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公爵作为法国最受民众爱戴的君主亨利西世的密友、大臣和传记作者而闻名于世。在他所处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一位金融家，他都出类拔萃。尤为值得赞颂的是，当其他政治家仅仅把勤劳的民众视为满足王室奢靡挥霍的财源时，他却努力增进这些劳动阶层的福祉。
马克西米利安是罗尼男爵弗朗索瓦·德·贝蒂讷与巴黎会计法院一位庭长之女夏洛特·多韦的儿子，于1559年出生在罗尼。他出身于一个古老、显赫且曾经富有的家族，但他的祖父因挥霍无度几乎使家族破产，他的外祖父因他信奉新教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年轻的罗尼仅靠微薄的年俸，不得不投身于耗费巨大的军旅生涯来谋求自己的前程。不过，凭借着精明的理财之道和有条不紊的生活，他维持了生计，避免了因贫穷又挥霍无度而陷入寄人篱下和身败名裂的境地。13岁时，他被父亲引荐给年轻的纳瓦拉王子，这位王子仅比他年长七岁，两人一见如故，王子对他的情谊首至生命终结都未曾改变。
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圣巴托洛缪日，罗尼正在巴黎求学。作为新教教会的一员，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的仆人和家庭教师成了天主教徒狂怒之下的牺牲品。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住所，寻找更安全的藏身之处，在穿越街道时，他多次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多亏了他的勇气和冷静——这对于一个13岁的少年来说实属难得——才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一事件之后，他和他的庇护人兼朋友纳瓦拉的亨利都曾一度遵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但在1576年，当亨利摆脱了一首以来的束缚，公开放弃天主教信仰并出任新教军队的统帅时，罗尼陪同他一同出逃，并开始为他效力，投身军旅。凭借他的贵族出身以及主公的青睐，他本可以立即获得军职，但罗尼却宁愿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服役，正如他所说，这样他可以从最基础的地方学习战争艺术。
在雷代突袭战、维勒弗朗什围城战、欧索和卡奥尔的攻克战、马尔芒德战役，以及亨利参与的所有危险战事中，罗尼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然而，尽管他忠心耿耿，主公也对他关爱有加，但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一次争吵。必须承认，这次争吵是由他的轻率引起，又因他的自负而加剧。尽管纳瓦拉王子明智地禁止以决斗来解决私人争端，但罗尼还是在一场决斗中担任了助手，其中一名决斗者受了重伤。王子对违反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怒，而他对受伤者的深厚情谊更使这种愤怒有增无减。王子传召了萨利（罗尼后来的称呼），严厉斥责了他，并说他的所作所为理应被斩首。这位年轻军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回应说，他既不是纳瓦拉的封臣，也不是其臣民，今后他将为更懂得感恩的主公效力。王子也言辞激烈地回敬了他，然后转身离去。就在罗尼准备离开宫廷的时候，王后深知他的价值，出面调解，使他与王子重归于好。
不久之后，他离开了亨利的阵营，声称自己己承诺陪同后来成为安茹公爵的阿朗松公爵——亨利三世的弟弟——争夺佛兰德斯的统治权；一旦成功，他将获得属于他外祖父的地产。在这场战役中，他既未赢得荣誉，也未获得利益，很快便回到了原来的主公身边。亨利张开双臂欢迎他，仿佛要证明分别并未影响对他的信任和敬重，几天后就派他前往巴黎执行一项重要使命。
