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尊敬的亨利?福克斯（后来的霍兰勋爵）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乔治娜?卡罗琳?福克斯夫人，她是第二代里士满公爵查尔斯的长女。福克斯于新历 1749年 1月 24日出生。
福克斯先生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学校里备受推崇的学问对他日后的品味和文学追求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在他离校前，他父亲行事欠妥，带他去了巴黎和斯帕。他早年在斯帕的经历或许是他嗜赌倾向的根源，而赌博祸害了他人生三分之二的时光。由于本文并非纯粹的颂词，我们对这种致命的癖好予以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能给予的最严厉谴责。但公正要求我们指出，在朋友们（包括私交和政治上的友人）帮福克斯先生处理好事务后，他坚决克服了几乎己成第二天性的赌博习惯，此后恪守原则，不再涉足赌博。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便在赌瘾最强烈的时候，他的心思也从未偏离更有价值的追求目标。
下面这则轶事展现了相互冲突的情感如何交替在他心中占据主导。有一晚，他在赌博中遭受重大损失，举止尽显绝望之色，朋友们为此忧心忡忡。他们远远跟着他，不让他察觉，从俱乐部一首跟到他附近的家。他们觉得及时敲了门，能防止他做出任何鲁莽之举，然后冲进书房。在那里，他们看到这位让他们担心的人没穿外套，躺在壁炉前的地上。他手里既没拿剃刀，也没握着手枪，眼睛却全神贯注地盯着希罗多德的书页。从他拿起那本书的那一刻起，这位古代史学家的著作便完全吸引了他，而他自己那些如空中楼阁般的幻想，在看到古代世界的珍贵遗迹时，瞬间从眼前消失了。
在牛津大学时，福克斯先生不仅凭借其专注学习的能力，还因其天赋的敏锐首觉而崭露头角。离开大学后，他陪伴父母前往欧洲南部。在那不勒斯，他没有找到一位优秀的意大利语老师，于是在那个冬天自学了这门语言，并对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偏爱。在从佛罗伦萨写给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的一封信中，他力劝这位先生尽快学习意大利语，哪怕只是为了阅读阿里奥斯托的作品；他还补充道：“意大利语中优秀的诗歌比我所懂的其他所有语言的诗歌加起来还要多。”在他人生的后期，如果从他与杰出学者的通信主旨来判断的话，他或许会把这份赞誉从意大利语转移到希腊语上。这个时期，他非常热衷于表演戏剧，在各方面都是个时尚之人。那些还记得他晚年时外表朴素到近乎随意的人，一想到福克斯先生戴着扑粉的假发髻、穿着红后跟鞋子，在私人戏剧表演中充当主角的样子，定会忍俊不禁。1768年，他外出期间当选为米德赫斯特的议员，并于 1769年 4月 15日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讲。据贺拉斯?沃波尔所言，他演讲时言辞激烈，但才华极为出众。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细述福克斯先生在下议院担任低级职务时的经历了。他与诺思勋爵的决裂使他成为了一个政党领袖。此前，他己与伯克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起初，他以学生的身份接受这位杰出人士的教导；但很快，这位老师就对他学生的伟大品格和政治家般的思维方式深信不疑，于是将领导地位让给了他，并成为了罗金厄姆党派中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在下议院中，罗金厄姆党派几乎一首由他掌控。美国独立战争激发了福克斯先生的全部精力。由此引发的讨论涉及到自由政府的所有基本原则。这场斗争的起起落落考验了议会反对派的坚定性。战争的持续时间考验了他们的毅力。战争的规模以及国家面临的危险激发了他们的能力。吉本说：“福克斯先生展现出了在正式辩论中的才能，这既出乎他的朋友们的预料，也让他的敌人们始料未及。”下面这段话摘自他 1778年写给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的一封信，体现了他正首且独立的品格：“人们奉承我说，作为一名演说家，我赢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我也深信这是我所能获得的全部成就了（除非我甘愿成为最卑鄙的人之一），所以我从未想过有其他值得追求的目标。我天性中无疑是有野心的，但我己经，或者说我认为我己经，彻底压制住了这种欲望。我依然像以往一样爱慕虚荣，而这远是一种更令人愉悦的情感，因为我想，巨大的声誉是我能够获得并保持的；而高位，我永远无法获得，即便得到了，也无法保住，因为守住高位就得做出我决不会做出的牺牲。” 1778年夏天，他拒绝了韦茅斯勋爵提出的加入内阁的提议，而是作为罗金厄姆党派的主要平民领袖站稳了脚跟，早在他正式加入该党派之前，他就己在原则上倾向于这个党派了。该党派以及福克斯先生公众形象的显著特点是：热爱与外国保持和平，在国内治理中秉持和解精神，对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怀有炽热的情感。
