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赐急了，于是，急迫“曰”：孰知之（《国语·晋语》？
人急乱说话，共赐的意思是：又没人知道这是你给丕郑的建议，别钻牛角尖，快逃吧。
共华再次拒绝：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谋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无勇。任大恶三，行将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国语·晋语》）。
共华告诉哥哥：不行。我心知肚明却昧着良心，是不信；为人谋划，却使人遭受灭顶之灾，是不智；害死丕郑，自己却怕死，是不勇。我身负三大恶名，何处可安身？你走吧，我姑且等待死神降临。
什么是“信”？
共华就是。
这，其实就是儒家核心思想中的“信”。
信：就是诚信，就是信任；就是立身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国家要“敬事而信”。君子应当言行一致，诚实笃信。
不言而喻，共华乃铮铮汉子。
史书对共华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只此一笔，也不愧青史留名。
结局，共华包括七舆大夫在内的所有晋国军队高层，共赴国难。
如此，晋国军队高层无论是里克的余党，还是支持重耳公子的孽障，一网打尽。
七舆大夫作为公族战车部队指挥官（《周礼·夏官》“舆司马掌车”），虽非最高统帅，却掌控都城卫戍。晋惠公清洗该集团，实为瓦解公族武装，与曲沃代翼后“无畜群公子”政策（《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一脉相承。
据侯马盟书坑67出土“丕显晋公”类诅咒盟辞，证明晋惠公系，对反对派的持续镇压。其中“麻夷非是（灭族）”条款，与诛七舆大夫事件形成互文，反映晋国公族政治的血腥转型。
遥想当年，七舆大夫排名第二的贾华受晋献公指令，带大军围剿屈邑，却有意网开一面，放过当年的夷吾公子如今的晋惠公一命，使之有足够的时间逃之夭夭。
而现在，晋惠公一遭翻身，杀起人来，却没有一丝丝儿的怜悯。
杀伐大开，晋惠公是否也有恻隐之心，其实没人知道。人们知道是是，为了安全计，还是杀完了事。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留一个活口，天知道是不是留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
这一局，晋惠公、郤芮等完胜
行文至此，还是给一个小小的总结。从申生死，到里克丕郑七舆大夫被晋惠公清除，看里克丕郑之流的所作所为，多少有政治投机之嫌疑。
当时的申生，驻守曲沃，掌控下军。事实上己经掌握了晋国的半壁江山，而且军队的上层几乎都偏向于他。这与后世的刘邦想要更换太子的事态，差不多如出一辙。但是，最终刘邦放弃了更换太子的打算。不是因为刘邦良心发现，而是刘邦的太子刘盈（包括刘盈背后的吕后）得到了朝堂上多数大臣的支持，特别是军队上层的支持。
不好意思，在申生特别需要军队上层支持的关键时刻，里克丕郑却选择了明哲保身。
刘盈的确有外戚（吕后）的支持。
看起来，申生己经没有了母亲，但申生的母家却是当时那个时候如日中天的强大的齐国。这，百分之一万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力量。但里克们的左右摇摆，最终促使申生选择了灭亡。
如果，里克们当真忠于晋献公，我也不会多这个嘴。关键的问题是，晋献公尸骨未寒，里克即连杀两任国君。显然，这个“忠”，与里克们肯定风马牛不相及。
接着，重耳公子拒绝回国登基。里克事实上看出了重耳公子推拒的潜台词，那就是：前提，交出军队。于是，又转而迎拥公子夷吾。不曾想，夷吾阴狠，一旦过河，必然撤桥。
掂量来掂量去，还是公子重耳仁德，于是又在暗中搅动朝局，以达迎回重耳更换夷吾之目的。
这中间，事实上彰显着里克们想要掌控晋国朝堂的野心。
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大臣，放在任何朝代，都只能用两个字概括，这两个字就是：该死！
里克集团通过“目光政治”操控权力——与重耳交换眼色即达共识（“一眼色，心领神会”），这种非言语权力网络，恰是《史记·晋世家》“惠公畏群公子”的根源。诛杀七舆大夫实为摧毁这种身体规训体系。
晋惠公一口气把晋国军队的上层通通咔嚓，自然也为自己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然后，晋惠公就当真被国内国际舆论推置于风口浪尖之上，任凭风吹浪打。
于是，司马迁就给晋惠公下了一个批语：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史记·晋世家》）。
这个批语是，晋惠公登基之初，即违背给予秦国城邑和里克等土地的承诺，并痛下杀手咔嚓掉七舆大夫，严重背信弃义。所以，晋国人民都不愿意归顺于他。
同时，国际社会也对晋惠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派，给予了无情鞭挞。公元前649年，代表周天子到访晋国的周王朝大夫召公，就首接对晋惠公当面讥讽。
左丘明是这样记载的：召公讥之（《史记·晋世家》）。
也许，实在吹得浑身颤抖，又或者，实在被打得全身青痛。于是，晋惠公就把人渣与无奈玩了一个酣畅淋漓。左丘明先生就这样记载了他的冠冕堂皇的无耻表演：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国语·晋语》）。
这意思是，不是我的错，我现在后悔啊。这都是郤芮出的馊主意，使我杀了国家重臣。
这与我们今天的某些机构，在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重大错误之后，给出的解释，百分之一万如出一辙：不是机构的问题，也与机构领导无涉，都是临时工惹的祸。
原来，晋惠公都把今天的“甩锅”，运用得炉火纯青。
难不成，这仁兄也是现代某官吏的穿越？
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晋惠公“委罪郤芮”，与罗马皇帝提比略流放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塔西佗《编年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利。
皆属“结构性替罪”——通过牺牲权力伙伴维持系统稳定，印证勒内·吉拉尔《暴力与神圣》的替罪羊理论。
于是，晋国大夫郭偃当即给予了一个诅咒式的箴言：不谋而谏者，冀芮也。不图而杀者，君也。不谋而谏，不忠。不图而杀，不祥。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志道者勿忘，将及矣（《国语·晋语》）！
这意思是：不以国家大局为重，出馊主意根除异己，是郤芮；没有深思熟虑即痛下杀手，则是国君本人。不为江山社稷考虑而进谗言，是不忠；不经多方考量就轻易杀戮，是不祥。不忠，必将受到惩罚，死之蒙辱；不详，必遭天谴，后嗣绝绝。不久的将来，箴言必现。
这段批语，给我的感觉是，春秋晋国的那个时候，其言论居然如此自由。
这种诅咒国君以及核心层大臣的箴言，居然脱口就出。
这不就是吃国家饭，砸国家锅，长外国敌对势力的言论吗？
不得不说的是，郭偃“罹天之祸”预言，其实是巫史话语权的展示。
据殷墟YH127坑出土的卜辞，也常见“祸凡有疾”类诅咒。周原甲骨H11:84载“楚伯乞今秋来，于王其则”，证明先秦巫史通过“天罚”话语制衡君权。
那么，晋惠公包括郤芮，会如郭偃箴言一样，下场如斯吗？
别急，我们让子弹飞上一会儿。
我们后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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