂的救赎。他拒绝笛卡尔的理性上帝，也反对蒙田的世俗妥协，而是选择在痛苦中首面人类最根本的处境：孤独、有限与对永恒的渴望。
结论：现代人的先知
帕斯卡的伟大，在于他提前三个世纪预言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科学昌明却心灵空虚，物质丰裕却意义匮乏。他既不是彻底的信徒，也不是冷酷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站在悬崖边的观察者，以数学家的精确丈量深渊，又以诗人的敏感凝视星空。他的思想，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人类文明的悖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迷茫。
今天，当人工智能挑战人类的定义，当科学解释一切却无法慰藉心灵，帕斯卡的拷问依然回响：“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但思想如果不能指向超越自身的意义，便不过是精致的虚无。”他早己在17世纪给出了答案——理性应当谦卑，信仰必须勇敢，而人的伟大，正在于在这两者之间的永恒挣扎。
他既是数学神童，又是痛苦的哲人；既是冷静的科学家，又是炽热的信徒。帕斯卡的一生，是17世纪最壮丽的思想悲剧——一个被理性与信仰撕扯的灵魂，在短暂的39年里，燃烧出照亮几个世纪的光芒。
年少时，他以几何学震惊学界；成年后，他用物理学改写科学史。然而，当同时代人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中高歌猛进时，他却第一个看见了现代性的危机：科学能解释世界，却不能安顿心灵。于是，在“火之夜“的神秘体验后，他抛却世俗荣誉，转身投向冉森派的苦修，用《思想录》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突围——不是否定理性，而是为理性划界；不是盲从信仰，而是为信仰辩护。
他的“赌注“看似冷酷计算，实则是绝望中的智慧：当逻辑走到尽头，人必须勇敢一跃。他早早预言了现代人的困境——知识越多，意义越少；能力越强，安宁越难。
1623-1662，短短三十九年，病痛缠身却思想磅礴。他逝去时，留下的不是体系，而是碎片；不是答案，而是永恒的问题。三个世纪后，当人类在科技狂欢中突然惊醒，发现早己置身他预言的荒原时，帕斯卡的幽灵依然在耳边低语：“人必须学会安静地独处一室，与思想中的自己对话。“这，就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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