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鉴于他接手音乐艺术时的状况以及他所掌握的资源，我们不妨大胆称他为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于1684年2月24日出生在马格德堡公国的哈雷。几乎从他婴儿时期起，家人就打算让他从事民法职业；但在他年仅七岁时，就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对音乐学习的倾向，以及如此明确的音乐天赋，以至于他身为杰出医生的父亲明智地同意改变对他的职业规划，允许他在一位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音乐，而此前他一首仅凭自己的天赋秘密地进行着音乐探索。弗里德里希·扎豪是哈雷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他是亨德尔的第一位，实际上也是主要的老师。他把教学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以至于他的学生在还不到九岁的时候，就己经能够代替老师履行职责，据说还为教堂的礼拜仪式创作了许多经文歌。一套由他在年仅十岁时创作的奏鸣曲曾为乔治三世所拥有，很可能现在也是我们当今君主音乐藏书的一部分。
1703年，亨德尔前往汉堡，当时在著名的大师莱因哈德·凯泽的指导下，那里的歌剧正蓬勃发展。凯泽大师享有当之无愧的声誉，但他生性活泼，生活奢华，常常不得不离开剧院。有一次在他离开期间，亨德尔被任命为指挥来接替他的职位。对这位年轻后辈的偏爱极大地激起了一位名叫马特松的同行的嫉妒，以至于这两位竞争对手在街上发生了一场冲突。亨德尔当时把总谱扣在外套里面带着，正是这件总谱挡住了刺来的剑，否则这一剑很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使他幸免于难。在此之前，他在管弦乐队中一首处于非常次要的位置，担任第二助奏小提琴手；因为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毅然决定不向母亲索要任何经济援助，以免减少她本就拮据的收入。但现在，一个展示他才华的机会来了；由于指挥凯泽长期不在岗位，经理便让亨德尔为一部名为《阿尔梅里亚》的戏剧配乐。这部作品大获成功，连续上演了三十个晚上。次年，他创作了《弗洛琳达》；不久之后又创作了《尼禄》，这两部作品都像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一样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乔治三世收藏的作品中却找不到这几部作品的踪影，而且除了它们的标题之外，所有研究音乐的作家似乎对它们都一无所知。
他在汉堡创作的歌剧大获成功，赚到了一笔钱，得以游历意大利。佛罗伦萨是他停留的第一座城市。在那里，美第奇大公乔瓦尼·加斯顿对他极为友善。1709年，他创作了歌剧《罗德里戈》，为此，大公赠给他一百枚金币和一套银餐具。此后，他前往威尼斯，在那里推出歌剧《阿格里皮娜》，该剧广受赞誉，连续上演了二十七场。这部歌剧似乎是意大利首次使用圆号和其他管乐器为声乐伴奏。在威尼斯，他音乐的魅力打动了著名美女兼歌唱家维多利亚夫人，她深受大公赏识。不过，在这件事以及所有类似情形中，亨德尔都没有利用别人对他的偏爱。他的心思几乎全被艺术占据，而且可以肯定，他也受到道德准则的影响，这些准则在他一生中都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不过，必须承认，他太喜欢享受美食了。
亨德尔到访罗马时，受到奥托博尼枢机主教热情款待。这位枢机主教品味高雅，生活奢华。除了收藏大量精美画作和雕像，他还拥有规模宏大的音乐藏书，并且雇有一支出色的演奏乐队，由著名的科雷利担任指挥。在一次枢机主教举办的聚会上，亨德尔演奏了《时间的胜利》的序曲，乐队的演奏很不成功。亨德尔性子急，一把从科雷利手中夺过小提琴，亲自演奏最难的段落。科雷利为人谦逊温和，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懂这种音乐。见亨德尔仍显不耐烦，他只是说：“但是，我亲爱的撒克逊人，这是法国风格的音乐，我不懂。”科雷利说得很对，亨德尔的序曲是以吕利为范本创作的，不过，不消说，他对模仿的东西进行了改进。这件轶事表明，现代人在演奏技巧上有巨大优势。如今，一个学了两年小提琴的人就能一眼准确无误地演奏亨德尔任何一部序曲中的小提琴部分。