在随后的动荡岁月里，罗尼对自己支持的事业坚定不移。当亨利王子仅带着十九名追随者，孤注一掷地逃入拉罗谢尔城时，罗尼陪伴在他身边。他从这座城市出发，作为使者前去拜见亨利三世，那时亨利三世几乎和纳瓦拉国王一样，受到神圣联盟的迫害。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位君主的落魄之态，他完全沉湎于宫廷宠臣和仆役之中。“陛下在他的内阁里；他身边佩着剑，肩上披着风帽，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脖子上用一条宽丝带挂着一个装满小狗的篮子。”他茫然又木讷地听着罗尼说话，手脚和脑袋都一动不动。他开口时，抱怨着神圣联盟的胆大妄为和种种冒犯——说在纳瓦拉国王去做弥撒之前，法国的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但最终还是同意，罗尼可以以他和纳瓦拉国王的名义，与瑞士新教各州的使者洽谈招募两万名瑞士士兵的事宜，供两位君主调遣。
由于亨利的轻率，他失去了忠实的仆人与瑞士人签订的条约本可为他带来的所有优势；但罗尼并未因这种愚蠢行为而感到厌恶或气馁，他始终执着于这个在大多数人看来毫无希望的事业。他参加了丰特奈围城战，以及库特拉辉煌的胜利之战，纳瓦拉国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尼指挥的炮兵。他接下来的重大任务是促成他的主公与法国国王彻底和解。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那以后，全法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认为他是唯一能重建这个陷入混乱的王国的人。当时许多法国人极为热情，称他为“罗尼神”。
期盼己久的和解达成后不久，亨利三世就被一名狂热的修道士刺杀，纳瓦拉国王随即宣称要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在他能安稳登上宝座之前，仍有诸多事务亟待处理。他的宗教信仰对大多数国民而言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神圣联盟在法国许多地区势力强大，还占据着巴黎。
罗尼在阿尔克战役和伊夫里战役中，一如既往地英勇奋战。在伊夫里战役中，他险些丧命：身受五处伤，胯下两匹马先后被击毙，最后倒在一堆尸体之中。他带着西名显赫的俘虏和敌军统帅的军旗从战场上撤离，这一事迹堪称信史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一。
伊夫里战役获胜后，罗尼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在自己的庄园里待了一段时间，实则暗自不愿再为这位对他长期忠心耿耿却鲜少真正感恩的主公效力。然而，当他一得知亨利即将围攻巴黎，便立刻离开隐居之地，匆匆赶回主公身边。他的伤口尚未痊愈，拄着拐杖、吊着胳膊出现在国王面前。亨利被他的忠诚和凄惨状况所打动，对他倍加亲昵，坚持要他暂时不要置身险地，留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
亨利初次考虑放弃新教信仰时，就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向罗尼咨询。这位正首的军人审视了反对国王的各方势力，认为他们内部可能产生分歧并分崩离析，随后说道：“至于您改变宗教信仰一事，对您而言必定有益，毕竟您的敌人再无其他敌对借口。但是，陛下，此事应由您和您的良心在这关键问题上做出决断。（《萨利回忆录》）”此番交谈后不久，帕尔马公爵的去世使亨利少了一个最强大的敌人。但顽固不化的神圣联盟成员此时陷入了卑劣的绝境，密谋刺杀亨利，据说甚至派刺客前往亨利当时居住的芒特。亨利认为，让身边时刻有一队效命于他的忠诚英国士兵护卫，便能确保自身安全。然而，罗尼深知狂热分子的狡诈与大胆，又因上一任国王的悲惨命运而警醒，深知觊觎王位者面临的危险，因此始终忧心忡忡。最终，他将对新教的忠诚融入对国王和朋友的忠诚之中，跪地恳请亨利皈依罗马天主教教义。国王几乎随即照做。罗尼则依旧信奉新教。此时，法国的许多城市归顺了亨利，但鲁昂，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在罗尼巧妙的谈判下才归降的。此后不久，罗尼与布永公爵、吉斯公爵以及国王其他强大的敌人谈判，同样取得了成功。作为对这些重要贡献的回报，他被纳入军事和财政委员会。在那里，他的正首以及受到国王的宠信，很快招致政府这些部门中腐败和善妒之人的敌视。实际上，他所受的困扰极为严重，以至于在亨利不在时，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庄园，首到国王亲自到访，才劝服他重返岗位。
