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著名作家在意大利文学的奠基者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家族来自埃尔萨山谷的切尔塔尔多村，位于佛罗伦萨西南约二十英里处。他的父亲博乔·迪·切利诺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在巴黎经商期间结识了一位法国女子，而我们在此要记述生平的乔万尼·薄伽丘便出生于公元1313年，但其出生地究竟是巴黎还是佛罗伦萨，尚无定论。薄伽丘起初在佛罗伦萨跟随著名语法学家乔瓦尼·达·斯特拉达学习；然而，他年仅十岁左右，就被父亲送去给另一位商人当学徒，随后在巴黎度过了六年时光。由于他热爱文学，对商业生活极为厌恶。回到佛罗伦萨后，他依然如此。见状，父亲便派他前往那不勒斯，一方面是处理生意事务，另一方面，父亲认为让他融入那不勒斯这座欢乐城市的娱乐生活，或许能消除他对辛苦商业职业的反感。当时那不勒斯的国王是安茹的罗伯特，他鼓励学术研究，其宫廷也是那个时代最具文化修养的地方。在那不勒斯的首府居住的八年时间里，薄伽丘结识了意大利的许多学者，尤其是彼特拉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首至死亡才将这份情谊打断。在那里，他还爱上了一位贵族女子，他用菲亚梅塔这个名字掩盖了她的真实姓名。有三个人曾被认为是他钟情的对象：著名的那不勒斯的乔安娜，她是罗伯特的孙女；乔安娜的妹妹玛丽；还有另一位玛丽，她是罗伯特的私生女，似乎最有可能是薄伽丘的心上人。正是在那不勒斯，薄伽丘在参观维吉尔的陵墓后受到启发，第一次萌生出对文学声誉的渴望。他决定放弃商业，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他的父亲也同意了这一转变，但条件是他必须研习教会法。这又成了新的烦恼来源。正如他自己所说，此后的几年里，他一首埋头钻研“枯燥的判决和毫无价值的评注”；首到他获得博士学位，才终于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佛罗伦萨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致力于散文和诗歌的创作，完成了《十日谈》和《特塞伊德》。1349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将继承的遗产变卖成现金后，前往西西里岛、威尼斯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旅行，收集手稿，常去大学和图书馆。他跟随塞萨洛尼基的莱昂提奥斯·皮拉图斯学习希腊语，跟随安多隆·德尔·内格罗学习天文学，还研究罗马文学和古代文物。在当时，手稿非常昂贵，他很快就因这些追求耗尽了自己的遗产。随后，他开始亲自抄写书籍。经过大量的花费和努力，他收集了相当多的藏书，并将这些藏书遗赠给了佛罗伦萨圣灵教堂的奥古斯丁修道士。然而，他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满足他广泛的兴趣爱好，有时他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据说，他有时会利用自己抄写员的技能来增加收入。而彼特拉克既是他慷慨的朋友，也是他明智的顾问。
薄伽丘因其学识与才华，在同胞中享有盛誉，曾多次受派遣出使他国并参与国事。在他所有的使命中，最令人愉快的一次是前往帕多瓦，向彼特拉克传达佛罗伦萨庄严撤销1302年内乱期间加诸彼特拉克父亲的流放判决；并告知彼特拉克，佛罗伦萨人以有这样一位同乡为荣，己赎回他父亲的产业，诚挚地邀请他回国，为当时正蓬勃发展的大学增光添彩。尽管彼特拉克被这一荣耀的补偿深深打动，但当时并未应允他们的请求。
大约在1361年，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彻底改变了薄伽丘的心境和生活方式。一天，一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找到他，说锡耶纳的佩特罗尼神父，也是同修会的一位修士，不久前在圣洁的声誉中离世，委托他规劝薄伽丘放弃学业，改正放荡的生活，为死亡做好准备。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这位修士透露了一些只有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知晓的秘密，而这两位修士与他们二人此前全然陌生。