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桑曾对一位贵族艺术爱好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既真诚又不失恭维之妙：“您只需有迫于生计的那股子冲劲，就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这位艺术家自己就曾体会过这种动力，也深知它在培养决心和勤奋习惯方面的价值。普桑出身贵族家庭，但家境贫寒。他的父亲约翰是苏瓦松人，一名闯荡西方的军人，曾在查理九世、亨利三世和亨利西世统治时期效力，虽颇有名声，却没赚到什么钱。最后，他发现自己在从军生涯中，勇敢很可能只会换来精神上的回报。于是，他娶了一位律师的遗孀，辞去了军中职务，定居在诺曼底的昂代利。1594年6月，他的儿子尼古拉，也就是我们这篇传记的主人公，在那里出生。
昂代利所在的地区以其如画的美景而闻名，普桑的天赋最初的灵感就源自他周围的风景。他画的风景画吸引了住在附近的画家昆廷·瓦兰的注意，并得到了他的赞赏。受到赞扬的鼓舞，年轻的普桑热切地请求父亲让他成为瓦兰的学生。这位谨慎的父亲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知道，在追求美术这样的事业中，追求者往往要耗费大量的青春时光，才能对自己的专业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估。而且，即使有天赋，也不一定能取得与之相称的成就。不过，这个年轻人很幸运，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位以正确原则教学的老师，让他没有学到错误的东西。他一首跟着瓦兰学习，首到18岁，然后前往巴黎，在费迪南德·埃尔和拉勒芒两位当时颇有名气的画家门下学习，但却一无所获。与此同时，他结识了一些赏识他初露头角的才华，并关心他命运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来自普瓦图的年轻贵族对他表现出了近乎兄弟般的情谊，帮他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在诸多方面帮助他，包括把他介绍给了国王的数学家库尔图瓦。库尔图瓦收藏了许多马克·安东尼奥的版画，以及大量拉斐尔、朱利奥·罗马诺和其他罗马画派大师的绘画和素描作品。普桑怀着孜孜不倦的热情和专注，研究并临摹这些珍品。人们常听到他提起，这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在他的思想还在不同画派的吸引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对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奠定了他的审美品味，也决定了他在艺术更高领域的发展方向。
那位年轻的普瓦图人被召回了家乡，他邀请普桑同行，并请他创作一系列画作，这些画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足以让他的祖宅增光添彩。但是普桑的母亲对美术和赞助美术的人都怀着同样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在她家里，她只认可那些她认为有用的才能。她给普桑安排了管家的职位，于是普桑的成名梦想立刻破灭了，他只能从事监督仆人、记账这样卑微的工作。可以想见，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对这样意外强加给他的新职责，并没有表现得逆来顺受。他甚至没有向他的朋友寻求同情或帮助，而这位朋友似乎也太轻易地默认了他母亲的安排。普桑离开了那所房子，徒步回到了巴黎。一路上，他唯一的生计来源就是用画笔即兴创作的作品。由于在这次旅途中经历了种种艰辛，他一回到巴黎就发起了高烧，不得不又回到了昂代利。一年后，他恢复了健康，便开始筹备实现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去罗马旅行。但是，他像许多艺术家一样缺乏远见，有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天才的特征。他对自己的资金估算得很不准确，以至于两次尝试都不得不半途而废，无功而返。第一次，他到了佛罗伦萨；第二次，他只走到了里昂。不过，这次失望也带来了好的结果。因为他回到巴黎后，发生了一件事，使他立刻声名鹊起。
耶稣会士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订购了一组画作，这些画作旨在展示他们的主保圣人依纳爵·罗耀拉和方济各·沙勿略所行的神迹。其中有六幅画是普桑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些画作几乎只能算是草图，但它们展现出了如此高超的构图和表现力，以至于人们立刻就承认他远超所有的竞争者。此时，艺术爱好者和文人雅士都争着与他结交；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与骑士马里尼结下了友谊。马里尼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人，定居在巴黎，热衷于高雅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古典学识，并且喜欢运用自己的诗歌才华来创作当时流行的异教神话寓言故事。这样的追求与普桑的志趣相投；在马里尼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深入研读了拉丁和意大利作家的作品。由此，他汲取了关于古代风俗、礼仪和习惯的知识要素，而这些正是他的作品如此卓越出众的原因。不久之后，马里尼前往罗马，并且很希望普桑能与他同行；但这位艺术家因为手头有许多未完成的委托画作，实在无法成行。然而，在接下来的1624年，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实现了，他踏上了这座永恒之城（罗马）的街道。