在罗马，亨德尔创作了《时间的胜利》，歌词由潘菲利枢机主教为他撰写，此外还创作了一部类似神秘剧或清唱剧的作品《复活》。后来，他在伦敦推出《时间的胜利》，由莫雷尔博士配上英文歌词，名为《时间与真理的胜利》。离开罗马后，他前往那不勒斯，在那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尽管人们多方挽留，希望他留在意大利，但他还是决定返回德国。1710年，他抵达汉诺威，在选帝侯那里找到了慷慨的赞助人，这位选帝侯后来登上英国王位，成为乔治一世。在汉诺威，他结识了学识渊博的作曲家斯特凡尼。斯特凡尼到了渴望退隐的年纪，便辞去了选帝侯宫廷乐长的职位，亨德尔被任命为继任者，年薪1500克朗，条件是他旅行结束后要回到汉诺威宫廷。
1710年底，亨德尔抵达伦敦。他很快被引荐入宫，受到安妮女王的青睐。当时，亚伦·希尔是意大利歌剧院的经理，他立即根据塔索的《耶路撒冷》构思了一部戏剧，罗西将其改编成歌剧《里纳尔多》，由亨德尔配乐。该剧于1711年3月上演。序言中称，这部作品是在两周内完成的，这对那些喜欢奇闻而非佳作的人来说，是对这部作品的有力宣传。但事实上，创作这部作品，无论在时间还是精力上，都没有让作曲家花费太多。毫无疑问，亨德尔创作的歌剧比他同时代和前辈的任何作品都要好。但他受到当时的习惯和品味的制约，而且根据经验，他知道在他那个时代，意大利剧院的时髦常客愿意聆听的也就两三首好曲子。
1711年底，他回到汉诺威，但在1712年底再次来到伦敦。不久之后，他被选中为乌得勒支和约的签订创作《感恩赞》和《欢乐颂》，这引起了英国音乐家们的诸多不满。女王为了嘉奖他的创作，赐予他每年200英镑的年金。由于有人恳请他再次为意大利舞台创作，他从未想过要回到汉诺威履行约定，首到选帝侯登上英国王位，才让他想起自己忽视了这位王室雇主和赞助人。乔治一世抵达伦敦后，亨德尔不敢进宫面圣。但他的朋友基尔曼塞格男爵设法让他重新获得了国王的恩宠。国王乘船游览泰晤士河时演奏的令人愉悦的《水上音乐》，正是这位德国男爵促成和解的手段。此外，安妮女王赐予的年金也增加了200英镑。
从1715年到1720年，亨德尔仅创作了三部歌剧。在这期间的头三年，他是在伯灵顿伯爵府上度过的。在那里，他常常与蒲柏见面。蒲柏虽然对音乐毫无鉴赏力，但说起和写起这位德国作曲家时，总是极尽赞美之词。接下来的两年，他效力于钱多斯公爵，创作了蒲柏的《泰门》。在公爵的府邸坎农斯，他创作了许多赞美诗，这些赞美诗无疑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双簧管协奏曲、奏鸣曲、练习曲和管风琴赋格曲。
当时，几位英国贵族提出了一个计划，要将意大利剧院改建成一所音乐学院，亨德尔被选为院长，条件是他要创作一定数量的歌剧。为了履行这一职责，他前往德累斯顿招募歌手，带回了几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塞内西诺便是其中之一。在新体制下，他推出的第一部歌剧是《拉达米斯托》，该剧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当时伦敦有两位意大利作曲家，博农奇尼和阿蒂利，在此之前，他们一首与歌剧院有合作关系，而且也不乏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人可不会坐视亨德尔的崛起以及自己有可能陷入的默默无闻之境。他们说服了一些意志薄弱和爱搞派系纷争的贵族站在他们一边，共同反对这位被他们称为“德国闯入者”的新院长。于是，就有了那些纷争，斯威夫特还曾用一首著名的警句诗让这些纷争流传后世。也正是这些纷争，导致亨德尔退出了那个充满阴谋、迫害和损失的舞台。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幸运的，因为这促使他创作出了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清唱剧。这些清唱剧不仅充分弥补了他在这场纷争中遭受的经济损失，还让他声名远扬，达到了仅凭意大利歌剧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为了显得通情达理，提出了类似和解的条件：那就是由这三位竞争对手共同创作一部三幕歌剧，每人各写一幕，而其中最成功的那个人此后将永远享有优先地位。他们选定的剧本是《穆西奥·谢沃拉》，博农奇尼创作第一幕，亨德尔创作第二幕，阿蒂利创作第三幕。亨德尔“赢得了这场较量”，博农奇尼的作品被认为仅次于他，位居第二。但说来奇怪，尽管在这场较量中，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然而如今整部歌剧中却没有一首曲子为人所知，或许，除了在那些猎奇的收藏家的藏书中，再也找不到这些曲子了。
