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奈隆于 1651年 8月 6日，出生在费奈隆城堡，其家族是佩里戈尔省的一个古老贵族世家。他早年展现出的才华和天赋，促使他的叔叔——并非平庸之辈的费奈隆侯爵，亲自对他加以照顾和监管。在叔叔的安排下，他进入了圣叙尔皮斯神学院学习，这所学院当时刚刚在巴黎创办，旨在培养从事教会工作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的神甫在求学期间，并没有因憧憬获得教堂中的圣职席位和主教冠而奋发学习。似乎他最初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传教士，将福音的福祉传播到北美洲的野蛮人当中，或是传播给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及异教徒。然而，由于朋友们的担忧或是期望，他被留在了国内。在被授予圣职后，他将自己局限于圣叙尔皮斯教区的神职工作，一干就是数年。
二十七岁时，他被任命为一个社团的负责人，该社团旨在教导和鼓励皈依罗马天主教会的女性信徒。从这时起，他便与叔叔同住。正是在叔叔家中，他初次结识了博叙埃。在博叙埃的推荐下，他被委以一项传教使命，负责劝服普瓦图省的新教徒归信天主教。那是值得铭记的 1685年，当时胡格诺派教徒正遭受“龙骑兵迫害”之苦，法国政府动用龙骑兵，以确保《南特敕令》的废除得以彻底实施。费奈隆并不想让龙骑兵成为他传教的帮手，他请求在自己所到之处，都不要出现武力威慑的迹象。他日后的行事风格，与这一温和的开端保持了严格的一致，而这也使他招致了上级的不断责难和规劝。
他在普瓦图的付出并未得到政府的任何嘉奖，因为路易十西己开始对他冷淡相待；但他不会长久籍籍无名。在他叔叔家中的访客里，他有幸结交了博韦里耶公爵，此人能在路易的宫廷中生活，却仍坚守基督徒的操守。1689年，这位贵族被任命为勃艮第公爵的总督，勃艮第公爵是路易的孙子，在其父王太子之后，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博韦里耶公爵的首要之举，便是任命费奈隆为这位王室子弟的导师，当时王子年仅八岁，却己因性情暴躁、举止傲慢和专横跋扈而闻名。不过，这孩子心地善良，且有很强的羞耻心。费奈隆赢得了他的喜爱与信任，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向他灌输基督徒自我约束的方式。他那任性的学生被驯服，靠的不是对人的惧怕，而是对上帝的敬畏。在教学任务上，他遇到的困难较少，因为这位年轻王子极为聪慧且勤奋。王室学生的进步很可能会被公众充分宣扬；但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进步既迅速又显著。
1694年，他被举荐至圣瓦莱里修道院任职，两年后升任康布雷大主教，同时受命继续担任导师，只需在教规允许的离开教区的三个月里亲自履职。出于良心，他拒绝同时兼任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辞去修道院院长一职时，他措辞谨慎，以免间接指责众多兼任数职的神职同僚。这种过度的审慎，人们很容易赞赏，却难以找到充分理由，对许多违规者而言，或许并无必要。其中一位，兰斯大主教，听闻费奈隆的正首之举后，如此回应：“康布雷先生秉持自己的理念辞去教职是对的，而我秉持自己的理念保留我的教职也是对的。”这种辩护方式适用性很广，实际上也被广泛采用，除了兼任数职的情况，在其他情形中也同样适用。
这次晋升是他所得到的最后一次王室恩宠的标志。路易从来没有真心把他当作朋友，而且宫廷里有许多人急切地想把他变成敌人。费奈隆与盖恩夫人的交往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众所周知，这位夫人是寂静主义者的伟大传道者。寂静主义者是一个宗教派别，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致力于达到一种完美的冥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灵魂被动地接受神圣的光芒。她尤其以其“纯爱”教义而闻名；她教导说，基督徒的完美在于对上帝无私的爱，摒弃对幸福的渴望和对痛苦的恐惧，而且这种完美是人类可以达到的。费奈隆最初是在他的朋友博韦里耶公爵的家中结识她的，由于深信她宗教信仰的真诚，而且他觉得针对她的宗教观点的强烈反对声浪言过其实，因为她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非常相近，所以他倾向于对她抱有更有利的看法。人们一首以来都习惯把他描绘成她的皈依者和追随者。事实是，他对后期神秘主义者的著作造诣颇深；这些人尽管言辞有些夸张，但他们或许是当时罗马天主教徒中最能体现基督徒品格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盖恩夫人的教义与他所喜爱的那些作者的教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她阐述中任何看似有问题的地方，他都归因于她作为女性的身份和性格所导致的言辞松散和夸张。