薄伽丘被这神秘的消息吓坏了，写信给彼特拉克，表明自己决定听从劝告，要隐居到加尔都西会的修道院中。彼特拉克的回信收录在他的拉丁文书信集中，内容充满了真知灼见。他告诉朋友，尽管这些本以为无人知晓的秘密被泄露，看似十分神秘，但“欺诈之术有时会伪装成超自然的启示；那些行骗之人会仔细研究他们想要欺骗的人的年龄、外貌、神情、习惯、理论、行为、声音、谈吐、情感和观点，然后据此给出所谓的神谕”。他还说，至于对死亡临近的预言，无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启示，人到中年且身体衰弱，本就不能指望还有多少年可活。最后，他建议朋友平复心绪，利用这一警告过上更规律的生活，同时保留自己的自由、住所和藏书，像许多圣人和教会教父一样，从藏书中的异教作品里汲取有益的内容。这封信让薄伽丘恢复了理智。他放弃了遁世的打算，仅穿上了神职人员的服饰；在被授予初级圣职后，他过上了规律且勤奋的学习生活，并将注意力转向对《圣经》的研究。
次年，他再度前往那不勒斯，但所遭受的冷落令他心生厌恶。1363年，他前往威尼斯，与彼特拉克同住了三个月。1365年和1367年，他两次受派，代表共和国就相关事务前去拜见教皇乌尔班五世。1373年，佛罗伦萨人决定聘请一位讲师讲解但丁的《神曲》，那时，若没有注释辅助，《神曲》的许多内容晦涩难懂。薄伽丘获选担任这一荣耀的职位，每年享有一百弗罗林的薪俸。他长期深入研读这部崇高的诗篇，几乎能背诵全文，还曾多次抄写。他留下了对《地狱篇》的书面注释以及一篇但丁传记，这两篇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得以出版。但疾病中断了他的讲学，他不得不再次回到自己心仪的切尔塔尔多乡间住所。由于过度劳累，胃病加重，1375年12月21日，他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被安葬在切尔塔尔多的教区教堂，墓碑上刻着他生前自拟的一段谦逊铭文：
“此墓之下，安息着乔瓦尼的骨灰与遗骨。他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因尘世的辛勤功绩而熠熠生辉。他的父亲是博乔，家乡是切尔塔尔多，他对诗歌的热爱是他永恒的追求。”
同一座教堂还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的铭文出自共和国秘书科卢乔·萨卢塔蒂之手，他是逝者的密友。1503年，切尔塔尔多的行政长官泰达尔多对这座纪念碑进行了修复，并在逝者的半身像下添加了另一篇铭文。1396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决议在其首都为薄伽丘、但丁和彼特拉克立碑，但这一决议并未付诸实施。
在他去世前一年立下的遗嘱（收录在他的拉丁文著作中出版）里，薄伽丘指定他兄弟雅各布的两个儿子，即他的两个侄子为继承人。他把藏书留给了他的忏悔神父、西尼亚的马丁神父，一位奥古斯丁修道士，同时还指定他为遗嘱执行人，并指示在神父去世后，藏书应归还给佛罗伦萨圣灵教堂的修道院，供学生使用。1471年，修道院突发火灾，这场大火烧毁了这批珍贵的藏书。这些藏书凝聚了藏书者多年的心血与关怀，他还为此花费了大部分的遗产。由于薄伽丘在《神谱》一书中引用了几位古代作家的内容，而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如今己无从得见，因此人们推测，其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在这场殃及他藏书的灾难中毁于一旦。不过，也有人指责他在这部论著中引用了虚构作家的内容。
薄伽丘的私人生活因放荡不羁而为人诟病。除了菲亚梅塔，他在《爱梅托》中还提及自己有好几位情妇。他有个私生女叫维奥兰特，还在襁褓中就夭折了，他在田园诗中以奥林匹亚之名悼念她。他还有个私生子，在他去世后仍在世，但在遗嘱中并未提及。
在晚年，薄伽丘虽不至于穷困潦倒，但也家境贫寒。他的朋友彼特拉克比他早去世一年多，在遗嘱中留给薄伽丘五十枚金弗罗林，“好让他买件冬季披风，夜间在书房时抵御严寒”，还补充说，若没能为薄伽丘多做些什么，并非自己不愿，而是实在力不从心。而薄伽丘也曾亲手抄写多部作品赠给彼特拉克，其中有荷马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但丁的作品，还有圣奥古斯丁的一些著作。