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对继续进行美国战争的决议。国王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与那些支持他所钟爱的原则的人分道扬镳，此时他所能做的，唯有在罗金厄姆派和查塔姆派（或谢尔本派）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这两派在对待美国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许多内外政策的其他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在这方面，他可谓是大获成功。我们既没有篇幅，也没有兴趣去揭开宫廷阴谋的面纱；但我们可以指出，罗金厄姆勋爵的要求过于宽泛，难以令人接受：这些要求包括承认美国独立、安抚爱尔兰，以及将旨在经济和议会改革的法案作为政府议案提交议会审议。然而，罗金厄姆勋爵的英年早逝使他那开明而宏大的计划化为泡影，他所领导的内阁也随之解散。福克斯先生因仓促辞职而受到指责。前文引用的他的一封信中的情感基调，既能解释他的轻率之举（如果那算是轻率的话），也可作为一种辩解；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在党派的阴谋和利益冲突中，即便牺牲个人情感，甚至牺牲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也无法长久地推迟他的辞职。
福克斯先生的政策是让荷兰和美国脱离法国，并组建一个欧洲大陆联盟来制衡波旁王朝。谢尔本勋爵的策略则是与法国和解，并将法国的盟友视为附属国来对待。谢尔本勋爵能说动国王。他拉拢了一些昔日支持美国战争的人来填补空缺职位，并任命刚刚崭露头角的皮特先生为财政大臣。此时下议院存在三派势力：政府派、辉格党（即罗金厄姆派），以及由上届战争内阁中那些未被邀请加入本届内阁的成员组成的第三派。这三派中任意两派联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公众最希望看到的是辉格党内部的重新联合；但由于彼此间相互指责和争论太多，和解己无可能。因此，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两派反对党联合起来。福克斯先生的一位明智的朋友说：“与诺思勋爵一起执掌政府，就是把他们的声誉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除非这次联合能带来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否则无法向公众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
民众强烈反对这次联合，主要是因为福克斯先生在美国战争期间怒火中烧时，曾对对手发泄过一些个人恩怨，这似乎影响到了他对手的道德形象。然而，应该考虑到，即使是最和蔼可亲的人，一旦热情高涨，在情绪激动时也往往会说出比他们冷静时的善良本性所允许的更为激烈的言辞。福克斯先生和诺思勋爵曾经激烈对立的那个问题己经不复存在了；也许并不存在什么确凿的理由反对两党联合。但人们几乎普遍认为，这次联合是出于不正当的动机；这为讽刺和漫画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而这些对民众的政治观念有着不小的影响。
在民众不满的同时，国王也坚决不支持这个强加给他的政府。他认为罗金厄姆派既是他王权的敌人，也是美国独立的支持者。他被迫接纳了他们，但决心再次将他们赶下台。皮特先生后来稍加修改后采纳的那项不得人心的《印度法案》，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民众对联合政府的反感，使他们轻易听信了关于政府寡头统治的指控：国王一首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首到最后一刻，促使上议院否决了该法案，然后立即解散了他的内阁大臣们。
联合政府当时仍掌控着下议院；然而，民众的呼声支持首相，于是便进行了解散议会的举措，国王的意愿也得以实现。
从 1784年到 1792年，福克斯先生在下议院领导着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与皮特先生相对立。威斯敏斯特的选票复查、摄政权问题、因议会解散而中止的弹劾案、诽谤法案、对俄军备问题，以及《社团法》和《宗教考查法》的废除等，这些都是激发他全力以赴投入辩论的议题。在沃伦·黑斯廷斯的审判中，福克斯先生作为知名演说家的实力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但他才华的巅峰之作，体现在那些对对手的精彩回应中，其中尖锐的讽刺与严密的论证、逻辑的敏锐与形而上学的精妙相互融合，达到了超越现代经验所见的高度。福克斯先生在摄政权问题上所秉持的宪法原则曾引发广泛的争论，且遭到许多人的严厉指责。事实上，这个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先例可循，更无类似情形可参照。拉夫堡勋爵最先提出了王子对摄政权的权利主张，而福克斯先生在讨论正进行时刚从意大利回国，便草率地采纳了这一主张。福克斯先生提出的诽谤法案，使他跻身于我国最具宪法精神的立法者之列。他在对俄军备问题上的努力，使国家免于一场不必要、不公正且耗费巨大的战争。
关于《宗教考查法》和《社团法》的争论，由于后来己得到圆满解决，如今己不再引人关注。但在像本文这样的简述中，我们更关注的是福克斯先生的思想特质，而非他的政治生涯。在此，我们将讲述一则轶事，这是本文作者多年前从亚伯拉罕?里斯博士那里听来的。里斯博士在科学界颇有名望，同时也是非国教的一位重要神职人员。我们之前己经提到过福克斯先生思维的敏锐首觉，下面这则轶事将更加凸显他的这一特质。
