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面评价：守成之主的政治能力与历史功绩
1. 军事与边防：巩固曹魏疆域的实干者
- 平定辽东：238年派司马懿剿灭公孙渊，彻底终结辽东割据，被视为曹叡统治期的重大功绩。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魏明帝遣司马懿灭公孙渊，收辽东地，自汉以来，辽东久为边患，至是始定。”
认为此举消除了北方隐患，巩固了曹魏版图。
- 抵御蜀吴：对诸葛亮北伐采取防御策略，多次成功阻击蜀军（如231年卤城之战后司马懿坚守不战），对东吴则在石亭之战后转为守势，维持了边境稳定。
《三国志》称其“潜神默规，自当谋臣之表”，肯定其战略部署能力。
2. 政治与律法：制度建设的推动者
- 修订《魏律》，简化汉代律法，被《晋书·刑法志》视为“秦汉以来法律之重大改革”，为后世律法完善奠定基础；下令选拔人才时“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延续了曹操的用人政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体系的效率。
- 平衡辅政大臣势力：
即位初期迅速稳定曹休、曹真与司马懿的关系，避免权力内斗，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
“明帝初立，能制御权臣，非庸主也。”
3. 文化素养：兼具才情的文人帝王
曹叡擅长诗文，其作品被收录于《魏文帝集》（后人辑录），如《步出夏门行》“静夜不能寐，耳听众禽鸣”，风格清丽，兼具抒情与哲思。
清代文人沈德潜《古诗源》评价其诗“时有逸气，不逮父兄，而章法可观”，认为其文学成就虽不及曹操、曹丕，但仍具个人特色。
二、负面评价：奢侈怠政与帝国衰落的始作俑者
1. 大兴土木：耗尽民力的暴君形象
- 据《三国志》《资治通鉴》记载，曹叡在位后期大修洛阳宫、许昌宫，“起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甚至强征民女充实后宫，导致“百姓失农时，饥寒并至”。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首接将其与隋炀帝并列：
“明帝骄奢，府库空竭，身死未几，社稷倾危，此其鉴也。”
认为奢侈是曹魏灭亡的重要诱因。
-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判：
“魏明帝好土功，大营宫室，百姓劳怨，天下骚动”，将其行为视为“不恤民力”的典型，与“明君”标准截然对立。
2. 怠于朝政与权力失衡：为司马氏专权埋下隐患
- 曹叡后期沉迷享乐，常居深宫，减少与外朝沟通，导致“群下不敢复正”（《魏略》）。
更关键的是，他临终前仓促立幼主曹芳，并任命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未能妥善制衡权力，最终引发曹爽专权与司马懿篡权的连锁反应。
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
“曹叡之昏，不在于奢，而在于托孤之非人，使司马懿操废立之权，魏之亡，叡实致之。”
3. 统治短视：缺乏长远政治规划
- 曹叡未能延续曹操、曹丕的治国理念，忽视民生与社会矛盾。
清代学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
“明帝承太祖、文皇帝之余烈，内有武宣之德，外有群贤之助，而不能建德垂风，徒以宫室为务，惜哉！”
认为其缺乏“建德垂风”的长远眼光，仅满足于短期统治稳定。
三、争议焦点：“明”与“昏”的矛盾性解读
1. “明主”与“昏君”的双重标签
- 《三国志》对曹叡的评价极具代表性：
陈寿先赞其“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肯定其前期治国能力；
又斥其“奢淫过度，雕饰器物，动费万计”，批判后期腐败，形成“明于初而昏于终”的矛盾定位。
- 现代史学界对此仍存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曹叡的“奢侈”是帝王集权的正常表现，其军事与制度建设功绩应被重视；
另一部分则强调，他对民生的忽视和权力分配的失误，首接加速了曹魏灭亡，“昏君”标签难以洗脱。
2. 责任归属：个人失误还是时代必然？
- 传统史观多将曹魏衰落归咎于曹叡个人，如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称：
“魏之亡，亡于明帝之奢淫也。”
- 现代学者则倾向于从时代背景分析：曹叡继位时，曹魏政权己面临士族势力崛起、宗室力量弱化的结构性矛盾，其统治失误是个人能力与制度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吕思勉《中国通史》提到：
“明帝之荒淫，特其表面之失，曹魏之亡，实由宗室微弱，而司马氏权重也。”
西、特殊视角：被低估的“过渡型帝王”
1. 承上启下的历史定位
- 部分学者认为，曹叡的统治是曹魏从创业到守成的关键过渡。
他虽未开创盛世，却成功维系了曹操、曹丕打下的基业，尤其是平定辽东、修订律法等举措，对后世产生了实际影响。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中国中古史》中提出：
“魏明帝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节点，其制度建设为西晋奠定了基础。”
- 对文化的贡献也被重新审视：曹叡推动典籍整理与文学创作，客观上促进了建安文学的延续，其个人作品中的抒情风格对后世诗歌有一定影响。
2. 与其他帝王的对比评价
- 相较于汉武帝（前期雄才大略、后期穷兵黩武），曹叡的“功过”更为集中：统治前期与后期的反差更剧烈，导致评价两极分化。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说：
“明帝之治，有类汉武，然武有轮台之悔，而明帝无改弦之思，此其所以不如也。”
认为他缺乏汉武帝晚年的反思能力。
总结：多面性评价中的历史逻辑
后世对曹叡的评价之所以分歧显著，本质在于其统治兼具“建设”与“破坏”的双重属性：
他是巩固疆域的实干者，也是耗尽民力的奢侈君主；
是平衡权力的政治家，也是埋下隐患的短视帝王。
这种矛盾性既源于他个人的行为反差，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对帝王“德才兼备”的理想化要求与现实统治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
正如王夫之所说：“曹叡之得失，非独人也，时势使然也。”
对他的评价，始终离不开对具体历史语境的还原与多重维度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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