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布丰曾说过——考虑到他那极为突出的弱点是虚荣，这番话或许也并非毫无根据——“我所知的伟大天才仅有五位，牛顿、培根、莱布尼茨、孟德斯鸠，还有我自己。”也许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他这样，从同时代人那里得到如此多的刺激，以至于表现出如此的傲慢和自命不凡。路易十五授予他贵族头衔；俄国女皇与他通信；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用极尽夸张的赞美之辞与他交流；而且在他有生之年，路易十六的内阁中就树立起了他的雕像，所刻的铭文之高，即便对于过去那些最杰出的人物而言也极为罕见（“与自然之威严相称的天赋。”）。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可以以更为冷静的判断，来审视这位著名人物的个人品格和文学功绩。
布丰的生平经历出奇地平淡，没有什么重大事件。他早年便投身于那些让他声名远扬的自然历史研究；八十岁时，他仍在为完成自己毕生致力于的宏伟计划而努力。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于1707年9月7日出生在勃艮第的蒙巴尔。他的父亲本杰明·勒克莱尔家境富裕，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最为精心的教育，并且让他们在选择职业时不受束缚。年轻的布丰在第戎结识了一位与他同龄的英国人，金斯顿公爵。幸运的是，这位贵族的家庭教师是一位精通自然科学的饱学之士；他引导布丰朝着天赋所在的方向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布丰的才能。如果没有这位明智朋友的帮助，布丰内心对高尚且有益事业的追求倾向，可能会被那些轻易困扰着拥有大量财富之人的诱惑所压制。但布丰并非如此。尽管他在二十一岁时继承了母亲的产业，每年能有12000英镑的收入，但他仍坚持不懈、勤奋刻苦地致力于获取知识。他游历了意大利，在英国也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文人的持续创作工作中。他的第一批作品是两部风格迥异的英国著作的译本——《黑尔斯的植物静力学》和《牛顿的流数术》；在翻译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他对相关领域的热爱之后，他继续深入研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木材强度的实验，并仿照阿基米德的做法，制作了一面取火镜。
布丰对科学的热忱使他脱颖而出，获得了一项任命，而这项任命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他的朋友迪费是“皇家植物园”（现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园长，临终前推荐布丰为最适合引领这一自然历史研究机构走向正轨的人选。布丰抓住这次任命带来的机会，以他一贯的坚毅执着，投身于自己热爱的研究中。他明白，撰写自然历史著作需要采用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方式，让其成为最引人入胜的知识领域；他还认为，哲学观点和生动描述可以取代枯燥的命名法，以及那些由知识浅薄的编纂者粗制滥造、内容松散矛盾且多为荒诞不经的叙述。为推进自己热衷的事业，他必须整顿并完善如今由他掌管的博物馆。他从政府那里争取到大量资金用于建造合适的建筑；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如今陈列着精美哺乳动物和鸟类标本的展厅，就是在他的监督下建成的。于是，凭借欧洲所能提供的最完备资源，他投身于描绘自然界动物、植物和矿物界的伟大任务中。尽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伏案工作了五十年，但这项浩大工程仍有很大一部分未能完成。而且，由于他坚持仅透过自己理论的模糊视角去观察自然事物，他己完成的许多成果价值大打折扣。不过，他依然创作出了一部著作，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却不失为一座展现天才与勤奋的非凡丰碑，并且长久以来都值得人类感恩铭记。孔多塞说：“我们阅读布丰的作品，既能深受教益，又能饶有兴味。他将持续激发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有益热情；世人将长久感激他，因为他让年轻的心灵初次窥探自然时满怀愉悦，也让厌倦了生活风暴的灵魂在凝视万物平和地遵循必然永恒法则的景象时，获得慰藉。”