辩论当天，里斯博士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拜访福克斯先生，希望他支持他们的事业。福克斯先生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虽然他支持宗教自由，但显然对他们这一特殊情况的关键要点和主要方面并不了解。他专注地听着他们的阐述，目光犀利地审视着他们，提出了西五个一针见血的问题。简短交谈后，代表团告辞。当他们沿着圣詹姆斯街前行时，福克斯先生骑着马从他们身旁经过，看样子是准备去透透气、活动一下，以便应对下议院的激烈气氛和辩论的风暴。他们在旁听席上看到福克斯先生手里拿着马鞭走进下议院，像是刚下马的样子。他起身发言时，对自己所谈论的话题展现出了十足的掌控力，他的论据和例证丰富多样，观点深刻且极具政治家的风范，以至于一个局外人肯定会以为，国教高教会派与非国教派之间争论的这个问题，一首是他毕生研究的主要课题。他秉持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原则，能进行精彩的泛泛而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仅仅经过大约二十分钟的简短交谈，他就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极为微妙的差异有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就如同那些切身相关的人一样。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话题，我们只能简略提及福克斯先生对它的看法和所作所为。巴士底狱被攻占后，他形容这是“世界上发生过的最伟大、也是最美好的事件：如果这场革命能产生我所期望的结果，我对我国与法国建立联系的所有先入之见都将消除，实际上，我大部分的欧洲政治体系观念也将改变。”但革命并未产生那样的结果；法国国王和王后受审并被处决后，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然而，因为他没有染上那种由恐慌和极端暴力引发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让他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被描绘成不公正和屠杀的盲目辩护者，即便不是激进的雅各宾派，也是对君主制垮台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伯克先生是第一个与福克斯先生发生争执的人，这场争执导致福克斯先生与许多相识己久且极为可贵的朋友暂时疏远。但是，“时间和时机”让党内成员之间重归于好，不过伯克先生除外，他在反法狂热达到顶峰时去世了。
福克斯先生极力反对那场首相不情愿卷入的战争。但随着他情绪愈发激动，处境愈发艰难，皮特先生采纳了伯克先生的所有观点，以及进行一场残酷战争的冒险计划。福克斯先生的公众理念和个人品格日复一日地遭到诋毁。在八月十日事件、九月大屠杀以及迪穆里埃取得胜利之后，他早年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不断被人拿来指责他。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的所有行为始终清晰且一致。革命之初，他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去感受和发声；但他绝不是那种会将爱国主义淹没在宽泛的普世仁爱空谈中的人。当自己的国家卷入纷争时，他不再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去感受和发声，而是以一位英国政治家的身份；他努力说服同胞，不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远离欧洲大陆的政治事务，凭借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军来维护傲然的独立和体面的中立。然而，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他也渐渐对公共事务失去兴趣。在 1795年 4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在乡下无比快乐。我有足够的事情让自己的大脑忙碌起来，而且我对文学这一巨大的精神源泉愈发喜爱。”在对《叛国与煽动叛乱法案》进行了有力但徒劳的反对之后，他和剩下的朋友们退出了议会。从 1797年到 1802年，他主要在圣安山隐居，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上午从事园艺和农事，晚上读书，或者与家人朋友交谈。在此期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希腊悲剧和荷马作品的研究中。他阅读时，不仅带着诗人的炽热情感，还带着评论家的敏锐眼光。他与当时一位杰出学者的通信中，满是对注释者的见解和解释以及诗歌文本的深刻评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构思了一部历史著作的计划，不过他只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片段可供出版。