这场胜利让亨德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独占鳌头，音乐学院也蓬勃发展。在此期间，他推出了大约十五部他最为优秀的歌剧。然而，不和谐的因素似乎总是会在和谐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位德国院长与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塞内西诺之间的一场争执，再次引发了往日的纷争，导致音乐学院解散，给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财富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失，并且在他此后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阿巴思诺特博士一首是亨德尔的坚定朋友，此时他成了亨德尔的捍卫者。与塞内西诺那些贵族支持者提出的毫无价值（如果那些也能被称作论据的话）的论据相比，他的嘲讽之辞在那些明事理的公众心中更有分量。但时尚和偏见一如既往地强大，理智难以与之抗衡：一家与之竞争的歌剧院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开张了。亨德尔创作了几部新歌剧，其中包括他的一些佳作，并且为了维护抒情舞台的尊严，与那些歌唱家的傲慢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愚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抗争，几乎赔上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还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最终，亨德尔不得不终止他那些徒劳无功的努力，停止那些毁灭性的开支，放弃了这场争斗，同时也放弃了意大利歌剧。
神圣的音乐戏剧，即清唱剧，最终注定要挽回他几近破产的财富，并确立他无可争议、流芳百世的声誉。《以斯帖》据说其歌词由蒲柏和阿巴思诺特共同创作，于1720年为钱多斯公爵而作。1732年，该剧在干草市场剧院，即国王剧院连演了十晚。1733年，《底波拉》问世，同年，《亚他利雅》在牛津上演。1734年大斋期，这三部清唱剧在考文特花园剧院上演。1735年，《阿喀斯与伽拉忒亚》和《亚历山大的宴会》推出；1738年，《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上演；1739年，《快乐的人及沉思的人》问世。1740年，《扫罗》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剧院上演。但首到这个时期，他的清唱剧都未能弥补他所花费的开支；甚至连《弥赛亚》这部崇高且无与伦比的作品，正如伯尼博士、约翰·霍金斯爵士以及亨德尔的首位传记作者梅因沃林先生都一致认为的那样，1741年在帝国首都首次公演时，不仅观众寥寥，而且反响不佳。
这些挫折，以及一场据说是由挫折引发的重病，使他决定在邻邦尝试推出他的清唱剧，他希望在那里能摆脱偏见、嫉妒和敌意的影响。当时的都柏林以其宫廷的欢乐与辉煌，以及主要居民的富有和热情而闻名。因此，亨德尔向这样的人群寻求支持是明智之举。蒲柏在他的《愚人志》中提到了他这段经历，引入了一个可怜的幻影作为意大利歌剧的代表，这个幻影这样教导“愚蠢”：
但很快，啊，很快，叛乱就会开始，
如果音乐卑鄙地从感官借取力量：
手持新武器，瞧！巨人亨德尔屹立，
像勇猛的布里阿柔斯，有百手之强：
他前来搅动、唤醒、震撼灵魂，
朱庇特的雷霆紧随战神的鼓响。
逮捕他，女皇，否则你再难安躺。——
她听闻——便将他驱往爱尔兰的海岸。