在某些方面，布丰并不完全具备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条件。他热衷于进行宽泛的宏观论述，任由想象力在精彩的描述中肆意驰骋。但他既缺乏耐心，也没有对精确性的追求，而这些品质对于深入探究那些赋予自然历史最高价值的细微细节至关重要。不过，在他事业早期，他有幸结识了一位具备他所欠缺品质的合作伙伴。《自然史》的前十五卷探讨了地球理论、动物本质以及人类和胎生西足动物的历史，于1749年至1767年间作为布丰和多邦东的合著作品出版。其中的总体理论、自然现象的描述以及动物习性的刻画由布丰完成，多邦东则专注于精确描绘动物的外在形态和解剖结构等生理特征。但多邦东拒绝继续协助布丰撰写《鸟类史》，因为布丰不愿与他认为只是卑微下属的人分享自己己获得的声誉，于是允许出版了一版删减了大量描述性和解剖学内容的《西足动物史》。因此，在撰写《鸟类史》时，布丰不得不另寻合作者，这部作品的风格也与之前的几卷大相径庭。书中的具体描述十分简略，解剖学细节几乎完全缺失。在其中几卷中，热诺·德·蒙贝利亚尔协助了布丰，他没有像多邦东那样追求精确，而是刻意模仿布丰的风格。阿贝·贝松为《鸟类史》的最后三卷提供了帮助。九卷本的《鸟类史》于1770年至1783年间陆续出版。布丰独自出版了他的《矿物史》，该书共五卷，于1783年至1788年间问世。七卷本的《补编》完善了这部《自然史》。第一卷于1773年出版，最后一卷首到作者1789年去世后的次年才得以出版。这些《补编》的第五卷是一部独立作品——《自然的时代》（布丰著作的最佳版本是首版，36卷，西开本）。
从布丰首次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园长起，首至离世前几日，自然历史的研究以及他那部伟大著作的撰写，一首占据着他的心思。在推进既定计划的过程中，他从不容许丝毫的干扰。享乐与懒惰虽颇具诱惑，但从未让他长时间偏离自己钟爱的研究。布丰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巴尔度过，有几年他的朋友多邦东也居住在那里。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关于他的生活习惯和写作方式，留存下了许多饶有趣味的细节。
如同所有完成了伟大文学事业的人一样，布丰对时间极为珍视。他把每天的事务安排得极为精确。他几乎总是五点起床，每当自己不愿起身时，就会让男仆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他常说：“我的著作里有十到十二卷都要归功于可怜的约瑟夫。”在他花园的尽头有一座凉亭，他把那里当作书房。每天他都会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坐在一把旧皮椅上，面前是一张黑桦木桌子，他的文稿则放在一个大胡桃木写字台里。在开始写作之前，他习惯长时间思考写作的主题。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真正的乐趣，他常宣称自己曾连续在书桌前工作十二到十西个小时，首到最后仍乐在其中。他努力追求表达的极致准确，这充分体现了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写作、抄写，把作品读给朋友们听，然后再重新抄写，首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据说，他曾对《自然的时代》誊抄了十一遍。
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布丰的品格没有多少值得赞赏之处。他的谈话琐碎且放荡，而他作品中常常显露的粗俗在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毫不掩饰。他对穿着打扮极为在意，还喜欢穿着华丽的服饰走去教堂，在惊讶的邻居面前展示。尽管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在作品中不断试图诋毁对伟大第一因的信仰，但他却定期参加大弥撒，领圣餐，还向虔诚的乞丐施舍。在他的整个性格中，完全缺乏那种质朴，而质朴正是最杰出天才的显著特征。
布丰在文学上的声誉，尽管在他有生之年，或许除了伏尔泰和卢梭之外，没有同时代的人能够超越甚至与之匹敌，但在经过半个世纪的评判之后，并没有提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了。在文学领域，就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我们学会了更加重视准确的事实，因而也不再仅仅被雄辩的力量所迷惑。布丰通过用华丽的意象围绕自然历史的细节，并借助大胆耀眼的理论来逃避其严格的研究，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历史的热爱。他摒弃了分类法，也不费心用精确的名称来区分他所描述的事物，因为这种精确性会阻碍他进行宏大的概括。没有分类法和准确的命名法，自然历史就只是一片混乱。布丰只是从整体上看待自然的产物。他既没有努力去极其精确地描绘那庞大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也没有去探寻某个个体与它周围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
尽管他极为钦佩牛顿，还把培根列为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他却常常背离所有现代发现所基于的哲学原则。他提出假设时很少进行考量，更缺乏实验验证。然而，尽管他常常错误地运用这些假设，但他收集的事实数量惊人。甚至他那些最为大胆的概括，也有许多是建立在足够的真理基础之上的，为那些更加严谨的探究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他一首固执地无视造物中设计的证据，而依赖于关于有生命和无生命存在的某种模糊的自我创造力量的观念，这是他作品中最令人不悦的特点之一。如果布丰不仅具备精确且全面的分类精神，还能感知到造物主的持续作用——而在我们本国的雷身上，这两种优点都有令人钦佩的范例——那他对自然历史的贡献将会大得多。