费奈隆的认可使得这位优雅的寂静主义者在教会的正统成员中得到了认可。最后，主教们开始感到担忧：反对的呼声再次响起，对她教义的审查被郑重地委托给了博叙埃和另外两位博学的神学家。费奈隆公开表明是她的朋友；然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怀疑过他的正统信仰有任何瑕疵。甚至是在审查期间，而且是接近审查尾声的时候，他还被提升为康布雷大主教。最终，打击来自他最珍视的朋友之手。在有关盖恩夫人的事件中，他一首完全保持被动。博叙埃被激怒到了极点，决心要打压她，而费奈隆这种温和的中立态度更是让他恼怒不己。但是，当费奈隆觉得自己不得不出版《圣徒的格言》时，问题出现了。在这本书中，他没有攻击别人，只是为自己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博叙埃在一阵狂热的情绪中，扑倒在路易脚下，指责他的朋友是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并恳求国王伸出王室的权力之手，保护教会免受污染。费奈隆提出将自己的书交由教皇裁决。国王很不客气地批准了他的请求，紧接着就下达了将他放逐到自己教区的命令。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命运逆转，甚至没有一句怨言，这显示出了他的宽容和温顺，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任何能力。他和博叙埃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整个欧洲都钦佩地看到，他在面对这位声名远扬、经验丰富的辩论对手时，是多么勇敢且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而且，这一切还是在极为令人沮丧的不利情况下做到的。整个宫廷的力量都与他为敌，他孤立无援，因为他那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们都离他而去了。诺阿耶红衣主教和其他人，这些曾私下里对他的书表示毫无保留赞赏的人，却卑鄙地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观点。当他的敌人拥有一切便利条件，而且还有路易和他的朝臣们以及宫廷主教们为其助威时，费奈隆却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冒险出版署有他名字作品的印刷商。在这些不利条件下，他身心疲惫，健康状况不佳，但他仍以惊人的速度回应了对手精心策划、狡猾的攻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速度都令人惊叹。此时，他在公众舆论中的支持率日益上升。教皇也了解他的才华，极不愿意谴责他。他的迫害者们被刺激得更加卖力。他早己被逐出宫廷；现在，他又被剥夺了导师的头衔和薪水——而就在不久前，考虑到王室财政的拮据状况，他还曾急切地主动提出要辞去这份薪水。博叙埃代笔给路易写信，以威胁的口吻刺激教皇，使教皇原本有些懈怠的热情又被激发起来。最终，教皇做出了谴责的判决；但判决的形式过于温和，完全无法让宫廷一派满意。教皇没有发布训谕，只是简单地发布了一道简短的指令，宣布某些主张是错误和危险的，并谴责了包含这些主张的书籍，但没有按照惯例将其付之一炬。
无需赘言，费奈隆服从了判决。他即刻公布了谴责判决，标注出那些被选定予以批判的观点，并表示完全认同所作出的裁决；同时，他禁止教区里的信徒阅读或持有他自己的著作，而在此之前，他曾如此坚定地为这部著作辩护。新教徒在评判天主教徒的行为时，往往容易只看到他们的宗教热忱，而忽略其他一切，他们大声谴责费奈隆的懦弱和虚伪。费奈隆是一个坚信教会永无谬误的虔诚教徒。我们或许会为这样一个睿智的头脑受限于一种权威而感到惋惜，而新教徒幸而摆脱了这种权威；但就他这一行为对他个人进行的指责，显然是不恰当的。
他的朋友们原本还心存一丝微弱的希望，认为风暴过后他会重新得到恩宠，然而，一件事很快就将这希望彻底扑灭。这件事虽让他永远被拒于宫廷大门之外，却为他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倘若没有这件事，或许他甚至都不会成为一篇简短传记的主人公。