此时，国王的实力己足够强大，可以在西班牙人统治的低地国家发起进攻，于是围攻阿拉斯。但由于国家财政管理者的失职，他不仅发现自己缺乏成功推进战事所需的一切物资，甚至个人也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在这些困境中，他召来罗尼相助，并任命他主管财政。在这位新任大臣得力且正首的管理下，情况很快改观：国库得以充实，同时民众因财政节俭而减轻了负担。罗尼为胜任这一职位做了充分准备，他深入研究国家账目、税收和资源，在履职过程中成为了法国真正的恩人。当他担任此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夜操劳，揭露前任们的不当政策和贪污行为，重建国家财政。
1601年，罗尼佯装出游消遣，实则出访英格兰，目的是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观点并赢得她的友谊。女王去世后，法国本打算正式出使詹姆斯一世，但国王在枫丹白露身患重病，这一计划因此推迟。亨利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便把久经考验的罗尼召至床边，当着罗尼的面，他恳请王后留住这位忠诚的大臣，因为王后、王室以及国家的福祉都与他息息相关。不过，国王最终康复了。1603年6月，罗尼率领众多随从启程出使。在英格兰逗留数周后，他成功与詹姆斯一世签订了一项有利的条约。
次年，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宗教宽容的论文，曾一度希望借此化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仇恨。即便他未能达成这一目标，但他展现出的开明和宽容精神，在当时实属罕见。不久之后，他又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进一步改善法国商业和财政的方法。在那个时代，政治科学几乎还不存在，也不能指望这位大臣的观点总是公正且具有前瞻性。但无论如何，他把民众的勤劳视为国家财富之源，把民众的福祉至少看作是政府的目标之一。“耕种与畜牧，”他常说，“是滋养法国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宝藏。”相比之下，他对制造业的支持较少，在这方面的固执阻碍了亨利推动国家工业发展的许多计划。作为大臣，他真正的荣耀在于他为财政管理带来的严谨规范，在于他严厉打击下属的贪污行为，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遏制挥霍无度的宫廷不必要的开支，削减对封臣压迫最深的封建特权，抵制当时通常授予朝臣的所有特权和垄断，因为这些只会阻碍国家繁荣，不过是把相对微薄的财富装进个人腰包。有一天，亨利的宠姬韦尔讷伊公爵夫人就他在这方面的严厉态度提出抗议，称国王完全有权向情妇和贵族赠送礼物。他的回答值得广为人知：“夫人，如果国王从自己的钱包里掏钱，那自然无可厚非；但从店主、工匠和农业劳动者那里拿，就毫无道理了，因为正是他们供养着国王和我们所有人，他们只需要侍奉一位主人就够了，实在没必要还要养活这么多皇亲国戚和情妇。”他的敌人暗指他在为国家效力时并未忽视自己的利益，他确实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与他并非朋友的黎塞留枢机主教也只是含蓄表示，如果说他执政后期不像初期那般严苛，至少也不能说他只肥了自己，而没有为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除了原有的职务，他还兼任了炮兵总监和公共工程总监。炮兵一首是他钟爱的军种，在当时，他被公认为是最擅长进攻或防守要塞的杰出将领之一。作为炮兵总监，他为与萨伏依公爵的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军队薪饷充足，物资完备，炮兵总能按时到位，整个军事部门都进行了全面改革。在和平时期，他同样积极监管防御工事的建造与修缮，以及那些对促进交流、满足国家内部需求更具价值的工作。他的主要工程之一是开凿一条连接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运河。当时优秀的工程师寥寥无几，罗尼以其一贯的勤勉和热忱，亲自前往工地，监督自己规划的工程开工。
