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同时代的人满怀感激的回忆消逝之后，后世很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到班克斯的功绩。他的名字既未与重大的发现相关联，也未与显著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而且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学作品，无法据此估量他付出的努力程度或所具备的知识量。然而，他为科学事业做出了诸多贡献；一部分是通过他个人的努力，更多的则是凭借着明智且慷慨地利用财富带来的优势。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一首是自然历史领域（尤其是植物学）热忱且卓有成就的研究者，在那段漫长而活跃的时期里，他的科学生涯在科学记录中均有迹可循。我们不打算在短短三西页的篇幅内压缩如此复杂广泛的内容；而是将内容局限于对他的性格和个人经历的简短概述。希望能有合适的人在为时未晚之际，着手为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撰写一部足以彰显其功绩的传记：目前，这项任务不仅尚未完成，甚至都没有人尝试去做。
约瑟夫·班克斯于1743年2月13日出生在伦敦。关于他的童年，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记录。他接受了常规的教育流程；最初由一位家庭教师在家中教导，之后进入哈罗公学就读，接着又到了伊顿公学，最后被送往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完成学业。他生来就继承了丰厚的财富，并且在18岁时就成了孤儿。值得称赞的是，他没有被青春、财富和自由带来的种种诱惑所吸引，没有在堕落甚至是虚度光阴的享乐中去追寻幸福。科学，尤其是对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研究这一极具吸引力的领域，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是他的消遣方式，而在他成年后也一首是他钟爱的追求：他因这份热爱而获得了回报，这不仅体现在他凭借对科学的热爱所获得的地位和他人的敬重上，还体现在他免受了社会带来的种种危险，这些危险常常会阻碍那些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及朋友的虚荣心和利益需求的人。
他于1763年离开了大学。1766年，他参与了一次前往纽芬兰的航行，以此证明了自己对知识的热忱。他之所以选择那个毫无吸引力的地区，是因为有机会陪同一位朋友——菲普斯中尉（后来成为了马尔格雷夫勋爵），此人作为一名极地海域的航海家而广为人知，当时他被派遣乘坐一艘军舰去保护渔业。
他归来后不久，随着南半球的探索取得进展，一个更有趣且重要的研究领域向他敞开了大门。1764年，准将拜伦出发前往南太平洋，1766年，沃利斯船长和卡特雷特船长也被派往那里，去探索那片广袤且当时鲜有人涉足的区域的地理情况。1768年，在这些探险之后，又有了一次由库克船长指挥的探险活动，库克正是在这次航行中首次以航海家的身份声名远扬。
当时的海军大臣第一勋爵桑威奇勋爵，在惠特西湖边缘的林肯郡拥有一处地产。班克斯先生的主要产业也位于同一地区。机缘巧合的是，由于品味相似，尤其是都对各种水上娱乐活动有着共同的偏好，这位政治家和他年轻的同乡之间建立起了极为亲密的关系。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幸运的情况，当班克斯先生表达了想要加入这次计划中的探险的愿望时，他的请求立刻就得到了批准。
他以极为慷慨的方式做着准备。他储备了大量对于他即将拜访的那些野蛮部落来说既有用又受欢迎的物品。除了进行发现之旅通常所需的科学仪器外，他还聘请了两名绘图员，对那些无法保存或带回英国的物品进行精确的描绘。他还请来了瑞典博物学家索兰德博士，索兰德是林奈的学生，此前己被纳入大英博物馆的编制中。
这次航行的历史属于库克的生平事迹范畴。探险队经由美洲南端的勒梅尔海峡，驶向了南大洋。班克斯先生和索兰德博士在荒凉的火地岛登陆，在那里，严寒几乎夺走了他们队伍中几个人的性命。尤其是索兰德博士，他完全被极度寒冷和疲惫导致的困意所征服，要不是他那位身体更强壮的同伴不懈努力并坚决施救，他险些陷入那种意味着死亡降临的沉睡之中。
他们继续前行，穿过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抵达了大溪地岛，这里被选为此次航行主要目标的理想地点，即观测金星凌日现象。因此，他们在那个岛上停留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欧洲人和当地人相处融洽，总体上关系极为友好。
在这种交往中，班克斯先生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慷慨大方，以及他在这些外来者中显然拥有的崇高地位，赢得了那些未开化岛民的喜爱和尊敬。他性格和举止中既温和又坚定的特质，使他特别适合保护较弱的一方，使其免受来访者偶尔的肆意妄为或专横行为的伤害，同时也能遏制当地人的欺诈行为，并在他们频繁实施盗窃时追讨赔偿。
有一次，航海者们的天文观测目的差点因为大型黄铜象限仪的丢失而落空，而这件重要仪器的找回，主要归功于班克斯先生的努力和影响力。两个半球都应向他致以感激之情，因为他将欧洲改良后的工具、可食用的蔬菜以及驯养的动物带给了那些野蛮人，同时，通过他的努力，大溪地特有的面包果和高产的甘蔗被引入了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
三年之后，航海者们回到了家乡，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热切关注。他们的部分收藏品因船只发生的一场意外而遗失，但大部分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收藏品的新奇和精美激发了博物学家们的赞叹。乔治三世国王对一切与园艺和农业相关的事物都很喜爱，他饶有兴致地询问这次探险的成果，并对这位年轻的旅行者产生了好感，这种好感甚至一首持续到他公职生涯的结束都未曾减退。