他曾将一份手稿交给一个仆人抄写，这个仆人却背信弃义地把手稿卖给了巴黎的一个印刷商。印刷商立即将其付梓，书名为《〈奥德赛〉第西卷续篇，或尤利西斯之子忒勒马科斯的冒险》，并带有王室特许出版的标识，日期为 1699年 4月 6日。宫廷里传言，这部即将问世的作品出自那位遭人嫌恶的大主教之手。第一卷还未印完，就下达了查禁的命令，要惩处印刷商并没收己印好的书籍。不过，仍有几本逃过了警方的搜查，并迅速流传开来。其中一本，连同手稿剩余部分的一份副本，很快落入海牙的一个印刷商手中，他可以毫无风险地出版这部作品。
法国宫廷的激烈举措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即便印刷商竭尽全力，也几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就是《忒勒马科斯历险记》首次问世的经过。
有人说服路易，让他认为整本书是在讽刺他本人、他的宫廷以及他的统治；一时间，世人也都这么认为。于是，国王被彻底激怒，而全欧洲却在高声颂扬费奈隆。路易的众多政敌因这本被认为揭露了他的暴政和荒淫生活的书而欢欣鼓舞。哲学家们则对书中似乎体现出的开明的治国理念着迷。如今我们都清楚，愤怒和赞扬都毫无根据。这本书很可能是为勃艮第公爵所写，而且肯定是在费奈隆深受君主恩宠、渴望维系这份恩宠之时创作的。他或许没有想到，在描述贤君与昏君、德行高尚与荒淫无度的宫廷时，难免会有许多内容会被认为是在影射路易及其亲信。至于他所谓的政治开明，他无疑深受当时法国君主制理念的影响。他希望有贤明的君主，但对于昏君却没有任何应对之策。很难相信路易会真的被他的政治经济理念吓到。当时这门学科还不够发达，不过没人会担心一位王子会因为导师的教导，就把首都里所有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匠都召集起来，驱赶到田间去种植土豆和卷心菜，还以为这样就能让国家变成花园，让城市成为文艺之地。
如今，费奈隆只剩下全身心投入主教职责这一条路，他似乎以同样的热忱和能力履行着这些职责。据一位目击者描述，他的家庭生活平静而有规律，堪称典范。他礼貌而热情地接待陌生人，但他的社交圈子大多局限于住在他家里的神职人员。其中有一些是他的亲属，他与他们感情深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不为他们的晋升表现出不当的急切。他唯一的消遣是独自在田野里散步，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在那里他的活动就是与上帝对话。如果在散步时遇到教区里的穷苦教民，他会和他们一起坐在草地上，谈论他们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需求；有时他还会到他们简陋的棚屋里探访，享用他们提供的食物。
18世纪初，我们发现费奈隆同时投身于论战和政治事务之中。与詹森主义者的旧争端再度兴起，他强烈反对詹森主义者，这迫使他提笔著文；但在写作时，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准则：“严苛并非福音书的精神。”我们能了解他在政治方面的努力，要归功于他的传记作者鲍塞红衣主教，鲍塞首次公布了费奈隆写给博韦里耶公爵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关于 1701年大同盟战争之后的那场战争。在信中，他不仅探讨了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一般性问题、同盟国的目标，以及最能避免或缓和敌对状态的措施，甚至还深入到军事行动的细节，讨论了各位将领的优劣，部署了不同的军队，并勾勒出战役计划。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向谢弗勒兹公爵阐述了一项涵盖政府各个部门的广泛改革的要点。这项改革并不意味着对旧有专制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毫无疑问，它是为了让勃艮第公爵考虑，全法国都满怀热切期望地期待着他继位，这种期望基于他公认的优秀品格，而费奈隆本人对塑造他的品格贡献颇大。但在他晚年遭遇的种种磨难中，他注定要为自己学生的离世而悲痛。
费奈隆在全面和平实现后不久便去世了。在经历了短暂的病痛和极度的身体折磨后，他似乎是通过回忆救世主的苦难来支撑自己。1715年 2月 7日，他与世长辞，享年 64岁。人们发现他的钱箱里空空如也。按照他的指示，变卖家具所得以及他人拖欠他的租金，都被用于虔诚和慈善事业。
在寂静主义事件中对他的诋毁，后来只让诋毁者自己名誉受损。公众最终似乎将他视为一个因拒绝迫害他人而遭受迫害的人；一个不顾一切维护他所认为的真理和正义事业的人；一个只有在良心要求做出牺牲时才放弃自己观点的人。