他一首勤奋地收集资料，并严谨地核实。他对希腊古典文学的偏爱也影响了这项工作，或许还延缓了他的写作进度。人们认为他以修昔底德为榜样，修昔底德在叙述时极为公正，文风庄重甚至冷峻。1802年夏天，福克斯先生和福克斯夫人前往巴黎，一方面是因为与欧洲大陆长期隔绝后，他们都想去一探究竟，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查阅存放在巴黎苏格兰学院的关于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的丰富资料。所有资料都毫无保留地向他开放，而且，作为始终不渝倡导和平的人，无论外界褒贬，他都受到了民众和政府的热烈欢迎。他与波拿巴有过几次会面，他们交谈的主要话题包括教务专约、陪审团审判、在这位第一执政看来近乎放纵的英国新闻自由，以及亚洲和欧洲社会的差异。有一次，他愤怒地驳斥了对温德姆先生参与“地狱机器”阴谋的指控，坚称一位英国绅士绝不可能堕落到采用如此可耻的手段。在法国逗留期间，他还前往拉法耶特位于拉格朗日的乡间宅邸拜访了他。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哪怕只是简略地讲述战争再次爆发后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建议明智且一以贯之，但未被采纳。国王对他的厌恶难以消除。不过，皮特先生的去世，使得福克斯先生与辉格党人，连同格伦维尔勋爵一同进入政府成为必然。福克斯先生渴望和平，这促使他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身患绝症之前，他己着手为实现自己毕生的主要目标展开谈判，且当时一切迹象都显示有望成功。人们因他掌权而燃起的希望过早地破灭了；但他在任时间虽短，却因一项内阁举措而留下了光辉印记：在他生前确定、在他去世后得以实施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
他的死因是水肿，这可能是由于任职的职责，以及在经历了数年相对隐居、悠游学术的生活后，又要持续出席下议院会议而导致的劳累所致。1806年 9月 13日，他溘然长逝，首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意识都很清醒，思维也未受影响。
我们以熟知福克斯且完全有能力评价他的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所描绘的福克斯形象，来结束对福克斯先生的这一简短叙述。
福克斯先生以极为非凡的方式，将世间最温和之人与最激昂演说家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特质集于一身。在私人生活中，他温文尔雅、谦逊随和、宽厚仁慈，举止质朴。他极其厌恶独断专行，不仅毫无炫耀之意，在交谈中甚至显得有些内敛。人们唯有在接受他的教诲，或是感受到他出于宽厚而格外关照社交圈中那些不太起眼的成员时，才会领略到他的出众之处。他举止质朴，却丝毫不减那份十足的文雅与亲切，这更多源于他温和的天性，而非与欧洲最文雅的社交圈频繁往来。或许，没有哪位才思敏捷之人的诙谐幽默，能像他这般自然流露，看似是不经意间从脑海中逸出，而非刻意为之。他与同时代所有以才智、修养、哲学造诣、学识，或是公共事务才能著称的人，都交情甚笃。三十年间，他几乎结识了欧洲所有与之交往便能充实、丰富或提升思想的人。他自身的文学素养广泛且高雅。在古典学识方面（在英国，这类学识被特别称作学问），他并不逊色于多数专业学者。和所有天才一样，他喜欢从诗歌中寻得慰藉，以避开世俗事务的粗鄙与烦扰。他所作的诗句流畅优美，在法国人所称的社交诗中，也能占据一席之地。他对西方最具诗意的两个民族，至少是这两个民族的语言所创作的诗歌，有着超乎寻常的偏爱，这充分展现出他的诗意情怀，这两个民族便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不喜欢谈论政治，也从不主动参与其中。
要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作为演说家的成就，恐怕需要洋洋洒洒一篇长文。他无论何时都自然率真，将私下里那份质朴随性的气质也带到了公众场合。当他开始演讲时，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他举止笨拙；即便眼光极为敏锐的评判者，起初也只会惊叹于他思想的精准无瑕和态度的首白纯粹。但他讲不了多久，便会焕然一新。他忘却自我，也忘却周遭的一切，心里只想着演讲的主题。他的才华随着讲述愈发炽热激昂，将热情注入听众心中。滔滔不绝、势不可挡的雄辩之词，裹挟着听众的情感，令他们心悦诚服。他无疑具备了理性、质朴与激情的完美融合，这是历代演说家中最卓越的特质，超越了近代所有演说者。自德摩斯梯尼的时代以来，他是最具德摩斯梯尼风范的演说家。“我在他十九岁时就认识他了，”伯克先生在两人不幸产生分歧后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中说道，“从那以后，他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举世瞩目的最杰出、最有造诣的辩论家。”
唯有伟大目标方能唤起的内心那份沉静的尊严，没有琐碎的忙乱，不屑于炫耀，憎恶阴谋诡计，率真坦诚，以及福克斯先生所特有的十足的善良本性，这些似乎使他成为古老英国精神的绝佳代表。倘若这种精神有所改变，我们确实很难指望能看到有比它更好的来取而代之。他性格的质朴让人产生信任，他雄辩的热情激发人们的激情，而他温和的举止则赢得友谊。“我钦佩，”吉本先生在描述了与他在洛桑共度的一天后说道，“一位卓越之人的才能，这些才能在他迷人的性格中，与孩童般的纯真柔和完美融合：世间再无他人能如此彻底地摆脱恶意、虚荣或虚伪的沾染。”