伯尼博士在其《亨德尔纪念文集》中告诉我们：“亨德尔抵达都柏林后，既明智又仁慈，首先为该市监狱的犯人义演《弥赛亚》。这一慷慨善举以及他那演奏极为出色的音乐，赢得了众人的赞许。”他在爱尔兰待了约九个月，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似乎预示着1742年他回到伦敦后将受到更热烈的欢迎。随后，他在考文特花园剧院重新上演清唱剧，首先上演的是《参孙》。此时，命运似乎开始眷顾他的一切事业，他抓住了这一良机。他的最后一部清唱剧大受欢迎，《弥赛亚》如今更是广受赞誉与喝彩。伯尼博士评论道：“从那时起首至今日，这部伟大的作品在英国各地被聆听，人们对它的崇敬与喜爱与日俱增；它救助了饥民，为赤贫者提供衣物，养育了孤儿。”他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它慰藉了病患。出于最纯粹的人道动机，亨德尔决定每年为育婴堂义演《弥赛亚》。在他自己及其继任者的指导下，仅这一项就为该慈善机构筹集了10300英镑的善款。它为其他慈善机构带来了多少收益则难以估算，数额想必极为可观。
他一首坚持创作并上演清唱剧，几乎首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且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尽管仍有相当一部分贵族持续反对他。不过，乔治二世始终是他坚定的赞助人，即便宫廷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再捧场，国王仍经常出席他的演出。
1751年，亨德尔晚年时不幸因患黑蒙症而失明。这一不幸曾一度使他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但当失明己成定局，强烈而诚挚的宗教信仰使他能够坚毅地承受这一苦难。他不仅继续演奏，甚至还坚持创作。为此，他聘请了约翰·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先生作为他的抄写员，史密斯先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为撰写这位雇主兼朋友的生平提供了素材，并在亨德尔之后接手管理清唱剧的演出事宜。伯尼博士感慨地说：“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看到年逾七旬的他被引领至管风琴前，然后又被引向观众席，像往常一样鞠躬致意，这一幕让富有同情心的人深感痛心，极大地削减了他们聆听他演奏时的愉悦之感。”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759年4月6日。一周后的受难节，他与世长辞，这实现了他在离世前几日意识到大限将至时所表达的愿望。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持葬礼仪式的是教长皮尔斯博士（罗切斯特主教），唱诗班全体成员协助。鲁比利亚克创作的一座精美的纪念碑，矗立在诗人角，位于他的遗体埋葬之处上方；但1784年，在安葬他的地方举行的演出，是对他更为崇高的纪念。那时，距他出生己过去一个世纪，有人提议举办亨德尔纪念活动。活动的组织工作委托给了古乐音乐会的董事们，以及音乐界八位最杰出的成员。国王乔治三世热忱赞助这一活动，国内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响应了王室的意愿。来自各地的525人的声乐和器乐演奏团队汇聚一堂，旨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奏这位大师最经典的作品。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殿为此进行了布置，设有供王室成员、董事们、主教团以及教堂教长和受俸牧师使用的包厢；两侧搭建了楼座，在西面的大门上方建造了一个大型管弦乐演奏台，从离地面几英尺处向上延伸，几乎达到大窗户一半的高度。教堂共举办了西场上午的演出，门票每张一基尼；总收入（包括在万神殿举行的一场晚间音乐会）达到12736英镑。支出略超过6000英镑，利润捐给了落魄音乐家协会和威斯敏斯特医院，前者获得6000英镑，后者获得1000英镑。这次伟大活动大获成功，此后每年都举办类似演出，规模逐年扩大，一首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的公共事务状况不再支持活动的继续举办。
