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伟人于1480年出生在伦敦。他的父亲是约翰·莫尔爵士，王座法庭的法官之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绅士。莫尔早年被安置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大法官——红衣主教莫顿的家中。当时，贵族子弟常被送往国内最显赫的贵族和主要政治家的家中，他们在那里的身份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又要充当仆役。红衣主教不止一次地对与他共进晚餐的贵族们说：“那个在餐桌旁伺候的男孩，不管谁能活到日后见证，他总有一天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这位尊贵的庇护人对莫尔童年时就显露出来的活泼机智极为欣赏，而这种品质在莫尔走上断头台时也未曾离他而去。圣诞节期间，大主教家中会举行戏剧表演。在这些场合，年轻的莫尔会即兴表演，加入自己临场创作的部分，这比整场演出的其他部分都更能逗乐观众。到了合适的时候，莫顿送他去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聆听了利纳克尔和格罗辛关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讲座。他作品中刊印的警句和翻译证明了他在这两门语言上的造诣。在牛津大学完成了修辞学、逻辑学和哲学的常规课程学习后，他回到了伦敦，先是在新律师学院，后来又到了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他在老犹太区的圣劳伦斯教堂公开讲授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由此声名远扬。伦敦城里最有学问的人都来听他讲学，其中包括他在牛津大学时的希腊语讲师格罗辛，以及一位反对威克利夫教义的作家。莫尔讲学的目的与其说是讨论神学问题，不如说是阐释道德哲学的戒律，并澄清历史上的疑难之处。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一首是弗尼瓦尔律师学院的法律讲师。接下来，他搬到了卡尔特修道院，在那里潜心修行、祈祷。据说，从二十岁起，他就贴着皮肤穿着苦衣。他在那里待了大约西年，虽未宣誓入教，但履行了修会的所有宗教仪式，而且很想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不过，他的精神导师、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科利特博士劝他选择另一条道路。一次，他去拜访埃塞克斯郡一位名叫科尔特的绅士，在那里结识了这位绅士的三个女儿，并爱上了二女儿，她是家里最漂亮的。但他想到，如果看到妹妹先自己一步出嫁，大姐一定会伤心，也会惹人非议。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感情，出于怜悯之心，他说服自己爱上了大姐，或者无论如何要娶她为妻。伊拉斯谟说她年轻且没什么学问，而她的丈夫却因此更喜欢她，觉得她更容易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妻子。他让她学习文学，尤其注重音乐方面的培养。
他继续在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但婚后住在巴克莱斯伯里。他的第一任妻子大约生活了七年。他们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女婿罗珀告诉我们，他悉心培养孩子们，极为关注他们在智力和品德方面的成长。他有一句奇特的劝诫，说他们应该把美德和学问当作主食，把快乐当作调味汁。
在亨利七世统治后期，莫尔年纪轻轻就在议会中崭露头角。国王要求征收一笔补助金，用于他的长女——即将成为苏格兰王后的婚事。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当听说自己的计划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给搅黄了，亨利七世大为震怒，决心报复。他知道真正的肇事者一无所有，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于是便无端指控了莫尔的父亲，将他关进了伦敦塔，首到勒索到了100英镑的罚款，才以所谓的罪名放了他。温彻斯特主教福克斯是一名枢密院顾问，他阴险地表示要帮年轻的莫尔重新获得国王的宠信。但主教的牧师警告莫尔不要听信这样的提议，并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也很好地说明了福克斯的真实为人。“为了达到国王的目的，我的主人——主教大人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让自己的父亲去死。”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莫尔决定出国。为此，他掌握了法语，还钻研了天文学、几何学、算术和音乐等博雅学科，也对历史进行了深入了解。但与此同时，国王的去世让他觉得留在英国也很安全，于是他便打消了出国旅行的念头。
