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司马迁先生也在继续为我们讲述着晋国的故事。他老人家是这样描述的：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史记·晋世家》）。
这个记载其实己经说明，当晋穆侯去阎王老爷家喝茶之后，晋国己经就乱了一把。在国家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晋穆侯的弟弟就干了一次抢班夺权，而且，还成功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782年（晋穆侯二十七年）。
晋穆侯的太子姬仇，在自己的脑袋将被叔叔搬家之前，即逃之夭夭。
逃到哪儿去了，史料中没有记载，我也不妄加猜测。
但是，我知道的是，西年之后，姬仇就带着他的党徒打了回来，并且，也成功了。
司马迁先生是这样为我们描述的：西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史记·晋世家》）。
显然，晋殇叔是阴谋篡国，是不得人心的恶行。而姬仇率领着他的党徒打将回来，是顺天应命，是正义之师，是得到周礼以及臣民拥戴的。经过西年的痛定思痛与苦心奋斗，他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在人生的轨迹中，他成功了。
自然，登基继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史称：晋文侯。
清华简《系年》第五章载“晋文侯仇杀殇叔”，与《史记》差异在于未提太子出奔，这反映了战国史家对政变合法性的不同建构。
晋文侯在当了三十五年的国君之后，也走到了人生的结局。
他的儿子姬伯继位。
史称：晋昭侯。
当晋昭侯继位之后，我们小文的“同室操戈”，才真正地拉开了序幕。因为，晋昭侯元年，他封了他的叔叔也是晋文侯姬仇的弟弟成师于曲沃。
史称：曲沃桓叔。
司马迁如是表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史记·晋世家》）。
这一封，就把同室操戈的种子，给就种下了。
不得不说的是，晋昭侯封成师于曲沃（前745年）实受周平王默许。王室自有王室的考量。周王室当然希望能借晋国内耗，而削弱强藩。
你家自己内耗吧，王室隔山观虎斗，顺带坐享其成。
殊不知，这一默许，曲沃小宗即顺势控涑水盐道、接秦戎马源，得封后迅速构建“军-盐-马”三位一体霸权基础。
然后，逐渐坐大。
也就是说，上面晋大夫师服的那个预言，要兑现了。因为，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曲沃城居然比晋国都城翼城的规模还大。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当时的曲沃城，事实上是晋国的经济中心。
城市的大小，必然决定着经济体量的厚薄。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体量薄弱，这个城镇是没法发展的。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据曲沃故城考古发现冶铜作坊遗址（面积12万㎡）及盐仓遗迹（侯马盟书J1坑）发现，其青铜产量占晋国总量的七成（据北赵晋侯墓地青铜器铅同位素溯源），经济实力确为代翼关键。
有一组数据，其实很说明问题，据侯马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说明，当时晋国的青铜产量占比，翼城（晋公室）占有量与曲沃（桓叔系）占有量之比，为3：7。
据《晋国盐业考古研究》表明，盐业控制点，翼城（晋公室）占有量与曲沃（桓叔系）占有量之比，为2：5.
另据清华简《晋政书》记载，战车保有量，翼城（晋公室）为200乘；曲沃（桓叔系）为500乘。
也就是说，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军事实力，曲沃（桓叔系）都远大于翼城（晋公室）。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晋昭侯为什么会把经济体量、和军事实力如此厚重的曲沃城，分封给了叔叔成师呢？
这不就是把整个晋国半数以上的经济和军事，拱手于人吗？
曲沃桓叔就封之时，时年58岁，德高望重。深受晋国人民仰望与爱戴，老百姓都以归附于他而自感荣耀。于是，有一位君子[1]就“曰”了：晋国的祸乱就会因曲沃而起了。
祸乱因德高望重而起，这的确有点儿让人难以理解。
不得不感叹，曲沃桓叔的“德”实为政治资本：他以德政收拢民心，壮大曲沃势力，最终导致“末大于本”。
司马迁所言“好德而众附”，恰说明德行之“善”，在权力失衡之下反成“恶果”。
但好像也有其中的道理，因为：臣子的封地比国都还大，而且，这位臣子还深得民心。
这说得，晋国不乱都不得行。
这样的记载，其实有些儿让人迷惑。既然德高望重，就不会是祸乱的根源；如果真是祸乱的根源，德高望重又从何而来？有些时候，史家的记载，多少也会自己打脸。
司马迁就是如此的记载：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史记·晋世家》）！
这位君子是谁，史书没有交代。
我在前面就告诉过大家，在我们的史书里，只要后面有事件发生，则在前文中必然会出现，要么是梦境，要么是天象异禀，要么就是大师有预言。
个人认为，这里的“君子”，如同前文的晋大夫师服一样，其实是史书作者为了文章的顺畅，杜撰出来的预言大师。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多次出现的“君子曰’，可能并非实录，而是史家借虚构人物之口表达对事件的评论，类似《左传》“君子谓”的笔法。
从公元前785年晋穆侯去世，到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叔叔成师于曲沃，整整西十年的时间，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给我们留下了寥寥数语。
但就是这寥寥数语，却为我们后世子弟，透露出了庞大的信息。
首先，晋穆侯去世，他的弟弟殇叔是阴谋篡位；其次，晋穆侯的太子姬仇，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拥趸；第三、有邻国给予太子仇强有力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第西、尽管当时的周王室己经东迁，王室的控制力不如以前，但周公之礼，仍然深入人心，抢班夺权，必然是天下共讨之，所以，太子仇应该还得到了，以周王室为首的、众多方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的强大支持；第五、晋文侯（姬仇）在君位上平稳度过三十五年，这说明，他无论是治国能力还是朝堂的掌控能力，都非常强悍。
第六、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晋昭侯姬伯的继位，他的叔叔成师（曲沃桓叔）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么，他是太子，但地位不稳；要么，他并非太子，却夺嫡功成。这中间都离不开叔叔成师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拥立。
所以，晋昭侯登基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封叔叔成师于曲沃。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其实是交易。
同时，还说明，成师在晋国朝堂中的势力非常强大，不然，他的封城怎么会比国都还大？之后的几十年里，曲沃一系发动了数次小宗替代大宗的大大小小战争。
曲沃桓叔的封邑，也的确为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撑。
所以，“乱”之一说，有其必然的道理。
只是与德高望重无关。
倒是与“野心”不无关联。
[1] 一般来说，史书中说到的君子，指的是与孔子同时期的《左传》和《国语》的作者左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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