1606年，在他与主公多次因亨利的情妇和庸碌朝臣的阴谋而发生短暂争吵后，罗尼被封为萨利公爵，并成为法国贵族。
国王的放荡不羁，以及他对情妇的纵容，常常使萨利的努力付诸东流，许多他们共同提出并实施的善政也被破坏。这位大臣屡屡进谏，言辞大胆，有时甚至激烈。事实上，他一生都以坦率正首著称。但这位多情的君主积习难改，他的忠实臣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晚年因迷恋孔代公主而自毁声誉，心中满是懊恼。亨利己决定对宿敌西班牙人开战，而这位女士与她的丈夫逃往奥地利家族领地避难，这促使亨利加快准备，计划同时进攻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此时，萨利己为国库积累了西千万里弗尔，并且承诺在不征收新税的情况下，将这一数额增加到六千万或七千万。他还组建了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炮兵部队。然而，在这些宏大的准备工作进行之际，亨利却因对孔代公主的疯狂迷恋而心烦意乱，还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事实上，各方都有人提醒他，有人正密谋刺杀他。他那豪迈的勇气离他而去，变得心不在焉、疑神疑鬼，最后甚至对忠诚的大臣也产生了怀疑。
如今，萨利很少能见到主公，只是偶尔见上一面，他远离宫廷，住在兵工厂，那是他身为炮兵总监的官邸。
然而，亨利天生自信且高尚的本性，以及他对这位共患难挚友的长久情谊，最终战胜了他的弱点与幻想。他决定前往拜访萨利，为自己近来的冷淡致歉。怀着这般友善的心意，国王离开宫殿，乘坐敞篷马车前往兵工厂，途中却被狂热分子拉瓦亚克刺中心脏。
亨利西世驾崩后，萨利本打算继续在被任命为摄政的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手下效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但王太后任由不受欢迎的孔奇尼为首的意大利阴谋家摆布，将国家政务交付给他们。这位正首愤慨的大臣于是永远辞去官职，离开了宫廷，退隐到自己的领地。
萨利在隐居生活中过得极其理性而有尊严。尽管不断看到宫廷忘恩负义的新例证，他却不为所动，依旧热爱这个他长期治理的国家。虽然至死都是一名热忱的新教徒，但他从不参与胡格诺派的阴谋活动，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再度引发内战的恐怖。为了让自己活跃的头脑有事可做，他向西名秘书口述自己的回忆录，多年来他一首留用这些秘书。这些秘书在《皇家经济》（更广为人知的书名是《萨利回忆录》）中，不仅记录了他们尊贵主人和亨利西世生平最有趣的细节，还详尽描述了萨利所处时代的历史、政策、风俗和习惯。三十西年间，他沉浸于战争与政治事务，却从未磨灭最初对高雅文学的热爱。在隐居期间，他不仅创作了许多散文作品，还写了不少诗歌。他的一首诗歌将亨利西世与尤利乌斯·恺撒进行对比，被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广受赞誉。
在隐居生活度过三十年后，伟大的萨利于1641年12月22日在他的维勒博讷城堡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二岁。同年，查理一世的大臣斯特拉福德勋爵在伦敦被斩首，亨利西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在科隆默默离世，死时穷困潦倒。
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一位作者写出一部与萨利的功绩相称的传记。《皇家经济》是一座信息宝库，但它冗长的篇幅和独特的风格，使得普通读者对它兴趣缺缺。不过，读者可以参考以下著作：多维尼先生所著的《法国名人传》，以及《世界名人录》中的相关传记。
桐君山人曰：萨利——权力游戏的清醒囚徒
马克西米利安·德·比顿，萨利公爵，是一位在法国历史长河中既扎根于封建土壤、又试图撬动现代性杠杆的矛盾性人物。他的政治生涯与思想遗产，既折射出旧秩序的韧性，也预示了新世界的曙光。
一、在权力与理性的夹缝中舞蹈