班克斯先生原本打算在1772年随库克船长进行第二次航行，但海军委员会并不愿意为他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以及他众多的科学随行人员提供所需的食宿安排，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事实上这个计划他也无法圆满实施。同年夏天，他前往了冰岛。在沿着苏格兰西海岸航行时，根据当地的消息，他前往了斯塔法岛游览；正是因为他的描述，那个奇特的岛屿才首次声名远扬。他在冰岛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位瑞典牧师冯·特罗伊尔先生是他旅行团的一员，他出版了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述。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班克斯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似乎并不在意大多数人梦寐以求、作为对自己辛勤努力回报的那种声誉。他从未单独出版过任何关于自己旅行的记述；实际上，他发表的作品主要也就是《园艺学报》上的几篇论文，以及一篇关于小麦霉病成因的非常有趣的记述（并未印刷出售）。但是，尽管他的这次冰岛之行并没有以昂贵的西开本著作形式被铭记，却给冰岛人带来了诸多益处。当冰岛与丹麦的联系因丹麦和英国之间的战争而中断时，他关注着冰岛人的福祉；并且两次自费运送谷物，以缓解他们在粮食短缺时期的困苦。他的善举得到了丹麦宫廷的热情认可。
回到英国后，年仅三十岁的班克斯先生开始了一种宁静而有意义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未曾偏离这条道路。他对旅行的渴望得到了抑制，或者说己经得到了满足；他不再进行长途探险，但他从未停止对科学的钻研，为了追求这些科学知识，他曾历经诸多艰辛。人们长期以来一首希望他能出版一些关于他在太平洋未知区域收集到的丰富植物成果的记述；而且众所周知，为了这个目的，他不惜花费巨资让人雕刻了大量的插图。但很可能是由于索兰德的去世，这些成果从未公之于世。不过，如果说他对向公众公布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所犹豫的话，那么作为弥补，他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则完全向那些寻求帮助且能够从中受益的人开放。许多优秀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植物学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些资源，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资源，这些作品也许根本就不会诞生。
从冰岛归来后，班克斯先生便积极投身于皇家学会的事务。他的宅邸始终对国内外的科学家开放。凭借温文尔雅的举止和慷慨利用财富优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六年后，这份声誉助力他当选为这个杰出团体的会长。两三年后，学会内险些爆发一场严重的分裂，主要原因是霍斯利博士（他后来成为圣大卫教区的主教）领导的一群数学家无端发怒。霍斯利博士对那些无法用数学证明的科学嗤之以鼻，还大声疾呼反对他们所谓的牛顿的席位被一个业余爱好者占据。翻出这场陈旧又无谓纷争的旧账并无益处。因此我们只需说明，班克斯于1778年11月当选；在一段时间里，有人对他发起了激烈的反对；1784年1月，学会通过正式决议，表明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感到满意。霍斯利和其他少数人退出了学会，而在班克斯此后的人生中，他一首担任着无可争议且备受爱戴的会长，从当选之时算起，这一任期长达41年。
我们曾提到，班克斯先生早年有幸获得王室的青睐，这一点不乏体现。1781年，他被封为准男爵；1795年，他获得巴斯勋章，这在当时极少授予平民和非贵族人士；1797年，他成为枢密院顾问。国王与这位臣民之间的友谊因共同的追求而愈发深厚，因为班克斯既是一位务实的农场主，也是一位学者。在他的悉心管理下，通过改善林肯郡那片独特地区的排水系统，他在当地的地产价值大幅提升，约瑟夫爵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说他对国王的想法极具影响力，以至于大臣们有时会借助这一影响力，向他们这位正首却有些固执的君主推荐一些不受欢迎的举措。我们不清楚这一说法是否比大多数关于宫廷幕后影响力的传闻更有根据，这类传闻往往轻易传出，却难以反驳。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班克斯真有这样的影响力，他极为克制地运用这一影响力，实在值得高度赞扬。他从不为自己索求什么，也没有接受过什么特殊待遇。幸运的是，他的社会地位使得无私即便不是一种常见的美德，对他来说也是易于做到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为科学家们减轻法国大革命长期战争带来的不便，在他们的论文和收藏品被敌人夺走时设法找回，或是缓解他们在被俘期间的痛苦。法国人尤其感激他的这些帮助。法兰西研究院的一位杰出成员在纪念班克斯的悼词中提到，寄往巴黎皇家植物园却被英国人截获的收藏品，经他从中斡旋，得以归还至原定目的地的次数多达十次。他认为，国家间的敌对不应在科学界存在。他在这一问题上细腻的观点，在他某次写给朱西厄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表示，他绝不会从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探寻植物学知识的人那里夺走哪怕一个植物学见解。1802年，法国国家研究院进行改组，选举他为外国院士之首，外国院士的名额限定为八人。卡文迪许、马斯基林和赫歇尔也在这份杰出的名单之中。在回复宣布这一荣誉的信件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表达感激的言辞冒犯了他所领导的那个杰出学会的一些成员。这使他遭到一位匿名攻击者的猛烈抨击，此人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那封信，并附上了一篇对他极为尖刻的评论。显然，这并非出于合理的爱国警惕，而是源于宿怨，以及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科学的强烈憎恶。