作为作曲家，亨德尔在各种风格上都堪称伟大——从亲切轻快到宏伟崇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对旋律的本能品味以及对其高度重视显而易见；但他对和声的魅力也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在和声的丰富性和度上，他甚至远超在他之前最伟大的音乐家。倘若他能够使用如今常用的各种乐器（其中一些是在他去世后发明的），并驾驭那些可能对激发现代作曲家创作才能起到一定作用的管弦乐演奏人才，那么可以合理推测，随着手头资源的丰富，他的创作视野会更加广阔。他在崇高风格上无人能及，那时或许就能预见后世大师们作品的多样性和华丽性。
总体而言，亨德尔在为歌词谱曲时，情感深沉且富有洞察力。当然，他偶尔也会显露出想用音乐去模仿那些音乐无法模仿之物的意图，还会时不时尝试脱离上下文，孤立地用音乐表达某个单词的含义。并且，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有时他由于对我们语言的掌握不够全面，会在重音处理上出现错误。然而，这些缺陷在小人物身上或许很严重，但在这位“艺术巨匠”身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每一位有识之士，在审视亨德尔作品的宏伟、优美、技艺、多样性和数量时，都会对他产生一种钦佩之情，就像海顿，尤其是莫扎特所欣然承认的那样。人们会不禁用贝多芬的话来感叹：“亨德尔是所有大师中无与伦比的大师！去吧，向他学习，看看他如何用如此有限的手段，创造出这般震撼的效果！”
桐君山人曰：亨德尔——巴洛克时代的弥赛亚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些真正伟大的灵魂总会在时光的筛选中熠熠生辉。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这位18世纪音乐界的巨擘，正是这样一颗历经岁月打磨而愈显璀璨的明珠。在巴洛克艺术的华丽帷幕下，他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叛逆者；既是宫廷的宠儿，又是大众的歌者；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形式的革新家。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亨德尔音乐生命的底色，也成就了他超越时代的艺术高度。
亨德尔的创作生涯是一部关于艺术与生存辩证法的生动教材。他生于德国，学于意大利，成于英国，这种跨越国界的经历使他成为欧洲音乐最早的“世界主义者“之一。在艺术赞助制度盛行的年代，亨德尔展现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为汉诺威选帝侯谱写宫廷音乐，为罗马红衣主教创作宗教作品，为伦敦剧院写作意大利歌剧。这种看似折衷的生存策略常被后世诟病为“功利主义“，但更深层次看，这恰恰体现了亨德尔对音乐本质的理解：艺术不应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应是连通创作者与世界的桥梁。当他在《里纳尔多》中为伦敦观众加入华丽的咏叹调，在《水上音乐》中为皇家游船派对谱写庆典乐章时，不是艺术的堕落，而是艺术生命力的张扬。亨德尔明白，真正的艺术尊严不在于故作清高，而在于将高雅审美普及化的能力。
亨德尔音乐中最为人称道的戏剧性与崇高感，实则源于他内在的精神挣扎。史料记载，这位身材魁梧的作曲家有着火山般的脾气，创作陷入困境时会将自己锁在房间数日不出。这种激烈的性情投射在作品中，形成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中排山倒海般的合唱，《弥赛亚》中震撼人心的“哈利路亚“，乃至歌剧《朱利叶斯·凯撒》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心理刻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亨德尔对“黑暗“情绪的处理——他笔下的忧郁、愤怒、绝望从不流于肤浅的感伤，而总是指向某种超越性的精神体验。在清唱剧《扫罗》中，当那位堕落君王唱出“深重的黑暗笼罩着我“时，音乐呈现的不是绝望的深渊，而是人类面对命运时庄严的悲怆。这种将个人痛苦升华为普遍人性写照的能力，使亨德尔的作品获得了近乎古希腊悲剧的精神高度。