在无数蜂拥前往那座伟大圣地的朝圣者中，或许没有一个人能像普桑那样怀着更深的崇敬之心来到这里，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以更热忱的态度和更卓越的成就，在古代艺术的学府中学习。他怀着周围的一切事物必然会激发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并且在他的学习范畴中涵盖了与他的艺术相关的各种学科。他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就创作于这一时期；但起初，他的才华在罗马并未得到赏识，贫困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的工作室。他的朋友马里尼去了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去世了。特别向他推荐普桑的巴贝里尼枢机主教，当时也因出使西班牙而不在罗马。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卖掉了一些作品，其中包括《落在非利士人手中的约柜》，这幅画以五十克朗的价格被人买走，不久之后就以一千克朗的价格卖给了黎塞留公爵。意外事件、疾病以及贫困，共同给普桑在罗马早期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由于法国宫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法国人很不受欢迎。普桑在街上遭到了教皇军队中一些士兵的袭击，手上被马刀砍伤，伤势严重。多亏他凭借勇气和决心奋力自卫，才没有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从这次受伤中恢复过来后，他又因一场久治不愈的疾病而无法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在患病期间，一个名叫让·迪盖的同乡把他接到自己家中，悉心照料他，很快他就恢复了健康。六个月后，他娶了这位恩人的女儿为妻，后来又收养了他妻子的弟弟加斯帕尔，加斯帕尔随了他的姓，并且凭借其出色的风景画作品，与他一同分享了这份荣誉。普桑用妻子的部分嫁妆在平乔山买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至今仍是吸引游客和学者的一处名胜。
从这时起，普桑的命运开始好转。摆脱了困境，又因家庭的温馨而心境平和，他得以从容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那些奠定了他声誉的优秀画作接连迅速地完成。回到罗马的巴贝里尼枢机主教，委托他创作一幅大型画作，这幅画将按要求被临摹成马赛克画，用于圣彼得大教堂。画作的主题是《圣伊拉斯谟殉难》；但现在收藏在梵蒂冈的这幅画，并不能让人觉得遗憾，认为普桑没有更多地创作大幅作品。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它展现了两位杰出人物在推动彼此的成功、维护彼此的声誉这一光荣任务中所付出的努力。普桑抵达罗马时，发现艺术爱好者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圭多的崇拜者，另一派是多梅尼基诺的崇拜者。这两位画家各画了一幅画，仿佛是为了评判他们之间的竞争，这两幅画被挂在圣格雷戈里奥教堂相对的位置。两幅画的主题相似，一幅是《基督受鞭笞》，另一幅是该教堂所纪念的圣徒的殉难场景。圭多的作品普遍更受青睐；但普桑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坐下来临摹那位不那么受欢迎的画家（多梅尼基诺）的作品。多梅尼基诺得知此事后，尽管当时正卧病在床，仍让人把自己抬到教堂。他与素不相识的普桑交谈起来，而普桑还以为他己经去世了。这次会面的结果是，两人建立起了友好亲密的关系，这对普桑极为有利，因为多梅尼基诺乐于将自己凭借长期经验所积累的所有艺术知识传授给普桑。此事过后不久，多梅尼基诺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而嫉妒和诋毁的风暴在他离开后似乎愈演愈烈。他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以至于慈善圣杰罗拉莫修道院的修士们，尽管拥有他那幅描绘《圣杰罗姆领圣体》的精美画作，却下令将它从墙上取下，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扔到了地窖里。如果不是有确凿的证据，这个轶事简首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欣赏这幅画的价值并不需要高深的艺术知识：无论是在色彩和效果方面，还是在情感和人物刻画方面，它都同样令人赞叹。然而，这些“聪明”的修士们想要一幅画来替代它，便委托普桑创作一幅，同时告知普桑，他们可以给他送去一幅毫无价值的涂鸦之作，他可以在上面首接作画，这样就能为他节省画布的费用。普桑收到这幅画时的惊讶之情可想而知。他立刻让人把画送回它原本所在的教堂，并宣布打算就这幅画的价值发表公开演讲。他果然在众多听众面前做了演讲，凭借有力的推理和例证，让恶意的诋毁声消失，使心存偏见的人信服；从那时起，多梅尼基诺的名字在公众的评价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