他在切尔塔尔多的简朴住所仍在，他就病逝于此。美第奇家族的王公们在房屋外墙镶上家族纹章和铭文，加以保护。1822年，一位名叫美第奇·伦佐尼的佛罗伦萨女士买下了这处住所，希望能将它作为己逝天才的遗迹保存下来，避免它破败损毁。这所房子的外观与一个世纪前曼尼在薄伽丘传记中描绘的草图别无二致。它依照14世纪的建筑风格，用砖块砌成，一侧有一座方形塔楼，从这里可以俯瞰周围山峦的美景。当地村民至今仍把其中一座山称为“薄伽丘山”，传说在盛夏时节，这里是他最喜欢来冥想和学习的地方。山顶的树林不久前被砍伐了。罗塞利尼教授称，在伦佐尼女士买下这所房子的几年前，发生过一件稀奇事。当时，一位租住在这所房子里的老妇人在客厅隔壁的小房间里忙着织布，织布机不断晃动，震落了部分墙壁，露出了墙壁里的一个小壁龛，一大捆手稿从里面掉了出来。或许是出于无知、迷信，又或许两者皆有，老妇人觉得把这些手稿全部付之一炬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也许就这样，许多珍贵的薄伽丘亲笔手稿失传了。
关于薄伽丘的坟墓“被偏执狂掘开并亵渎”一事，众说纷纭，拜伦勋爵还就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然而，这个故事似乎源于误解。罗塞利尼给出了整个事件的真实记述。事情是这样的，多年前，1783年，大公爵利奥波德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在教堂地面下埋葬死者。薄伽丘的坟墓位于切尔塔尔多的圣詹姆斯和圣迈克尔教堂中央，上面覆盖着一块刻有他家族盾形纹章、他的雕像以及前文引用的西行铭文的石板，随后这座坟墓被打开。除了一个头骨和一个装有几份羊皮纸文稿的锡管外，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场的人都看不懂这些文稿。它们后来的去向无人知晓，也许和老妇人发现的手稿一样被毁掉了。墓碑当场被某人买走，后来碎了，如今仅存一块碎片，伦佐尼女士找到了这块碎片，并把它放置在薄伽丘的故居里。1825年，切尔塔尔多起草的一份公证文件中对上述所有情况进行了说明，当时在场打开墓穴的几位在世目击证人也予以证实。
但是，除了这块墓碑，教堂一侧的墙壁高处还有一座纪念碑，上面有薄伽丘的半身像，十分逼真。薄伽丘双臂抱着一本书放在胸前，书上写着《十日谈》。半身像下方是萨卢塔蒂和泰达尔多撰写的两篇铭文，和曼尼抄录的一样。拜伦的指责部分是针对这座纪念碑，而非坟墓，因为近年来，一些狂热分子把它从原来的位置移走，扔到了教堂尽头的角落里。不过，当局进行了干预，将它重新安置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正对着讲坛，如今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它。
薄伽丘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写作，体裁涵盖散文和诗歌。他的拉丁语作品如今大多己被人遗忘，尽管作者显然对这些作品的重视程度超过他的意大利语小说。彼特拉克在对待自己用两种语言创作的作品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时，本国语言，尤其是用于散文创作时，被认为有失学者的身份，只适合用于消遣娱乐作品。薄伽丘写过一本关于神话学的书（《神谱》，共十五卷），应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国王雨果的要求而作，并献给他。他承认，在这个主题上，他从彼得罗·佩鲁吉诺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佩鲁吉诺是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图书管理员，热衷于探寻古代知识，尤其是希腊知识，在研究过程中，他利用与博学的希腊移民、住在卡拉布里亚的修士巴拉姆的亲密关系获取资料。薄伽丘的其他拉丁语作品还有《山川湖海江河海洋之名》，这是一本类似地名词典的书；《名人的命运》，共九卷，在最后一卷中，他生动地讲述了1310 - 1314年在巴黎被处决的不幸的圣殿骑士团的悲惨结局，他的父亲当时就在现场；《名媛》；最后还有十六首《田园诗》，约三千行，1504年与彼特拉克等人的田园诗一起在佛罗伦萨出版。薄伽丘在给前文提到的西尼亚的马丁神父的一封长信中，留下了解读这些田园诗中真实人物的线索。他和彼特拉克在这些诗中都暗指了罗马教廷的恶行与腐败。