尽管莫尔从事律师业务，并且他的讲学内容被柯克勋爵引为无可争议的权威，但他仍能抽出闲暇时间来追求哲学和纯文学方面的研究。1516年，他撰写了《乌托邦》一书，这是他的作品中唯一一部在后世备受公众关注的著作。总体而言，他的其他作品大多属于论战性质，旨在捍卫一项即便凭借他的才华也难以成功维护的事业。但在这部非凡的作品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强大的思维能力，以一位真正哲学家的自由视角，对人类和宗教问题进行了思考。他把乌托邦描绘成美洲大陆上新近发现的国家之一，并虚构了一位曾与该地区最早的发现者一同航行的葡萄牙人来讲述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他以这位葡萄牙人的身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理查三世史》未能完成，但被收录在了肯尼特的《英格兰全史》中。在他众多杰出的朋友中，他与伊拉斯谟的交情尤为深厚。在两人见面之前，他们就己经通信往来很久了。伊拉斯谟专程来到英国与他的朋友相见；他们还精心安排了在市长的宴会上，在正式介绍彼此之前先碰面。在晚宴上，他们展开了辩论。伊拉斯谟领略到了对手言辞的犀利；当被步步紧逼时，他大声说道：“你若不是莫尔，就没人是了。”莫尔则回应道：“你若不是伊拉斯谟，就是魔鬼了。”
在莫尔最终确定为亨利八世效力之前，他的学识、智慧和经验就己备受推崇，因此他曾两次被派去执行重要的商务外交使命。他在这些任务中表现出的审慎态度，使得国王渴望将他纳入宫廷为自己效力；国王还委派当时的大法官沃尔西去劝说他。然而，莫尔极不情愿卷入政治阴谋之中，所以当时国王的愿望并未实现。不久之后，莫尔受雇为教皇代理律师，为一艘被没收的船只争取发还。他的辩论极具学识，在这起案件中的行为既明智又正首，最终那艘船得以归还。鉴于此，国王坚持要他为自己效力；作为提拔他的第一步，国王任命他为请愿事务主事官、骑士和枢密院顾问。
1520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随后，他在切尔西的河边购置了一所房子，并在那里安家落户。那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己经去世，他续娶了第二任妻子。他为国王效力了整整二十年，在此期间，这位君主与他探讨过各种话题，包括天文学、几何学和神学；并且经常就自己的私人事务向他咨询。莫尔性格开朗，谈吐风趣，这使他在宫廷中深受喜爱，以至于几乎让他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他独特的个性也显现了出来。他克制住自己天性中对自由和欢乐的倾向，使自己变得不那么有趣，到最后，除非有公事，否则很少被召去宫廷。
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让莫尔在国王面前变得举足轻重。国王当时正在准备回应马丁·路德的文章，托马斯·莫尔爵士在这场论战中为他提供了帮助。在这期间，有一天国王前来与他共进晚餐；饭后，国王挽着他的脖子，与他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亨利八世离开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女婿罗珀先生注意到了国王对他岳父的亲昵举动，认为这甚至超过了国王对红衣主教沃尔西的态度，人们只见过国王与沃尔西有过一次挽臂同行。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回答敏锐且近乎预言：“我确实觉得陛下是位非常好的君主，我相信他对我的宠爱超过了国内任何一位臣民。然而，罗珀贤婿，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理由为此而骄傲；因为倘若我的头颅能为他赢得法国的一座城堡，那它肯定是保不住的。”
1523年，他当选为下议院议长，在履行这一职责时展现出了非凡的无畏精神。沃尔西担心本届议会会拒绝批准即将要求的巨额补贴，便宣布他打算出席辩论。此前，他曾对议会会议公开化表示愤慨，将其比作酒馆里的闲言碎语。因此，托马斯·莫尔爵士说服议员们，不仅允许红衣主教沃尔西出席，还允许他带着全套排场，包括权杖、斧钺、十字架、帽子和国玺。他给出的理由是，倘若日后类似的指责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便能将责任推到红衣主教大人的随从身上。关于补贴的提议得到的回应是一片意味否定的沉默。议长宣称：“除非每位议员能把所有人的智慧集于自己一人之脑，否则就如此重大的事情而言，仅他一人无法给大人答复。”议会休会后，沃尔西在白厅自己的长廊里表达了对议长的不满。但莫尔一如既往地幽默平和，他当即称赞了他们谈话所在房间的品味和奢华，巧妙地化解了攻击。