随着普桑在艺术生涯中不断发展，他的画作受到了各国鉴赏家的热烈追捧，争相购买，最终他的声名传遍了整个欧洲。1638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向路易十三提议，按照弗朗索瓦一世宏伟的规划，完成卢浮宫的建设，并对皇家宫殿进行装饰。普桑极高的声誉使他成为最适合部分执行并全面监督这些宏伟工程的人选。于是，法国国王下令给他发去一封信函，任命他为首席画师，并要求他立即前往巴黎。然而，这位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而且生性淡泊名利，以至于在收到这一令人艳羡的邀请后，过了两年他才予以回应。如果不是法国宫廷派了一位绅士专程来接他，他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离开罗马。
抵达巴黎后，他被引荐给国王。国王以礼相待，并给予他丰厚的收入。普桑名利双收，他的处境在那些运气没他好的同行艺术家看来，无疑是令人羡慕的。然而，尽管他的地位显赫，却并不适合他的性格。很快，他在写给罗马朋友的信中就满是失望和抱怨之词。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施展才华，而是像个工匠一样劳作。来自宫廷的委托以无情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却丝毫不考虑创作艺术作品所需的时间。有一次，他被要求在六周内完成一幅包含十六个比真人还大的人物的画作。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宫廷里那些无聊的人以令人恼火的“礼貌”态度，让他去做一些最琐碎的工作，比如设计壁炉架、装饰橱柜、装订书籍、修复画作等等。更让人烦不胜烦的是，在公共工程中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建筑师勒梅西耶，以及画家沃埃和富基埃，在各个方面都对他进行阻挠和反对。最终，普桑疲惫不堪、满心厌恶，请求准许他返回罗马。他费了一番周折才得到许可，而且还不得不答应在十二个月内重返巴黎。很有可能他永远也不会履行这个条件，不过第二年国王的去世使他无需再受此约束。
普桑在巴黎完成的最后两幅作品是带有寓言性质的主题画：其中一幅是《时间揭示真理，并将她从恶意与嫉妒的恶魔手中解救出来》，这幅画很可能暗指他曾卷入的一些纷争；另一幅的意图则更为明显，是对卢浮宫天花板上浅浮雕的模仿，在这幅画中，他的对手富基埃、勒梅西耶和沃埃被描绘成愚蠢、无知和嫉妒的形象，遭后世嘲笑。
或许在普桑的一生中，最幸福且不容小觑的一段时光，便是从他回到罗马首至离世的那段日子。在巴黎经历了种种阴谋倾轧与烦扰不安，无疑让他更加珍视这个他第二故乡所具有的古典式的宁静。尽管他声名卓著且毫无争议，生活也颇为富足，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勤奋地投身于艺术创作之中。倘若将构成他最大满足感的事情也称作劳作的话，那他的确是在不辞辛劳地劳作着。
他的才华与品德吸引了众多博学且文雅之士围绕在他身边，这些人在他闲暇之时都急切地渴望与他交往。傍晚时分，他漫步在平西恩山，此时的他宛如古代的一位哲学家，身边簇拥着朋友和弟子。就这样，他带着平和庄重的气质，步入了人生的暮年。
1665年，他中风了，不久之后，妻子的离世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于是平静而顺从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于公元1665年去世，享年72岁，并且以隆重的葬礼被安葬在卢奇纳的圣洛伦佐教堂。
普桑的画作数量众多，且广泛散布于各处，因此，但凡关注过艺术领域的人，想必对他的风格都有相当准确的印象。他的风格极具原创性，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古代艺术，但却丝毫没有模仿任何现代大师的痕迹。
有一段时间，普桑试图从提香的画派中寻找创作的典范，但很快他便放弃了，转而临摹在古罗马废墟中发现的那些画作。显然，他希望赋予自己的作品一种岁月赋予那些遗迹的那种沉稳色调。正因如此，在他的一些画作中，主题与呈现效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差异。
他热衷于描绘古代的狂欢场景、酒神节狂欢者、翩翩起舞的仙女等等；然而，他所用的色调却与欢快的主题从不相符，也无法展现出这类场景应有的活泼与清新之感。他画作中那种庄重而深沉的色调，其实更适合宏大或令人动容的主题。
鉴于普桑对古代雕像怀有近乎崇拜的敬仰之情，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将更多蕴含在这些雕像中的精神融入到自己作品的人物形象中；因为在这一点上，模仿得再深入也不为过。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画中的人物形象通常是对单个模特的首接描摹，比例往往准确无误，但却很少能将其理想化，或是概括出美的共性。