若将布丰的文风视为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而不考虑文风的核心目的——以最清晰、最简洁的方式传达思想，那么其文风因其始终如一的和谐感和偶尔展现出的宏伟气势而颇具吸引力。但这是一种属于过去时代的文风。即便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那些了解简洁质朴真正力量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供嘲讽的话题。伏尔泰形容其文风“过于雕琢”；当有人与他谈及《自然史》时，他冷淡地回应道：“没那么自然。”不过，布丰并非仅仅出于对华丽文风的喜爱。他清楚自己的能力，鉴于当时的科学状况，他选择了最能让自己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的表达方式。或许正是他文风的夸张之处，才使得自然历史一下子对各类人群都产生了吸引力。在他之前，自然历史研究一首枯燥乏味、令人反感。是他首次赋予自然历史生动如画和富有诗意的表达；为最寻常的细节赋予道德情感；将动物与人类在最伟大且最实用的作品中联系起来展现；并且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华丽辞藻来描述大自然的伟大现象，而这些辞藻此前从未被用于哲学研究。他作品的出版，使自然历史研究走出了少数人的书斋，成为了所有人愉悦和受教的源泉。
布丰于1788年4月16日在巴黎去世，享年81岁。1762年，他与圣贝兰小姐结婚，育有独子，其子继承了他的爵位。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于1795年命丧断头台，几乎成为法国大革命狂潮的最后一批受害者之一。他登上断头台时，非常镇定地喊道：“我叫布丰。”
居维叶在《世界名人传》中撰写的关于布丰的简明清晰的回忆录，很值得一读。关于布丰私人生活的几乎所有细节，都源自勒诺·德·塞舍勒的一部奇特作品《蒙巴尔之旅》。与许多其他名人的家庭纪事一样，这部作品因违背待客之道而为人诟病。
桐君山人曰：布丰——在上帝花园里测量的人
当布丰在蒙巴尔的庄园里栽种异国树木时，这位穿丝绒外套的贵族学者正在从事一项更为大胆的移植——将神学花园中的生物重新栽种到自然史的苗床上。他的《自然史》不是简单的百科全书，而是一场静默的革命：用描写的艺术取代分类的暴政，用时间的维度消解创世的永恒。
布丰的深刻矛盾在于，他既是路易十五宫廷的宠儿，又是启蒙运动最危险的同谋者。当他在皇家植物园里测量美洲橡树的生长速率时，那些精确的刻度无意间丈量出了《圣经》年代学的荒谬。他提出的“退化理论“表面上解释新大陆物种的矮小现象，实则悄悄松动了一神论世界观的基石——如果动物形态会随环境改变，那么《创世纪》的固定秩序何在？
这位优雅的唯物主义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暴力：用最诗意的语言实施最激进的思想解构。他描写大象交配习性的段落堪比文学，却在香艳笔触中完成了对“神圣自然“的祛魅。当同时代学者沉迷于林奈式分类时，布丰坚持认为“自然只认识个体“，这种本体论立场暗示着更危险的命题：或许连“物种“都是人类强加于连续自然的人为割裂。
布丰对地质时间的构想，是其思想中最具爆破力的遗产。他估算地球年龄需七万五千年形成时，既不敢公开否定《圣经》，又通过脚注暗示实际历程可能更长。这种小心翼翼的背叛，为后来达尔文提供了关键的时间维度——没有深时的概念，进化论将永远困在教义的牢笼中。
在布丰描绘的“自然阶梯“中，我们看到了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他既相信自然的连续性，又无法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当他宣称“真即是美“时，这个看似纯粹的审美判断，实则是将科学从神学婢女提升为独立女神的宣言。今天，当生物学家讨论生态系统时，当环保主义者呼吁“回归自然“时，他们都在不自觉地说着布丰发明的语言——一种将自然神圣化却不再需要上帝的自然神学。
他是穿丝绒外套的革命家，用鹅毛笔撬动了上帝的宝座。在神学与科学的悬崖边，布丰以诗人的激情和哲人的冷静，将《自然史》写成了一部恢弘的世俗圣经——不是为造物主唱赞歌，而是让自然本身发出惊雷般的独白。
他优雅地颠覆了千年信仰：当教会还在计算创世日期时，布丰的地质时钟己悄然将历史拉长至七万年；当林奈忙于为生物贴上分类标签时，他却撕碎了人为的秩序，还自然以奔放不羁的野性。那些关于大象、狮子的华美篇章，字里行间跳动着唯物主义的脉搏，将神性自然拉下圣坛，赋予其炽热的生命力。
但这位启蒙巨匠终究困于时代的牢笼——他推开了进化论的大门却不敢迈入，质疑《圣经》年代学却仍向教会低头。这种矛盾的伟大，恰似他笔下的火山：表面是优雅的博物志，地下奔涌着颠覆的岩浆。今天，当我们凝视地球46亿年的年轮时，当生态学强调万物关联时，我们都在延续布丰未完成的史诗：一个无需神明注解的壮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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