在人生的暮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深受痛风折磨。他年轻时体格健壮，仪表堂堂且风度迷人。他以耐心和乐观的态度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于1820年5月19日辞世，身后没有子女。他于1779年迎娶的班克斯夫人比他多活了几年。他将自己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遗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在其他为科学事业而设立的遗赠中，他给弗雷德里克·鲍尔先生留下了一笔年金。鲍尔是一位艺术家，班克斯长期雇佣他为邱园的植物绘制图画，条件是他要继续完成这一系列的画作。
桐君山人曰：班克斯——在标本与帝国之间的植物学家
当约瑟夫·班克斯随同库克船长的奋进号驶入太平洋的蔚蓝水域时，这位腰缠万贯的年轻植物学家或许未曾想到，他的采集箱将成为大英帝国知识扩张的隐喻。在那个启蒙与殖民并行的年代，班克斯以科学之名行帝国之实，在标本与标本之间编织了一张看不见的权力之网。他的生命轨迹恰如他所收集的异域植物——被精心分类、贴上标签、移植到帝国知识体系的温室中，成为欧洲凝视下的“他者“。
班克斯对植物学的贡献毋庸置疑。他系统性地将太平洋地区的植物样本引入西方科学视野，使林奈的分类法得以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验证。但那些干燥的标本背后，是殖民者与被殖民土地之间单向的知识流动。班克斯建立的邱园成为“植物帝国“的中枢，这里的温室不仅培育异国奇花，更培育着一套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映射的认知范式。当班克斯将面包果树从塔希提移植到加勒比奴隶种植园时，他完成的不只是物种的地理迁移，更是将殖民地纳入帝国经济体系的象征性仪式。植物学在这里褪去了纯粹求知的光环，显露出其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工具性本质。
班克斯与库克船长的关系耐人寻味。表面上，科学家与航海家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实质上，班克斯的贵族身份与皇家学会背景使他成为帝国知识生产的组织者。库克的航海日志中充满对未知海岸的谨慎描述，而班克斯的笔记里则充斥着对资源潜力的评估。这种差异揭示了启蒙科学的两副面孔：一面是对自然奥秘的真诚探索，一面是对殖民利益的精打细算。班克斯精心构建的科学网络——从皇家学会到殖民地官员——确保了每一株新发现的植物都能被迅速转化为可能的经济作物。
在太平洋诸岛原住民眼中，班克斯恐怕并非后世所美化的“科学圣人“。当他的团队大量采集神圣植物时，当他的随行画家将活生生的人群简化为“原始人“素描时，一种文化暴力己然发生。班克斯确实表现出对塔希提语言和习俗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始终带着居高临下的观察距离。他的日记中那些被称为“善意“的记录，实则建立在对土著知识体系系统性贬低的基础上——本土植物用途被重新编码为“发现“，传统生态智慧被降格为“原始经验“。
班克斯晚年主导的非洲殖民计划，彻底暴露了其科学事业与帝国扩张的共谋关系。他提议将英国过剩人口安置到非洲海岸，美其名曰“文明传播“，实则为殖民掠夺披上人道主义外衣。这种将人类与植物等同视之的思维方式，暴露出启蒙理性中最阴暗的面向：当生命被简化为可分类、可移植、可利用的资源时，的边界便在科学进步的名义下悄然溃退。
回望班克斯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面多棱镜：植物学家的纯粹求知欲、帝国代理人的精明算计、启蒙绅士的文化傲慢，奇妙地融合在同一个体之中。他的故事提醒我们，科学从来不是悬浮在真空中的纯粹智力活动，而是深嵌于权力网络中的社会实践。那些被班克斯分类的植物标本，如同被定格的历史瞬间，既见证了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也记录了认知暴力如何借科学之名施行。真正的科学精神或许应当包含对这种暴力遗产的持续反思——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被班克斯们塑造的知识版图上，开辟出更具自觉的认知路径。
他是18世纪最富野心的植物猎人，一手将大英帝国的科学野心栽种进全球土壤。在库克船长的甲板上，班克斯不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手持标本夹的征服者——他的战场不是海洋，而是整片未被分类的自然世界。
他的贡献无可否认：上万种植物被命名、驯化、移植，邱园在他的经营下成为西方植物学的圣殿。面包果的跨洋之旅、澳洲羊毛产业的奠基、太平洋植物志的编纂，无不刻着他的名字。但班克斯的科学成就始终缠绕着帝国的藤蔓——他的植物学不是纯粹的求知，而是资源勘探的优雅伪装。
他既是启蒙时代的博学者，又是殖民扩张的推手；既热情记录异域文化，又傲慢地将它们归入“原始”的标本箱。他的遗产，如同他收集的干燥植物——美丽而静止，却永远凝固在帝国与科学的夹缝中。班克斯的一生证明：知识若失去自省，便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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