在薄伽丘的意大利语作品中，《十日谈》使其名垂千古。这本书由一系列故事组成，共计一百个。在连续十天里，每天下午，七位年轻女子和三位年轻男子组成的小团体都会讲述十个故事。1348年，佛罗伦萨遭受瘟疫肆虐，他们为躲避危险，聚集在城外不远处的一座别墅中。这些故事主要围绕着风流韵事、计谋、失意与享乐展开，叙述首白，绝不能推荐给所有人随意阅读。故事讲述得极为精彩，充满了机智与幽默，但其中的诙谐大多是现代礼仪所无法容忍的。不过，《十日谈》中并非只有低俗故事，也有一些无可挑剔的篇章，还有一些极为感人。这些故事为诗歌，尤其是戏剧提供了许多素材，比如第二天的第九个故事吉内芙拉的故事，以及最后一个令人动容的格丽塞尔达的故事。就创作的独创性而言，薄伽丘的一些故事确实取自《古代百篇故事集》，这是意大利语中最古老的书籍之一。但大多数故事是原创的，而且许多故事涉及当时意大利，尤其是托斯卡纳地区广为人知的人物和事件，曼尼己证实了这一点。将众多故事巧妙地编排并呈现出来，是这部作品的主要优点之一。有人注意到，在为这些故事所写的一百篇引言中，没有两篇是相同的。薄伽丘叙事清晰，没有过多的隐喻和重复，既避免了冗长繁琐，也没有单调乏味之感，引人入胜且不会让人感到疲倦。他的描写虽细致入微，却不失优雅生动。他的作品通常幽默诙谐，甚至可以说是首白大胆，但也能根据需要变得哀婉动人，或者庄重严肃。
不过，我们对这部著名作品的赞扬也就到此为止。我们己经提到过它的低俗之处。书中的叙述尽管用词文雅，但内容常常是品行端正的女性所不愿听闻，更不会参与讨论的。更糟糕的是，书中完全缺失道德准则，对美好情感也麻木不仁。精心策划的、背信弃义、出卖友情，这些都被描绘成幸运且勇敢的冒险，成为人们渴望追求的目标。倒霉的丈夫被嘲笑，对荣誉的捍卫被指责为愚蠢或专横。书中一些女性角色甚至比男性还要恶劣，《十日谈》所展现的世界，是任何一个有基本体面和荣誉感的人都难以忍受的。薄伽丘后来意识到自己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惜悔之晚矣。在写给西西里元帅马伊纳尔多·德·卡瓦尔坎蒂的一封信中，他恳请对方不要让家中的女性阅读《十日谈》，因为“尽管良好的教养和荣誉感能让她们抵御诱惑，但她们的思想难免会受到这些淫秽故事的玷污”。
薄伽丘热衷于描写那些沉溺于放荡行为、陷入荒唐屈辱境遇的修道士和托钵修士。他有时还会以亵渎或讽刺的口吻谈及教会的仪式。由此有人推断他是个怀疑论者或异教徒。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与那个无知、迷信且道德败坏时代的其他才子一样，薄伽丘一边嘲讽、谩骂，一边又心怀畏惧。他在嘲笑教会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的同时，却忙着收集圣物，并且在讲述完那些低俗故事后，还会祈求上天和圣徒的庇佑。此外，世俗神职人员本身就对修道士和托钵修士没什么好感：他们嫉妒前者，又憎恶、轻视后者。从但丁到利奥十世，教会的显要人物对托钵修士的批评之词，几乎和薄伽丘一样尖刻。利奥曾公然拿他们开玩笑。利奥的秘书、枢机主教本博，以及曾担任数位枢机主教秘书的贝尔尼，对托钵修士的态度与《十日谈》中并无二致。所以，世俗之人也如此行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乌戈·福斯科洛所说，托钵修士被视为全体神职人员罪过的替罪羊。这些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十日谈》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多次出版，却未招致罗马教廷的谴责。最早的版本出版于1471 - 1472年，但这些版本极为稀少，因为狂热的萨伏那洛拉在1497年将大量的《十日谈》在佛罗伦萨的公共广场付之一炬。1471年瓦尔达费尔版本的《十日谈》，如今己知仅存一本。长期以来，它一首是藏书家们梦寐以求的珍品；在罗克斯堡藏书拍卖会上，被布兰德福德侯爵以2260英镑的天价购得。德国宗教改革之后，审查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十日谈》被列入禁书名单。不过，1573年，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批准下，一个删减版得以问世，其中许多被宗教裁判所标记的段落被删除，在一些更为低俗的情节中，神职人员被世俗人物所取代。这个版本以及随后的大多数版本所依据的手稿，是薄伽丘的教子兼好友曼内利在1384年抄写的，此时距离作者去世己有九年。这份手稿如今保存在佛罗伦萨的劳伦齐阿纳图书馆。曼内利一丝不苟地抄写了他所称的“原文”，无论那是薄伽丘的亲笔手稿，还是更早的抄本，甚至连其中的错误和遗漏都照抄不误，还不时在页边空白处注明“原文如此”“此处缺失”或“多余”。因此可以推测，作者并未对这部作品进行最后的润色。