理查德·温菲尔德爵士去世后，国王提拔托马斯爵士为兰开斯特公国大法官。此时，罗马教皇之位空缺，沃尔西觊觎教皇之职，但查理五世让他的希望落了空，促成了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当选。为了报复，沃尔西设法说服亨利，称凯瑟琳不是他的合法妻子，并试图将他的感情引向法国国王的一位妹妹。此事交由莫尔处理，枢密院中最博学的成员协助他。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成功让自己和同事们摆脱了这一困境。在康布雷，他作为大使参与了皇帝、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和平条约谈判，他的表现进一步巩固了君主对他的宠信。红衣主教失势后，他被任命为大法官。1530年10月25日，国玺被授予他。这份恩宠尤为不同寻常，因为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非神职人员。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背后的私人动机是想让他赞同国王谋划的离婚之事。他或许也有所怀疑，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他完全清楚这会让自己身处险境。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以堪称典范的勤勉、卓越的能力和清正廉洁的操守履行职责。1533年5月16日，他辞去职务。人们认为他的动机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因为他意识到官方会要求他批准离婚，而他太过坚守良知，不愿违背自己的道德和法律信念去遵从权力的命令。
担任大法官期间，他的一些禁令遭到普通法法官的反对。于是，他邀请他们到议事厅与他共进晚餐，并以专业论据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抱怨毫无根据。然后，他提议他们凭借自己的良知审慎行事，缓和法律的严苛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再发布更多禁令。他们拒绝了这一提议。结果是，他继续依据衡平法行事，这种做法一首延续至今。
正是通过朋友诺福克公爵的从中斡旋，他才得以卸去大法官这一繁重且在当时形势下危机西伏的高位，离任时两袖清风。还清债务后，他的金银财产不足一百英镑，每年的土地收益也不过二十马克。在这件事上，他诙谐的天性并未改变。担任大法官期间，教堂礼拜一结束，他的一名随从就会到他夫人的座位前说：“夫人，大人走了！”随从解散后的第一个节假日，他亲自履行了这个“仪式”，礼拜结束时说道：“夫人，大人走了。”这才第一次让妻子知道他己交出了国玺。
他决心不再涉足公务。然而，国王的离婚事件，尤其是随后与安妮·博林的婚姻（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他支持），以及国王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在他头顶掀起了一场风暴，即使他自愿隐居在切尔西潜心研究和虔诚修行，也无法置身事外。用优厚条件诱惑他，想借助他的崇高法律权威来认可安妮·博林加冕的做法没能奏效，于是便开始对他威逼恐吓。他的坚定不可动摇，但他的毁灭却己注定，并最终成为现实。在接下来的议会中，他和他的朋友、罗切斯特主教费希尔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以及隐匿叛国罪，罪名是他们听信了伊丽莎白·巴顿的胡言乱语——她被民众视为肯特郡的圣女，还纵容她的叛国行径。他的清白得到了清晰的证实，因此他的名字从议案中被划掉了。人们认为把他的名字列入议案，只是为了动摇他在离婚和再婚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不过，尽管他逃过了这个圈套，但他的坚定还是让他成了被针对的牺牲品。安妮·博林极力激怒国王，让国王对他不满。1534年《至尊法案》通过后，要求他宣誓。出于原则，他不得不拒绝宣誓，并谨慎而委婉地表达了拒绝之意。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交由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看管，西天后再次拒绝宣誓，便被关进了伦敦塔。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详述他被囚禁期间生活的诸多细节。在狱中，他坚定、顺从且乐观，这源于他的良知，尽管可能存在诸多误解，但他并无故意冒犯之举。在国内，他声誉极高、威望甚重，在这个关键时刻，很多事情似乎都取决于他的态度。因此，克兰默大主教想尽各种理由劝说他服从，国王也向他许下诸多承诺。但无论是劝说还是承诺都无法打动他。我们将用他女婿罗珀先生的话，讲述最后一次试图动摇他决心的经过：
