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跑了。
说跑了，可能不太贴切，应该用“逃”字来形容更为精准。
张主任一行人，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带着京城的尚方宝剑，
准备在汉东这块地头上，给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走的时候，却是灰头土脸，连夜乘坐最早一班飞机离开的，走得比奔丧还急。
他们带走的，不是孙连成的口供，而是一块滚烫的山芋——那个存着刘富贵罪证，并且首接指向京城王少的硬盘。
这块硬盘，是祁同伟硬塞给他们的。
“张主任，这可是你们调查组在汉东取得的重大战果，是我们汉东省委全力配合你们工作的结果。
这么大的功劳，你们可不能推辞啊。”
张主任想不接，可祁同伟当着沙瑞金和李达康的面，笑眯眯的对他们说的。
一句话，就把他们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
他们要么拿着这颗炸弹回京城，炸响王家的大门，戴罪立功。
要么，就等着祁同伟把他们被刘富贵腐蚀，充当保护伞的证据，送到他们上级的上级的案头。
怎么选，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李达康看着调查组落荒而逃的背影，激动得满脸通红，一巴掌拍在自己大腿上，震得会议室的桌子都嗡嗡响。
“痛快！太痛快了！”
他指着祁同伟，话都说不利索了。
“你……你这脑子，是量子计算机吗？我还在想怎么跟他们解释，你倒好，首接把他们变成了咱们的侦察兵！”
沙瑞金也是一脸复杂的笑容，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震动。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省委书记，很多时候像是个观众，负责在祁同伟排演完一出惊天大戏后，上台来鼓掌和剪彩。
“同伟同志，这一手釜底抽薪，玩得漂亮。
但是，京城的王家，不是秦家。
秦家是日暮西山，而王家，正是如日中天。
你把他们的脸按在地上摩擦，他们接下来的反扑，恐怕会是雷霆万钧。”
他话锋一转，眼神变得凝重。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祁同伟的语气很平静。
“他们不来，我还要去找他们。有些账，早晚要算。”
他身上那股睥睨一切的气势，让沙瑞金和李达康都为之侧目。
他们知道，祁同伟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小小的汉东。
解决了外部矛盾，祁同伟把目光重新投回了汉东内部。
他把一份崭新的人事任命文件，递给了李达康。
“光明区区委书记，易学习。林城县县委书记，由原光明区办公室主任丁义珍担任。”
李达康看到易学习的名字，连连点头，这是他早就想提拔的干部，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可当他看到丁义珍的名字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丁义珍？就是那个跟在孙连成屁股后面，记笔记说要用玄学解决问题的那个马屁精？！”
李达康的嗓门又提了起来。
“你让他去当林城县的一把手？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矛盾比牛毛还多，他去了能干嘛？给老百姓算命吗？”
安欣站在一旁，也是一脸不解。
那个丁义珍，一看就是个投机钻营、华而不实的角色，怎么会入得了祁厅长的法眼？
“达康书记，你觉得，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
祁同伟反问道。
“那还用说？当然是像易学习这样，能干事，肯干事，干得成事的！”
李达康不假思索地回答。
“没错。易学习是千里马，把他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他能日行千里。但是，”
祁同伟笑了笑。
“千里马也需要吃草，也需要一个好的马厩。
林城县现在百废待兴，大风厂的改造刚刚启动，几百亿的国际投资和国内配套资金即将涌入。
这么大一块蛋糕，你猜，会不会有狼盯上？”
李达康瞬间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让丁义珍这个马屁精，去当挡箭牌和看门狗？”
“看门狗这个词，不太准确。”
祁同伟纠正道。
“我更喜欢称之为压力测试器。丁义珍这种人，没什么能力，但有一样东西特别灵敏，那就是对利益的嗅觉。
谁想伸手，谁想捞油水，他一定是第一个凑上去的。
我们只要盯住他，就能顺藤摸瓜，把那些藏在暗处的狼，一网打尽。”
“而且，丁义珍这种人，为了头上的乌纱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再给他头顶悬一把剑，他会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去维护项目的稳定。
因为他知道，项目一旦出问题，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他。”
李达康听得目瞪口呆，他感觉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对祁同伟的认知，又一次被刷新了。
用人所长，这谁都懂。
可把一个干部的缺点，用到极致，变成一种独特的优势，这己经不是权谋，这是艺术了。
“高！实在是高！”
李达康由衷地赞叹道。
“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马屁精还能这么用？
我这就去安排！我倒要看看，他丁义珍到了林城县，是先给县委大楼看风水，还是先抱着那几十亿的资金瑟瑟发抖！”
李达康风风火火地走了，他现在是祁同伟最忠实的执行者，思路跟不上没关系，只要执行力拉满就行。
然而，京城的反击，比沙瑞金预料的来得更快，也更诡异。
他们没有动用任何行政力量，也没有在经济上搞什么小动作。
三天后，一篇署名为方振华的深度报道，出现在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期刊《求是内参》上。
文章的标题很耐人寻味——《能吏与酷吏：汉东样本的观察与思考》。
方振华，这个名字在新闻界，代表着客观、深度和良知。
他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记者，一辈子没写过一篇违心的话，以风骨卓著闻名。
他的文章，向来被视为高层决策的重要参考。
这篇文章，没有指名道姓。
但字里行间，无不指向了汉东，指向了那个以雷霆手段掀起反腐风暴的年轻领导。
文章一方面肯定了汉东在反腐、改革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称之为沉疴用猛药的典范。
但笔锋一转，却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忧虑。
文章写道：“……我们欣喜于恶霸的倒台，也振奋于效率的提升。
但我们更应警惕，一种以结果正义为名，行程序失范之实的危险倾向。
当一个地方的治理，过度依赖于某一个能人的铁腕与决断，当他说了算取代了制度说了算，那么，我们究竟是在走向法治，还是在重蹈人治的覆辙？”
“……当干部队伍中，弥漫的是对某个个体的恐惧，而非对党纪国法的敬畏时，我们收获的，可能只是短暂的清明。
一旦这位能吏离开，或者，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位能吏的权力失去监督，他会不会变成另一位不受约束的酷吏？
这种以霹雳手段建立的权威，究竟是砸碎了旧的枷锁，还是为自己套上了新的皇袍？”
这篇文章，像一把淬了毒的软刀子，角度刁钻，杀人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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