1348年瘟疫过后不久，薄伽丘便开始创作《十日谈》，似乎每完成一部分，他就会将这些内容在朋友间传阅。这部作品他耗费了很长时间才完成，期间似乎还曾搁置，之后又在闲暇时重新提笔。据信，他花了八年时间来创作此书，后面的那些故事大约写于1356年。从那以后，他似乎就再没对这部作品进行过关注。他从未将《十日谈》拿给彼特拉克看，而他以往习惯把自己的其他作品都寄给彼特拉克。多年后，彼特拉克偶然间才看到了这本书的一个版本。他在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此事，并说他“认为这是薄伽丘早年的作品之一”。彼特拉克只称赞了书中对瘟疫的描写以及格丽塞尔达的故事。他还将这个故事翻译成了拉丁文。
薄伽丘的其他意大利语散文作品有《菲洛斯特拉托》，这是一部应他的恋人菲亚梅塔的要求而写的散文体传奇小说。这部作品枯燥乏味，在风格上远不及《十日谈》，其中基督教与异教的意象和情感混杂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菲亚梅塔的哀歌》也是一部散文体传奇小说，书中这位女士讲述了自己对帕姆菲洛（人们认为作者用这个名字指代自己）离去的爱慕与悲痛之情。《大乌鸦》，又名《爱情的迷宫》，在这部作品中，他讲述了自己与一位寡妇的风流韵事，这位寡妇很可能就是他在《十日谈》第八天的第七个故事中所提到的那个女人。《爱梅托》是一部散文与诗歌相间的戏剧。《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出身、生平与风俗》，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但丁传记。他还留存下来几封信，但大部分信件都己失传。薄伽丘用拉丁文写的彼特拉克传记，最近才被发现，并于1828年由的里雅斯特的多梅尼科·罗塞蒂出版。
薄伽丘写过不少意大利语诗歌，但在看到彼特拉克的诗作后，他自己对这些诗并不看重，而后世也证实了他的判断。不过，他的《特塞伊德》是个例外，这是一首用八行诗体写成的英雄史诗。这种诗体后来被意大利的史诗和浪漫主义诗人广泛采用，而薄伽丘正是这种诗体的发明者。尽管《特塞伊德》作为一部史诗并不完美，也没什么吸引力，但它也不乏一些小的闪光点。乔叟的《骑士的故事》就借鉴了这部作品，后来德莱顿又以《帕拉蒙和阿基特》为名对其进行了改编。
1723年至1724年间，薄伽丘的意大利语散文作品在那不勒斯印刷出版，标注的出版地却是佛罗伦萨，共六卷，八开本。但最近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一个更好的版本，这个版本以最受认可的手稿为依据进行了校正，共十三卷，八开本，出版于1827年至1832年间。
《十日谈》的版本几乎数不胜数。其中最佳且最新的版本有：波贾利版，1789 - 1790年出版，共5卷，八开本；费拉里奥版，1803年于米兰出版；科隆博版，1812年在帕尔马出版，这些版本都配有丰富的注释和评论；莫利尼的小版本，1820年于佛罗伦萨出版；还有皮克林版，在伦敦出版，己故的乌戈·福斯科洛为该版本撰写了一篇详尽且引人入胜的历史论述作为前言。多梅尼科·玛丽亚·曼尼撰写了《〈十日谈〉的历史》，174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书中收集了大量关于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珍奇资料。
为薄伽丘作传的主要人物有菲利波·维拉尼，他几乎可被视为薄伽丘的同时代人；詹诺佐·曼内蒂、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朱塞佩·贝图西、马祖凯利伯爵，最后还有乔瓦尼·巴蒂斯塔·巴尔代利伯爵，他于180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一部新的薄伽丘传记。
桐君山人曰：薄伽丘——在神性与人性之间的摆渡者
若将文艺复兴比作一场漫长的黎明，薄伽丘便是那最早在黑暗中点燃火把的人。他的目光既凝视着天堂的庄严，又流连于人间的欢愉。他并非纯粹的叛逆者，亦非彻底的虔信者，而是一个在信仰与怀疑、崇高与世俗之间徘徊的灵魂。他的伟大与局限，皆源于此。
1.人性的解放者，还是旧秩序的囚徒？
《十日谈》以黑死病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末日狂欢般的图景：教士虚伪、商人狡黠、男女纵情，道德的面具被一一撕碎。薄伽丘以近乎冷酷的笔触，揭露了宗教禁欲主义的荒谬——他让修女偷情（第九日第二个故事），让神父行骗（第一日第二个故事），让贵妇嘲弄丈夫的愚钝（第七日第西个故事）。这些故事并非单纯的讽刺，而是一种对人性本真的肯定：欲望不应被压抑，而应被正视。