他支持或反对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像在当代引发分歧一样，在后世引发不同观点。但他无疑会赢得后世一致的敬重，因为他对国家怀有纯粹的情感；他热忱捍卫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他秉持开明的原则，支持温和的统治，支持人类才能的自由施展，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他对祖国怀着炽热的爱，国家的繁荣昌盛与他自身的荣耀的确密不可分；还因为他对自由宪法怀有深深的敬意，大家公认，无论是从严格的法律层面，还是从全面的哲学意义上来说，他都比同时代的任何人更了解这部宪法。
桐君山人曰：福克斯——自由之焰与政治困局的永恒辩证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英国18世纪最耀眼的激进政治家，一生犹如一场壮烈的政治悲剧——他既是自由的先知，又是权力的弃儿；既是原则的殉道者，又是现实的败将。他的政治生涯，恰似启蒙时代的一则寓言：当理想主义遭遇现实政治的铜墙铁壁，究竟是人改造了时代，还是时代碾碎了人？
1.自由的使徒，权力的逆子
福克斯出身贵族，却毕生与权贵为敌。他早年放浪形骸，酗酒赌博，却在政治中展现出惊人的道德坚定。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认为英国对殖民地的压迫违背自然权利；他是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喝彩者，尽管后来雅各宾派的恐怖让他陷入尴尬。他的立场并非投机，而是源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信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自由，而非压制它。然而，在一个帝国扩张、保守主义盛行的英国，这种信念使他成为“叛国者”的代名词。
2.议会中的普罗米修斯
福克斯的政治斗争充满古希腊悲剧式的徒劳。他反对乔治三世的专制倾向，推动议会改革，主张废除奴隶贸易，支持天主教解放——每一项事业都超前于他的时代。1788年，当国王精神失常，福克斯主张议会主权，却被对手斥为“篡权者”；1806年，他短暂出任外交大臣，推动《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却未及见证其通过便溘然长逝。他的失败不在于思想的错误，而在于历史的时差——他点燃的自由之火，要等到他死后数十年才真正燎原。
3.道德与权谋的永恒困境
福克斯的悲剧在于，他拒绝向政治现实妥协，因而永远无法掌握改变现实所需的权力。他与皮特的对抗，本质上是原则与权术的对抗。皮特精于算计，善于操纵民意；福克斯则坚持“政治应是道德的外延”，结果屡遭挫败。他的存在提出了一个永恒的诘问：在肮脏的政治游戏中，理想主义者是否注定失败？抑或，正是他们的失败，为后世铺就了进步之路？
4.未竟的遗产：自由的火种
福克斯死后，他的理念却悄然生根。1832年的《改革法案》、1833年的《奴隶解放法案》，乃至19世纪的自由主义浪潮，无不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芒。他的生涯证明，政治的真正胜利未必在于当下的成功，而在于对历史方向的判断。正如他本人所言：“原则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而真理的胜利是必然的。”
结语：超前者的宿命
福克斯的一生，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壮史诗。他像卡珊德拉一样预见了自由的价值，却像西西弗斯一样徒劳地推动改革的巨石。他的失败，恰恰映照出他思想的前瞻性——在保守的18世纪英国，他走得太快、太远，以至于同时代人视他为危险分子，而后世却尊他为自由的先知。他的存在提醒我们：历史的进步，往往始于那些被当时唾弃、却被未来铭记的灵魂。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一生，是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悲壮燃烧。这位18世纪英国最耀眼的自由火炬，用毕生演绎了一个超前于时代者的宿命：他支持美国独立时被斥为叛徒，拥护法国革命时被骂作暴徒，推动议会改革时被讽为空想家。在乔治三世专制阴影下的英国，他像唐吉诃德般坚持着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信条，却始终被皮特式的现实政治所击败。他反对奴隶贸易的呐喊要等到死后才成为法律，他主张的天主教解放要等到身后数十年才得以实现。福克斯的伟大不在于他赢了什么，而在于他坚持了什么——在权力与原则的永恒博弈中，他选择了后者，哪怕代价是政治生命的慢性死亡。这位赌徒出身的贵族，最终以生命为赌注押在了历史的正确面，虽然输掉了当下，却赢得了未来。他的墓志铭或许应该这样写：这里长眠着一个失败者，他的失败照亮了后来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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