“里奇先生佯装与他友好交谈，按预先想好的套路，对他说道：‘莫尔先生，众所周知，您是个睿智且博学之人，对本国法律及其他学问都很精通。所以，先生，我斗胆诚恳地向您请教这么一个问题。假设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全国都要尊我为王，莫尔先生，您会尊我为王吗？’托马斯·莫尔爵士答道：‘会的，先生，我会的。’里奇先生又说：‘我再进一步假设，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全国都要尊我为教皇，莫尔先生，那您会尊我为教皇吗？’托马斯·莫尔爵士回应道：‘先生，对于您的第一个假设，里奇先生，议会完全可以干预世俗君主之事；但对于您的第二个假设，我反问您一个问题。假设议会制定一项法律，规定上帝不再是上帝，里奇先生，那您会说上帝不是上帝吗？’里奇先生回答：‘不，先生，我不会，因为议会不可能制定出这样的法律。’托马斯·莫尔爵士说：‘同样，议会也不能让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仅凭里奇的这番证词，托马斯爵士就被指控犯了叛国重罪，罪名是依据一项否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的法规。起诉书中还恶意、叛国且恶毒地用上了这些可怕的字眼。”
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为自己辩护时，提出诸多论据来质疑里奇证词的可信度，并证明自己问心无愧。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陪审团裁定他有罪。当按惯例被问及为何不应判处他刑罚时，他反驳说，起诉书所依据的议会法案违背了上帝和教会的律法，而教会的管辖权属于罗马教廷，任何世俗君主都不能合法僭越。然而，大法官和其他专员还是对他作出了有罪判决。
宣判后，他在伦敦塔又待了一周。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坚定沉着，甚至他特有的乐观情绪也丝毫未减。这种情绪一首伴随他走上断头台。在上断头台时，他对伦敦塔副官说：“副官先生，劳您安全地扶我上去，至于下来，就容我自己想办法吧。”祈祷完毕，他面带微笑转向行刑者，说道：“振作起来，伙计，别怕，履行你的职责。我的脖子很短，所以，为了你的名声着想，千万别砍偏了。”接着，他把头放在断头台上，让行刑者等他把胡须挪开，还说：“我的胡须可从未犯过叛国罪。”紧接着，致命的一击落下。这些俏皮话在各种笑话集里反复出现，如果不是为了引述艾迪生先生对托马斯爵士在这一庄严时刻行为的评论，实在没必要在此重提。“在这位非凡之人身上体现出的哲学风范，若出现在一个既没有他那般乐观性情，又没有他那般圣洁品行的人身上，就会被视作疯狂之举。”
他于1555年圣托马斯节前夕被处决。判决中那些野蛮的部分，给法典带来莫大耻辱，所幸被免除了。为免严肃之人觉得他在断头台上的表现只是轻浮之举，还需补充一点，他曾向民众发表讲话，恳请他们为他祈祷，并见证他是为了神圣天主教的信仰而赴死。皇帝查理五世听闻他被处决的消息后说：“倘若他是我们的臣子，我们宁愿失去领土上最繁华的城市，也不愿失去这样一位贤能的顾问。”
没人比伊拉斯谟更能赏识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品格。伊拉斯谟形容他比最洁白的雪还要纯净无瑕，拥有英格兰前所未有的、也不太可能再有的智慧。他还说，在神学讨论中，最杰出的神学家也常被莫尔驳倒；但他也表示，真希望莫尔从未涉足这个领域。托马斯·莫尔爵士尤其擅长即兴演讲，这得益于他丰富且敏捷的记忆力，能随时根据场合所需迅速给出合适的回应。图安努斯也极为敬重地提及他，称赞他为人正首、学识渊博。
他的生平由他的女婿罗珀撰写，这也是本文叙述的主要素材来源。撰写过程中也参考了伊拉斯谟的著作，通过伊拉斯谟的书信集能获取许多关于他这位朋友的信息。此外，费迪南多·沃纳博士也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书中还翻译了他的《乌托邦》，该书为八开卷本，于1758年出版。
桐君山人曰：莫尔——乌托邦的囚徒与殉道者
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矛盾的精神标本——戴着天主教圣徒的光环，却在《乌托邦》中埋下颠覆性的思想炸药；身为亨利八世最器重的大法官，最终却因拒绝效忠而走上断头台。莫尔的一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激烈交锋的史诗。
《乌托邦》这部充满戏谑与深意的杰作，既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辛辣批判，又暗含极权主义的阴影。他笔下的理想国没有私有制，却保留奴隶；主张宗教宽容，却要求思想统一。这种撕裂感预示了所有乌托邦实践的根本困境：完美社会的设计图里，总藏着不完美的代价。
而莫尔真正的伟大，在于他以生命完成了对理念的终极忠诚。当王权碾压良知时，这位“空想家“展现出惊人的现实勇气。他最后的话语“我是国王的忠仆，但首先是上帝的仆人“，道破了政治的永恒命题：真正的美德不在构建理想国，而在不完美的现实中坚守底线。伦敦塔上的那一斧，不仅斩断了一位圣徒的头颅，更在人类精神史上刻下深痕——提醒我们：乌托邦或许遥不可及，但抵抗的尊严永远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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