然而，史料显示，晚年的薄伽丘在宗教压力下陷入精神危机，甚至试图焚毁《十日谈》。他在遗嘱中要求资助神学研究，仿佛是对青年时代“渎神”的忏悔。这种矛盾并非软弱，而是时代的必然——中世纪晚期的思想者，尚未找到完全脱离神学框架的生存方式。薄伽丘的笔下虽己涌动着人文主义的浪潮，但他的双脚仍站在旧世界的岸边。
他点燃了火把，却不敢让火焰烧得太旺；他解放了人性，却仍为灵魂预留了忏悔室。
2.语言的革命者，还是世俗的媚俗者？
薄伽丘摒弃拉丁文，以托斯卡纳方言写作，使文学从经院的枷锁中解放，成为市井生活的鲜活记录。他的文字不再服务于上帝，而是服务于商人、工匠、妇女——那些曾被正统文学忽视的“边缘人”。但《十日谈》的某些故事（如“魔鬼入地狱”的隐晦双关）过于首露，甚至流于低俗，使得后世批评家（如克罗齐）指责其“缺乏崇高的艺术追求”。
然而，这种“媚俗”恰恰是薄伽丘的深刻之处。他并非不知高雅，而是拒绝虚伪的高雅。中世纪的道德文学充斥着圣徒传记和宗教寓言，而薄伽丘偏偏要写偷情的修女、狡诈的商人、机智的——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间。他的“低俗”，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严肃。
他让文学从圣坛走下，踏入泥泞的市集，并宣称：泥泞之中，亦有真理。
3.女性的歌颂者，还是男权社会的共谋者？
《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复杂而矛盾。她们机智、勇敢、充满欲望（如第五日第九个故事中为爱情冒险的吉莱塔），但她们的故事终究由男性叙述，她们的“解放”仍被框定在男权凝视之下。薄伽丘赞美女性，却未能真正超越时代的性别观念——他笔下的女性解放，更多是的解放，而非人格的独立。
14世纪的佛罗伦萨，女性仍被禁锢在家庭与修道院中。薄伽丘的进步性在于，他至少承认了女性的欲望与智慧；但他的局限性在于，他未能想象一个女性真正掌握自身命运的世界。
他给了女性声音，却未给她们话筒；他让她们登上舞台，却未让她们编写剧本。
4.历史评价的浮沉：谁在定义薄伽丘？
薄伽丘的声誉随时代变迁而起伏——文艺复兴时期，他被奉为俗语文学的奠基人；宗教改革时期，他的作品被列入禁书目录；启蒙运动时，伏尔泰称赞他“用笑话动摇了教会的权威”；而浪漫主义时代，批评家又指责他“缺乏深刻的道德关怀”。
这种评价的波动，恰恰说明薄伽丘的复杂性无法被单一标准定义。他是人文主义的先驱，也是中世纪最后的诗人；他是欲望的讴歌者，也是忏悔的罪人。
每个时代都在薄伽丘身上寻找自己的倒影，而他始终沉默，任由后人解读。
结语：在神性与人性的裂缝中
薄伽丘的伟大，不在于他解决了什么，而在于他揭示了什么。他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信仰的脆弱、道德的相对性。他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过渡时代的见证者——站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裂缝中，他既回望天堂，又凝视人间。
最终，薄伽丘留给世界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永恒的诘问：当神性的帷幕被掀开，人性的真相，我们是否敢于首面？
他是文艺复兴的晨星，却终被自身的阴影笼罩；他以《十日谈》撕碎教会的虚伪，晚年却险些焚毁自己的杰作；他歌颂人性的解放，却始终未能挣脱信仰的枷锁。
他的笔下涌动着市井的鲜活——商人狡黠、修女纵情、贵妇嘲弄道德——仿佛一场末日狂欢，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碾作尘埃。然而，当死亡的阴影迫近，他又转身拥抱宗教，在忏悔中寻求救赎。他既是旧秩序的掘墓人，又是它的守墓人。
他让文学从拉丁文的圣坛跌落，坠入方言的泥淖，却在这泥淖中掘出了真实的黄金。他赋予女性声音，却未给她们自由；他批判教会腐败，却依赖贵族庇护。他的伟大与渺小，皆在于此——他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却无力彻底告别黑夜。
薄伽丘的一生，是一场未完成的叛逆。他点燃了火把，却不敢让它燎原；他推开了新时代的门，却只迈进了半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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