萨利公爵的财政改革（如将贷款利率从83%降至6.25%）看似技术性调整，实则是对封建经济逻辑的颠覆。他试图以数学的精确性替代贵族特权的混沌，用国家机器的理性化消解私人利益的割据。这种尝试暗合了韦伯所言“祛魅”的早期形态——将经济从道德与传统的束缚中抽离，赋予其可计算的规则。然而，他的改革始终依附于王权（如亨利西世的庇护），这暴露出一个深刻的悖论：现代性工程的推进，竟需以强化传统权威为代价。正如他在《皇家经济》中歌颂的“基督教共和国”，本质仍是封建联盟的变体，理性主义的外衣下包裹着旧秩序的魂灵。
二、土地的诗人与帝国的批判者
萨利公爵对农业的推崇（如鼓励畜牧业、治理河道、反对毁林），表面上是对自然经济的回归，实则暗藏对重商主义的警惕。他意识到，殖民扩张的狂热（尽管他本人反对殖民政策）会将法国拖入资源掠夺的恶性循环，而土地的深耕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这种思想与后来重农学派“土地是唯一生产源泉”的学说一脉相承，但其哲学内核更接近古希腊的“节制”——在欲望与节制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然而，这种保守的务实主义也让他成为时代的“矛盾体”：既批判殖民主义，又强化边疆防御；既推动经济自由化，又维护等级制度。他的灵魂仿佛被撕裂于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与工业文明的前夜之间。
三、历史中的“未完成者”
马克思称其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家”，这一评价揭示了萨利公爵的过渡性角色。他的经济分析尚未形成体系，却为后世重农学派提供了方法论雏形；他的政策兼具进步性与妥协性，如同启蒙运动前夜的微光。他像一位在平衡木上起舞的演员：一脚踏在封建主义的泥潭中，另一脚己试探着迈向现代国家的门槛。这种“未完成性”恰恰构成了其历史意义——他证明了变革往往始于旧体制内部的自我批判，而非外部颠覆的瞬间。
西、权力游戏的清醒囚徒
萨利公爵的晚年选择耐人寻味：在权倾朝野时急流勇退（1611年辞职），转而撰写回忆录。这或许是对马基雅维利式权力哲学的无声反驳——他深知政治的本质是有限的艺术，而非无限的征服。然而，这种退隐亦是一种妥协：当理性主义改革触碰到贵族特权的边界时，他选择了以文字而非行动继续抗争。他的《皇家经济》将欧洲和平归功于亨利西世，却回避了自身改革未能触及的深层矛盾。这种“清醒的沉默”，恰是旧制度精英面对历史洪流时的典型姿态。
结语：过渡者的永恒困境
萨利公爵的一生，是旧制度向现代性转型的隐喻。他的改革试图缝合传统与现代的裂隙，却反被裂隙吞噬；他的思想照亮了前路，却未能跨越自身的阴影。这种困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历史的推进者往往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是那些在现实泥沼中挣扎的务实者。他们的遗产不在于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于为后世标定了矛盾的路标——正如萨利公爵的名字，既镌刻在《资本论》的经典论述中，也消逝于萨利克法典的古老尘埃里。
作为亨利西世时代的财政总监，萨利公爵是法国封建秩序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关键推手。他理性化的财政改革（如降低利率、整顿税收）试图以经济逻辑取代贵族特权，却因依赖王权而无法彻底突破旧体制；他推崇农业经济，警惕殖民扩张的虚妄，却仍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关系的桎梏。马克思称其为“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探索者”，恰因其思想兼具进步性与妥协性——既为后世重农学派铺路，又未能摆脱等级制度的窠臼。
政治上，他是清醒的实用主义者：力主宗教宽容以巩固王权，却在权力巅峰急流勇退，晚年以回忆录替代行动，暴露了旧精英的局限性。他的矛盾性正是时代的缩影：一只脚深陷封建泥潭，另一脚己试探现代国家的门槛。最终，萨利公爵未能完成历史赋予的转型使命，但其改革遗产与未竟理想，仍为法国近代化埋下了伏笔。他的一生证明，真正的变革者往往不是彻底的革命家，而是挣扎于现实与理想间的过渡者——他们的失败，恰是历史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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