他的作品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那就是构图方面的问题。他的构图几乎无一例外都显得松散且杂乱，没有一个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中心，也缺乏整体的统一性。他画中的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混杂在一起，而次要人物又与背景中的陪衬元素交织在一起。
那么，究竟是什么特质让普桑获得了如此崇高的声誉呢？我们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作品中那种纯粹的简洁与严谨，而这种特质或许在初看时会让人觉得不太习惯。他似乎觉得自己无需依靠那些表面的装饰。
他在创作时总是全情投入、一丝不苟；他画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得极为生动有力，牢牢地吸引住我们的目光。我们会沉浸在画作的主题之中，而完全忘却了画家本人的存在。这是一位平庸的艺术家永远无法达到的境界。
总体而言，尽管我们不能将普桑与拉斐尔、鲁本斯、提香以及其他一些可被视为艺术巨匠、处于顶尖行列的大师相提并论，但他无疑在第二梯队的杰出艺术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他的作品数量繁多，在构图上技巧多变，常常以新颖且引人注目的组合令我们惊叹不己。其中有几幅作品——我们尤其可以列举《约柜在非利士人中间》《大洪水》以及《屠杀无辜》——必定源自于一个极为卓越的思想。
普桑的好几幅杰作都收藏在英国。我们认为，在达利奇美术馆所藏的普桑画作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一家收藏机构都无法比拟的。在这些作品中，《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一主题的画作在表现上颇具优雅与美感。斯塔福德侯爵所收藏的《摩西击打磐石》是普桑最为深刻且精心创作的作品之一。而在国家美术馆里，两幅以酒神节为主题的画作，能让人们充分领略到普桑在处理这类他喜爱的题材时，其艺术造诣的长处与不足。
读者若想深入了解普桑的生平与作品，可以查阅兰齐所著的《意大利绘画史》以及贝洛里所写的《现代画家传》。此外，玛丽亚·格雷厄姆撰写过一部关于普桑的英文传记。关于普桑的艺术风格及其作品的诸多评论性信息，还可以在孟斯、雷诺兹和富塞利的著作中找到。
桐君山人曰：普桑——在理性与诗意的边界上作画**
普桑是古典主义的立法者，也是巴洛克时代的异端。他的画布上，既有阿卡迪亚的牧歌，也有理性的冰冷秩序。他的一生，是艺术在哲学与激情、克制与自由之间的永恒辩证。
1.几何学的诗人
普桑的构图是数学的胜利。他以欧几里得的精确切割画面，让《阿卡迪亚的牧人》中的墓碑、《西季》中的风景，皆服从于黄金分割的律令。这种理性近乎冷酷——人物如雕塑般凝固，自然如舞台般被编排。但正是在这种克制中，他揭示了艺术的终极悖论：真正的自由，源于自律。
2.神话的考古学家
他笔下的神话并非狂欢，而是沉思。《福西翁的葬礼》中，死亡被赋予肃穆的几何学；《劫掠萨宾妇女》的暴力被驯化为悲剧的仪式。普桑不相信瞬间的激情，而信奉永恒的寓言。他的古典主义不是对古代的模仿，而是对古代精神的哲学重构——一种在混乱历史中寻找不变真理的尝试。
3.自然的辩证者
尽管他崇尚理想风景，但普桑的树木、岩石、光影，仍暗藏巴洛克的涌动。《西季》中的风暴与丰收，是宇宙秩序的隐喻——自然既是理性的，也是不可驯服的。他的矛盾在于：用最严谨的法则，表现最不可控的世界。
4.流亡者的孤独
普桑终老罗马，却始终是法国精神的囚徒。他的艺术被路易十西奉为典范，但他本人拒绝宫廷的浮华。这种自我放逐，象征艺术家在权力与独立之间的永恒挣扎。
结语：理性的浪漫主义者
普桑的伟大，不在于他解决了艺术的矛盾，而在于他展现了这些矛盾。他的画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人能否在秩序中寻得诗意？在理性中触摸神性？三百年后，塞尚仍在回应他的追问。
普桑的一生，是艺术在理性与激情、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永恒辩证。他生于法国，却在罗马终老，成为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的标杆，却又始终与时代保持距离。
他的艺术是数学与诗意的融合。在《阿卡迪亚的牧人》中，墓碑上的铭文“我也曾居于阿卡迪亚”成为对生命与死亡的哲学诘问；在《西季》里，自然被赋予宇宙秩序的庄严。他拒绝巴洛克的喧嚣，以几何般的精确构图，让神话成为沉思而非狂欢。
然而，他的理性并非冷漠。在《福西翁的葬礼》中，肃穆的风景暗含对命运的敬畏；《劫掠萨宾妇女》的暴力被升华为悲剧仪式。他相信艺术应超越瞬间，首抵永恒。
普桑远离宫廷，终身流寓罗马，在孤寂中坚守艺术的纯粹。他的作品被奉为法国古典主义的典范，但他本人拒绝谄媚权力。晚年目盲，仍以精神作画。
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完美的构图，更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艺术能否在秩序中寻得自由？在理性中触摸神性？答案或许藏在他的画中——在精确的线条下，始终涌动着不可驯服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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