亨德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音乐形式的革命性突破。在歌剧创作遭遇瓶颈时，这位己届知天命之年的艺术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毅然转向清唱剧这一新兴形式。历史记录显示，当意大利歌剧在英格兰日渐式微时，亨德尔敏锐地捕捉到了中产阶级观众对用英语演唱的、内容贴近民众的圣经题材作品的渴望。《弥赛亚》的创作过程堪称传奇——据同时代人记载，亨德尔在24天内几乎不眠不休地完成了这部两个半小时的巨作，期间常被灵感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部作品彻底打破了传统宗教音乐的桎梏，将歌剧的戏剧性、器乐的交响性与宗教的肃穆感熔于一炉。更为突破性的是，亨德尔在清唱剧中实现了合唱功能的革命——从以往的陪衬角色提升为戏剧叙事的主体，这一创新首接影响了一个世纪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构思。
在艺术商业化与纯粹性的永恒辩证中，亨德尔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范例。史料中的亨德尔形象复杂多面：既是精明的艺术企业家，自筹资金经营歌剧院，承担巨大财务风险；又是虔诚的创作者，在《弥赛亚》首演前夕对友人表示“我看到了天堂的敞开“。当他将《弥赛亚》演出收入全数捐给孤儿院和囚犯救济会时，展现的是艺术成功与社会责任的完美统一。亨德尔晚年双目失明却仍坚持指挥演出，首至生命最后时刻仍在修订作品，这种对艺术的绝对奉献精神，使他的商业化尝试获得了迥异于浅薄功利主义的精神维度。
回望亨德尔的艺术人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时代约束中寻求突破的智者形象。他的音乐既承载着巴洛克艺术的装饰性美学，又蕴含着启蒙时代的人性光辉；既满足了贵族社会的审美趣味，又触动了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在《弥赛亚》的乐谱上，亨德尔亲笔写下“S.D.G.“(Soli Deo Gloria—荣耀唯独归于神)，这简短的题献揭示了他全部艺术追求的终极指向：在音符的缝隙中寻找永恒，在形式的完美中抵达超越。当今艺术界充斥着媚俗与晦涩的两极分化，亨德尔的范例提醒我们：真正的伟大艺术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在张力中保持平衡的能力，是将时代需求转化为永恒价值的神奇炼金术。
亨德尔墓志铭上刻着：“地球可以覆盖他的身体，但人们永远不会停止演奏他的音乐。“三个世纪过去，当“哈利路亚“的合唱再次响彻音乐厅，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精神震撼——这或许就是对一位艺术家最高的礼赞。
他生于德意志，却征服了伦敦；他侍奉王公贵族，却最终成为人民的歌者；他一生在商业与艺术间挣扎，却在失明的黑暗中谱写出最辉煌的光明。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一个矛盾的天才，一位在世俗与神圣间纵马驰骋的音乐先知！
他的前半生是野心与漂泊的交响——从哈雷到汉堡，从意大利到英格兰，在歌剧的浮华世界里，他既是天才，亦是商人，用音符换取金银，却又在纸醉金迷中坚守艺术的尊严。然而，命运从不轻易妥协。歌剧的失败、债主的逼迫、中风的打击，几乎将他碾碎。但亨德尔岂是轻易屈服之人？在绝境中，他转向清唱剧，以《弥赛亚》的雷霆万钧，向世界宣告自己的重生！
晚年的他双目失明，却仍以铁一般的意志指挥乐队，首至生命最后一刻。当他倒下时，伦敦为他举行盛葬，三万人涌向威斯敏斯特教堂——不是为哀悼一位音乐家，而是为送别一个时代的灵魂。
亨德尔己逝，但他的音乐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涌。他的生命，如烈火般炽烈，如磐石般坚韧，最终在永恒的艺术中，找到了不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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