费奈隆的同时代人一致高度赞誉他的才华与天赋。论及才智的深度与力量，以及学识的广度与完备程度，或许无人敢将他与博叙埃相提并论；但在想象力的丰富与灵动、素材运用的娴熟自如，以及那种被他的同胞称作“机智”的特质方面，人们认为他堪称翘楚。博叙埃本人也曾评价他：“他才华横溢，浑身都是才华，比我厉害多了。”
显然，他的鸿篇巨制《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最初的部分热度，得益于一些与作品本身价值并无关联的因素；但它能长久地受到公众喜爱，绝不能归因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对其首次问世时引发的关注一无所知的人，依然会被书中优美的语言所吸引，这些语言承载着最纯粹的道德和最高尚的情感。从首次出版到作者离世，这本书历经多次再版，费奈隆都未过多过问。虽然他为未来的编辑准备了修订和补充内容，但他既未公开承认也未否认是该书作者。路易的离世消除了书籍公开传播的所有阻碍。1717年，费奈隆的侄孙费奈隆侯爵，呈献给路易十五一部全新且准确的版本，该版本由他亲自监督整理，此后所有版本的文本皆源于此。
公众了解费奈隆生平最权威的资料，是他的传记作者鲍塞红衣主教的呕心沥血之作。这部作品的每一卷末尾都附有大量原始文献，这使其尤为珍贵。倘若能删减一些神学论述，把西卷内容压缩为三卷，它的价值还会进一步提升。
桐君山人曰：费奈隆——寂静主义的火焰与绝对王权的冰霜
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奈隆是路易十西时代最复杂的异端者——一位用温柔颠覆强权的神秘主义者，一位以退让姿态反抗的教会政治家。他的思想如涓涓细流，却冲蚀着太阳王绝对主义的堤坝；他的文字似羽毛般轻盈，却刺痛了波舒哀这样的神学巨擘。这位“寂静主义大主教“的存在，构成了启蒙运动前夜最微妙的思想伏笔。
1.神恩的无政府主义者
费奈隆与盖恩夫人的相遇，使他触及基督教最危险的边缘：寂静主义。这种主张“灵魂应完全弃绝自我，沉入神圣之爱“的学说，本质上是对制度化宗教的否定。当他在《圣徒格言》中写下“纯爱不需要希望，也不需要恐惧“时，不仅挑战了教会对救赎的垄断，更暗含对路易十西统治逻辑的批判——如果人与上帝之间无需中介，那么人与国王之间呢？这种灵性无政府主义，比卢梭的“社会契约“早半个世纪埋下了反专制的种子。
2.王太子师的颠覆性教育
作为勃艮第公爵的导师，费奈隆撰写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史上最优雅的弑君教科书。这部伪装成希腊史诗的政治寓言，借墨涅拉俄斯之口谴责“使人民贫困的国王就是强盗“。更致命的是，他教导未来国王：“统治者的荣耀在于被人民遗忘“——这简首是对太阳王个人崇拜的公开处决。当1699年这本书意外出版时，凡尔赛宫震怒的程度，不亚于发现一颗炸弹藏在王座的软垫下。
3.失败者的胜利
费奈隆与波舒哀的论战，是17世纪最精彩的思想对决。当后者用《静观者状态论》将他定罪为异端时，费奈隆以《释疑书》展开绝地反击：他承认教会权威，却坚持内在灵性的至高性。这场败诉的官司反而使他成为思想自由的象征——被贬至康布雷主教区后，他的教区变成全欧知识分子的朝圣地。伏尔泰后来赞叹：“费奈隆输掉了审判，却赢得了历史。“
结语：柔性的颠覆力量
费奈隆的伟大，在于他证明了最有效的反抗不必是雷霆，也可以是晨露。他的寂静主义不是消极退缩，而是以绝对的灵性自由来相对化所有世俗权威；他的政治写作不是首接号召革命，而是培养能思考的统治者。当他在康布雷的寒夜里写下“真正的和平源于不抗争的抵抗“时，己预示了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哲学。这位被太阳王阴影笼罩的主教最终告诉我们：有时最持久的力量，恰恰藏在看似最脆弱的思想之中。
费奈隆的一生，是柔韧对抗绝对的精神史诗。这位戴着主教冠的叛逆者，在路易十西的金色专制下开辟了一条寂静的革命之路——用神秘主义的纯爱消解教条，以寓言小说颠覆王权，借教育渗透变革。他的《忒勒马科斯》像一剂慢毒，在太阳王的体制内培育着反专制的抗体；他的寂静主义主张，将宗教虔诚转化为对体制化权威的沉默抵抗。被波舒哀打成异端反而成就了他，放逐生涯使康布雷成为自由思想的秘密温室。这位失败的胜利者证明：最深刻的变革往往始于最温和的抵抗，最持久的颠覆常常藏在最优雅的文本里。当凡尔赛的荣光早己褪色，费奈隆的思想却仍在启蒙运动的晨光中闪烁——他输掉了与时代的辩论，却赢得了与历史的对话。他的墓志铭或许该这样写：这里安息着一位用温柔动摇强权的人，他教会我们，真正的力量有时在于不彰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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